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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寻根问底
当丁·图维恩最终把她的三轮摩托车开到废品商那里时，时机正好。在路途中，她有三次不得不用脚踢车，使它起死回生。然而，每一脚都像踢到了自己的肚子上。是的，也许无论如何她都得再买一辆。是的，这座城市和其道路充满了成千上万的其他机会。但是，河内[1]街道上车轮颠簸的节奏，似乎与她的血液在血管中流淌的节奏完美地同频——那是和她父亲一样的血液，一样的节奏。
然而，她再也感觉不到那种节奏了。她的股利支票足以让她买一台可恶的、毁了她生活的现代化汽车，但它带来的行驶体验太完美了，它的表面太光亮了，以至于连她失去的世界的一点暗示都没有。这是一个她无法释怀的世界。她知道有几十、数千甚至数百万像她一样无法忍受现代生活的人。他们会听到她的呼喊。全世界都会听到她的呼喊。
她找到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在广场上，她上学时学的英语派上了用场。通过在虚拟现实中的咖啡馆和硬马路上游行，她的生活再次充满了意义。作为一位来自亚洲某个角落的孤独的中年老姑娘，她很快就成了那些拒绝机器人和各种应用、签证文件和发言权积分的代言人。她的声音代表着祖国，一种遗失的生活。
然而，尽管受到了如此多的关注，图维恩却对她的运动所受到的冷嘲热讽和狭隘反应感到失望。为什么其他人不明白，教计算机制作河粉，或在韩国某家自动驾驶汽车厂监督机器人，并不是他们从小梦想的职业，也不是他们所应得的？一些人最初做出了回应，但在美国市场开始动荡的那一刻，就连图维恩的邻居们也开始对她的抗议感到焦虑不安。她为什么要冒让他们失去所有收益的风险？
因此，图维恩开始周游全国及世界各地，寻找少数不愿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数据和共有资本这个魔鬼的旅伴。她在网上找到了她的同胞，从温尼伯到塔什干，在这些地方，她通过把这些人团结起来取得了上百场胜利。她的“保卫我们的世界”（Defend our World，DoW）运动成了一个悖论：极度的地方主义，与当地的土壤和传统联系紧密，而几乎每一次会议都依赖于自动翻译和虚拟现实的远程呈现。只有极少数的公民愿意加入进来，未能形成关键性的多数派。是的，他们在许多小城镇都赢得了地方议会席位，当运气足够好的时候，他们的成员中有足够多的人来自西伯利亚或与新西伯利亚有联系，他们甚至赢得了市长的席位。
但是，当他们的组织每次开始向外拓展时，自由派（包括富人和穷人）总是会听闻风声，并蜂拥而至，永远买下比DoW多的选票。因此DoW运动变得更像是一种娱乐、一种社交网络和聊天方式，而不像一场真正的政治运动。
正是如此，图维恩发现她的生活在发生变化。几年后她意识到，她从来没有从事过她所憎恨的工作，但她挣的钱也远比她以前当司机时挣得多，而且大部分正是来自于她发誓要避免的那些来源。她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级名人。她对自己和其他许多位父亲的生活进行的虚拟再创造，共获得了数百万次的使用和数十亿越南盾（数千万美元）。她独特的经历和全球对她的运动的迷恋（甚至有时是病态的），使得对她进行报道并监视她的一举一动所带来的价值更是数倍于此。很快，她就成了越南最富有的女性之一。
她也意识到，她的新事业——为找回其遗失的旧生活而不懈奋斗，在很多方面为她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她理想中的比以前拥有更多的财富。她开始想知道还有什么其他途径能带来这种意义，以及她所掀起的整个运动是不是最终只是某种自私自利的把戏。她开始认为自己是个伪君子，于是把积累的大部分财富都用来建立慈善机构，帮助那些被科技所替代而失业的越南人民，并解散了她的运动。
她将自己的余生致力于学习新一代的虚拟现实技术，并周游世界，帮助像她这样的人来纪念遗失的21世纪初期的那种生活。她很快就雇用了大批失业工人，他们怀揣着清晰的梦想，并部分地因为图维恩的政治运动，使其达到了“复古”运动的高潮。她的运动注定是一场反叛，但作为一项事业却成功了，因为它既拯救了许多与她产生共鸣的人，又造就了21世纪末一个伟大的品牌。
我们在前面章节中的提议每项都自成一体，也应该加以相应的评估。然而，将这些提议放在一起进行思考，使人们能够看到它们如何反映出一个共同的愿景，从而阐明了我们引用乔治的言论所带来的悖论。自由放任政策往往指的是不受约束的市场竞争。至少在乔治的时代，社会主义旨在实现以相当程度的共同所有权和公共物品取代私有财产和私有物品的主导地位，同时大幅度减少不平等的“崇高理想”。我们的分析表明，正如流行的讨论所暗示的那样，这些想法并不相互对立，相反，它们相辅相成。在本章中，我们展示了这一共同愿景，并围绕着经济、政治、国际形势和社会四个主题整合我们的思想。我们还在高度思辨和理想主义的脉络下，讨论如何通过采用整套建议而使每一个都能扩展到新的领域。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种扩展在目前是正当的，而是因为其有助于揭示我们的方法的逻辑和局限性，同时我们希望这能推动更深层次的讨论。
经济
对富裕国家面临的经济挑战的担忧分为两类，并通常被视为是相互对立的。一方面，“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基于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的技术进步将会加速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代工人，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失序。1机器人将会取代服务员，无人机将取代快递员，也许，机器人甚至在将来可以替代恋人，就像斯派克·琼斯（Spike Jonze）在2013年的电影《她》中所演的那样。而这意味着工人将会被取代。因此，技术乐观主义者对生产率增长持乐观态度，但对就业持悲观态度，他们预计失业率会上升，并将成为社会局势紧张的中心因素。
“技术悲观主义者”持相反的观点。2他们预计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将持续下滑，而且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他们怀疑技术进步在娱乐和通信领域之外的价值，同时也怀疑人工智能（AI）将大规模取代工人。他们对比了电气化所带来的大规模社会变化和智能手机提供的增值娱乐，公共卫生和抗生素带来的人类长寿和干细胞研究尚未实现的承诺，以及流水线生产技术的根本变革和3D打印技术迄今为止有限的影响。因此，尽管他们对增长持悲观态度，但相比技术乐观主义者，他们很少担忧工人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大部分对此的辩论都涉及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技术可行性和创造性突破，对此我们几乎没有发言权。然而，我们在这本书中所形成的观点与此两种完全相反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反对贯穿辩论的有关生产力与就业之间存在权衡关系的假设。市场力量是我们所持的经济观点的基础，它同时阻碍生产和抑制就业。3囤积财产，使其脱离最具生产力的用途，不仅会造成失业，还会降低经济增长。无论是投资机构还是自然产生的买家垄断势力，都会导致人为失业，从而压低工资并使工作贬值。将贫穷国家的工人排除在富裕国家所提供的机会之外，会降低全球生产率，并可能通过促进自动化从总体上减少工作的机会。而就业乏力和生产率增长低下是由于体制失灵而不是技术变化造成的。
因此，我们认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在经济的形成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结束农奴制和奴隶制的自由主义改革与点燃工业革命的蒸汽机一样重要。反垄断改革、劳工运动和福利制度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富裕国家高生产率和高就业率的发展阶段提供了支持。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全球化，而不仅仅是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对于在过去30年将这种增长传播到贫穷国家来说至关重要。配以适当的体制改革，我们也许可以避免大规模失业和增长缓慢所带来的危险。否则，这两个问题将很可能恶化。4
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解释的那样，COST将会通过减少垄断力量来提高经济的效率。因为商品将更快地流向其最有价值的用途，经济增长将有所回升。由于资产价格会下跌，价格差额会损害富人的利益，帮助穷人，不平等将会减少。这种更有效率的提高税收的方式，将会使为人民造福的公共物品提供资金和向那些不被市场认可的人才提供社会红利的成本更低。对机构投资的限制也会降低市场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
QV将会放大这些积极影响。经济效率低下的最大原因之一是选择公共物品的原始方式。在目前的制度下，从公众筹集的税收往往流向特殊利益集团，或者以为大多数人设计的低效福利的形式循环使用。通过将政治体制“市场化”，QV将有助于确保公共物品反映广大公众的偏好，而不是其中的少部分人。
我们关于移民和将数据视为劳动成果的提议可以极大地减少就业不充分的情况。这两项提议都扩大了劳动力市场并赋予了工人更多权力。移民提议将富裕国家的被动消费者/劳工转变为视移民为经济机遇而非劳动竞争的企业家。数据提议将数字经济中的被动消费者转变为索取服务补偿的数据劳动者。这两项提议使劳动力市场跨越国界，进入数字领域。
我们的提议综合在一起，足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解决“滞偏”问题。结合我们在各个章节中的估计，我们的提议将使收入前1%的人群所拥有的财富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降低到远远低于21世纪中叶的低点。它们也将终结作为人与人不平等的一个主要来源的财富不均问题，因为财富的再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将被COST均分。一个激进的市场将只允许因为人的自然能力不同所造成的不平等存在。
要明白这点，试想对财富及其资助的社会红利征收COST将如何应对技术变革。如果人工越来越多地被AI所取代，并且事实证明人类在数据劳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重要，那么资本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就会大幅增加。假设这一份额高达90%：我们的COST所带来的收入将增加到国民收入的60%（因为它是为占据2/3的资本份额而设计的），并能资助所有公民达到富裕的生活。例如，即使在目前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假设这种税收成了美国唯一的税收来源，其将为一个四口之家提供每年近9万美元的收入。但是，如果劳动力仍然重要，我们的社会红利将处于足够低的水平以至于大部分人仍需要参加工作，向AI提供有价值的数据并接收外来务工人员以增补他们的收入。如上文所述，更平等地分配这些获得的利益将确保持续的平等。
我们的提议还将解决经济停滞的问题。加在一起（将每一章中得出的估计数加总），全球经济规模将增加1/3。这将足以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将经济增长恢复到战后初期的大致水平。随着不平等程度的降低，这将使中等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提高一倍，并且会使收入前1%人群的绝对幸福水平降低大约1/3。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增长率将会与1945~1975年黄金时期的增长率接近。当然，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确保跨越式的增长，正如我们现在所说明的那样，我们的想法如果能相互配合，加上进一步的技术进步，这样的前景是可以被描绘的。
考虑一下COST的一个非常激进的延伸：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指的是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培训，它有点像实物资本（如土地、工厂等），因为它能使持有者在投资中获得额外的利润。但这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不同的，下面我们将会阐明原因。
要理解对人力资本征收COST是如何运作的，可以想象一下，人们要对自己的时间价值进行自我评估，基于此进行纳税，并随时准备为任何愿意支付这一价值的雇主工作。以一位外科医生为例，他宣称他做胆囊手术的价格是2000美元。他将根据这一数额进行纳税，并对任何支付这一数额的人进行手术。税收可以防止他高估自己的时间价值，从而使需要帮助的社区能够得到服务，而随叫随到的需要将避免他设定过低的工资。
原则上，对人力资本征收COST将是极有价值的。事实上，它将消除我们尚未解决的对平等和生产力的最大威胁，即最有才华的人（顶尖的科学家、律师、会计、艺人、金融奇才）有拒绝提供其服务的能力，除非被支付垄断价格。对有形资本征收COST根本无法解决此问题，而这也是过去半个世纪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旦我们的其他提议解决了大多数其他造成不平等的根源，这很可能就成为社会局势紧张的主要根源，尤其是当遗传工程和控制论重新界定了对人类能力的投资时。
此外，对人力资本征收COST将消除目前影响工作积极性的最大因素之一——所得税。通过对产生收入的基本人力资本征税代替对收入进行征税，COST会鼓励而不是抑制工作积极性。它也将更加公平和合理。那些没有优秀才能的人的潜在收入仍将低于那些有卓越才华的人，但他们绝不会有陷入贫困的风险，因为他们将从对有才华的人征收的税收中获得巨大的社会红利。有才能的人比没有才能的人拥有更多的致富机会，但如果他们拒绝使用这些能力，他们就会承担陷入贫困的风险（通过对其社会红利进行征税）。对人力资本征收COST可能在政治上很受欢迎，因为它惩罚了那些被抱怨的受教育阶层和各种类型的懒惰者，同时奖励了普通工人的劳动。
尽管有这些潜在的益处，但对人力资本征收COST还为时尚早。其中有两个主要问题。首先，缺乏相关的技术支持。对人力资本征收COST需要考虑到人们享受或不享受工作的所有方式。人们关心做多少工作、在哪里工作、与谁一起工作，在什么条件下工作以及其他许多问题——除非有衡量所有这些因素的技术手段，否则它们都无法在对人力资本征收COST过程中得到考量。可以想象，对那些涉及科技劳动形式的人力资本（如由计算机实时监控的数据输入）征收COST是行得通的，但也很难下定论。
其次，对人力资本征收COST可能被视为一种奴役，而在我们看来并非如此，至少在COST设计合理的情况下。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问题所在。想象一下，一位外科医生在某一天觉得做够了手术。在征收COST的情况下，他会进行过高的自我评价以至于没有人会购买他的服务，这等于为退休支付一笔高额的税。但人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境况，发现这样做并不现实，或者他们根本不想再工作了，不管他们过去做出了什么承诺。虽然设计上的调整可以避免制度中出现这些强制性因素，但社会对劳动的理解还不充分，因此还没有为进行如此彻底的改革做好准备。
然而，如果认为现行制度不是强制性的，那将是错误的。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他们天生或后天获得的才能非常有市场）与那些被席卷经济的变革抛弃的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才华横溢的人享有某种程度的自由，因为他们可以在各种有吸引力的工作中进行选择。这些工作可以让他们迅速积累资本，如果他们不喜欢现有的工作，那么他们年老的时候可以依赖于这些资本，或者可以让他们在不同层次的劳动中挑挑拣拣（兼职工作、非营利部门中令人愉快或有意义的但报酬低的工作等）。那些缺乏市场所需技能的人则面临着严峻的选择：忍受苛刻的劳动条件、低薪、挨饿或者屈从于生活中的种种侮辱并依赖于政府福利。然而，当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没有实现其潜力时，社会资源的浪费则要大得多，可以说，他们无法工作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惩罚。[2]
对人力资本征收COST将改善这种不平等的自由形式，因为如果有才能的人不想从事对社会最有效的工作，他们就必须纳税。合理的税收不会使他们挨饿，也不会使他们过上福利式的生活，但却会使他们面临更大的压力而不得不为社会利益而工作，就像穷人现在必须做的那样，这同时也会减轻目前社会中那些拥有较少才能的人所承受的相应压力。或许，一个更习惯于对财富征收COST和对市场力量进行其他方式制约的社会，再加上有才能的人利用基因工程为他们的子女提供明显不公平的优势，这样的社会可能会把人才式的垄断视为有害的。《使女的故事》和《X战警》等故事中的思维实验表明，通过奴役（在第一个故事中）或允许拥有完全的自主所有权（在第二个故事中）来管理独特才能的社会很可能会以失败告终。
政治
COST和QV将一起彻底改变政治局势，打破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人为界限。COST将为每个人从由他人管理的公司和资产所取得的成功中分得一杯羹。通过让每个公民分享国家财富，COST可以让选民关注各种政策对国家财富的影响，并创造出一种跨越阶级界限的更加合作的精神。与此同时，通过协调来自贫穷国家的移民工人和富裕国家的东道主公民之间的利益，VIP将缓解围绕移民和全球化的一些冲突，而这些冲突是许多民粹主义运动的核心所在。
QV将使公共领域更能响应公众的需求，从而建立对公共和集体机构的更大的信任，并增加对这些机构的依赖。它应该减少政治挫折和疏离感，促进更富有成果的政治对话，减少僵局并提高公众对民主的满意度。目前，不平等但相当有效的市场支配着私人产品，而合理、平等但效率极低的一人一票规则支配着政治。激进市场将为政治和经济领域带来平等和效率，使这两个领域更加和谐。
我们关于反垄断的建议也将产生重要的政治影响，其将有助于为我们更加雄心勃勃的改革铺平道路。金钱或“资本”可以在许多方面对政治造成破坏，除了人们对腐败问题和竞选捐款的一般性担忧。当一个行业高度集中时，它可以形成一个面向监管机构的统一战线，并阻挠改革。5在“镀金时代”，垄断在许多方面干预政治。事实上，《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进步人士所进行的改革，都是由垄断造成的政治风险和经济成本共同驱动的。在20世纪中叶，美国同一行业中不同公司的游说者往往自相残杀，彼此之间你争我夺，且往往互相倾轧。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企业开始巩固自己的影响力，齐心协力降低税收，减少限制利润的规则，并增加了保护自己免受竞争的规则。影响力的巩固使利益集团能更有效地影响政策，并帮助它们将消费者群体拒之门外。
由此造成的士气低落对政治造成的损害，就像经济权力的集中会损害经济一样。我们的反垄断提议，通过削弱资本集中的力量，应该有助于消除导致公共领域发展停滞的政治无助感，并消除资本的巨大影响，而资本可能是我们更为激进的提议获得成功的最大障碍。
我们可以以一种猜想的方式想象出与COST相关的QV可能的延展方式。COST及其产生的社会红利不会创造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但会缩小妨碍如今政治合作的巨大财富差距。在这样的社会里，使用货币而不是积分的QV将会为公众带来更多的收益。
例如，假设一个城镇对决定是否建立一个公园进行投票。民众可以花1美元投一张赞成或反对票，4美元投两票，100万美元投1000票，并以此类推。收集到的资金被添加到资金池中，用于从COST中为社会红利提供资金。向这一系统迈出的温和的一步，从我们在第2章中描述的QV形式开始，允许富人以高价购买一些额外的发言权积分以最大化筹集资金的数量，然后将其用于提高社会红利。由于COST使社会变得更加平等，因而购买这些额外投票积分的人将不再是富人，价格也因此可以降低到大多数发言权积分是通过购买得到而非免费发放的程度。
将QV货币化显然会使那些收入更高的人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即使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也是如此。当然，正如我们在上文中强调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我们当今社会的一个特征。在我们将QV货币化的同时，QV本身也可以用来降低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力。可以根据QV的逻辑所启发的一条规则来匹配小额政治捐款并对大额政治捐款进行征税：政治竞选接收的款项应与捐款数额的平方根成正比。6这种制度将减少财富对政治的影响，同时保护言论自由。7
将Q V货币化的益处是允许人们以非常精确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公共物品的偏好，因为他们将放弃把钱花在自己身上的能力，以换取影响公共决策的权力。这样的制度也将比我们在第2章中提出的QV版本更公平，因为对于那些把公共问题视为比私人问题更重要的公民而言，他们将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是被固定的发言权积分预算所束缚。与理想的、尚不存在的平等主义体系相比，虽然该体系赋予高收入者更大的权力，但它却比现实中的体系赋予的权力更小，后者通过捐赠来施加影响。此外，在此QV体系中，富人为了获取政治影响力付钱给穷人（因为钱被重新分配）而不是付钱给政客。
货币化的QV将摒弃许多禁忌，包括政治上禁止金钱的禁忌，这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将是不受欢迎的，正如我们所承认的那样。8但这些禁忌反映了我们原始的“一人一票”制度（这种制度本身依赖于过时的技术）和我们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我们的其他建议将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形成的那些直觉。货币化的QV的真正贡献将是，创造一个私人和公共物品的统一市场，为人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创造更美好的结果。
全球化阶段
在第3章中，我们注意到全球秩序中出现了一种不平衡。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人力资本和私人物品，可以自由地跨境流动。但是大多数工人居住在国家管辖范围内，同时也包括几乎所有的公共物品生产于国家内部。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很可能耗尽了第一组活动的大部分收益。
相比之下，扩大迁徙和提供公共物品可以为世界各地的人民带来更多的福利。让我们从提供公共物品开始谈起。发达国家能够有效地在其境内生产公共物品，比如，通过实施环境条例，提供清洁的空气和水。但跨境公共物品的提供则较为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各国几十年来一直在为达成一项气候条约而苦苦挣扎。即使是不那么可怕的技术挑战，如在国际水域维持渔业，也经常使国际合作受挫。
问题是，不同国家的人民往往不信任对方，也不信任外国领导人，甚至不信任自己的领导人。进行国际合作的领导人经常被民粹主义者指责为卖国。近年来，人们对全球化产生了强烈的敌对情绪。国际恐怖主义、金融危机蔓延、移民危机和贸易争端，助长了世界各地民粹主义团体的崛起。我们时代面临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在应对跨国界活动中固有冲突的同时，从国际合作中进一步获益。
VIP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甚至超越其直接的经济利益和解决困扰许多国家的移民问题的政治冲突的能力。移民的增加将通过汇款和技能的提高为贫穷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从而缓和富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劳动法规存在种种缺陷，但它们与向其派遣劳动力的南亚各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表明了种种可能性。综合我们以上的计算，VIP（如果所有国家都采用此方案），将使国际不平等的下降幅度比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下降幅度更大。9随着贫穷国家的发展，其公民的移民倾向将会降低，也将不那么容易受到内乱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是跨越国界的。此外，富裕国家通过移民能够获得更多有竞争力的劳动力，这将减轻外包工作的压力，甚至可能因为需要更多人管理非熟练外国工人，如建筑工人的领班、餐馆的经理等，从而为本地人创造高薪工作岗位。10
一个世界如果有较多的国际移民工人，那么它就会创造新的国际治理挑战。我们已在贸易和投资中见到了这一现象。自由贸易不仅仅关乎降低关税，它还要求仲裁人和其他治理机构能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例如，表面上中立的法规是否像关税一样阻碍了来自外国的贸易。同样，国际投资引发了寻求司法机构解决纠纷的需求，相关的问题例如，一个国家颁布了健康和安全的法律，而投资者却认为这项法律旨在剥削他们的投资。同样，一个移民流量大大增加的世界将产生种种争议，如怎样对待移民工人，以及他们是否得到了符合国际承诺的待遇。各国已经认识到这类问题，并签订了双边劳动协议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一法律制度尚处于初期阶段，如果移民现象更为普遍，那么协议将无法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
面对以往错综复杂的国际治理的格局，QV提供了一丝新希望。在国际制度设计中，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大国拒绝放弃影响力，因此通常要求否决权，而与此同时，小国则对其影响力的减弱表示不满。为了应对这种僵局，国际制度经常将权力分配给“公正”的官僚精英，但这些精英并不总是公正的，反而引发了民族主义的反弹。此外，当否决权存在时（绝大部分情况下也确实都存在），国际制度很快就会陷入僵局。正如我们所解释的那样，QV使发言更加连续并且可以分割，以此带来打破僵局的希望。要根据大国的权力按比例给予其积分，但大国不会获得否决权。这将确保大国能够根据自身的权力比重施加影响，而小国则能对自身至关重要的问题施加影响。11
这就增加了QV发言权积分成为各国在不同法律体系里（贸易、投资、移民、环境等）对其影响力进行交易时被当作共同货币的可能性。试想一下，譬如按照各国的财富、人口和军事力量的某种组合来给予积分。诚然，这也意味着那些庞大、富裕、强大的国家比其他国家对国际关系施加的影响更大，不过这也是现实的情况（现状如此，可预见的未来也是如此），我们要以现实的方式评估我们的提议。QV不会直接消除这些权力的不对称（尽管我们的其他提议可能有助于减轻这些不对称），但它会促使各国更容易在可能获得合作成果的问题领域开展合作。
假设大国X将继续决定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海洋法管理局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大部分政策。但是，如果小国Y对某一特定政策足够关注，譬如说靠近该国海岸线的渔业，它就可以利用其积分投入足够的票数以微弱优势影响政策。这便取代了各国如今极其烦琐的、主要依赖双边谈判的合作方式。在这些谈判中，或是将不同领域的让步费力地拼凑在一起（通常所称的“互换约定”（linkages）），或是多边机构必须达成共识。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针对国内政治的提议，其种种好处可能会逐渐扩散到国际领域。确切地说，它们如何扩散是难以预测的，但我们现在推测了一些途径。
大多数国家，哪怕是自由民主国家，也几乎没有给予移民什么政治权利，除非他们经历了艰苦而耗时的公民身份认证，而在许多国家，除了非常富有或幸运的人之外，成为公民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时不时地会有一些小小的例外，比如可能有地方允许获准留居的外国人在地方学校董事会选举中进行投票。许多人认为这种状况是令人遗憾的，或许情况的确如此，但也可以理解：对于那些对自己的祖国更忠诚，而不是对他们所在的、碰巧有一份工作的国家更忠诚的移民，本土公民不希望把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拱手相让。投票权是神圣的，只有那些已经证明了自己价值（或者生而如此）的人才能投票。
QV的优点之一在于，它将“投票”分解为连续发言系统，允许参与者或多或少地施加影响。外侨可以获得少量积分，以便在他们居住的地方获得边际性的而非决定性的影响。这将使他们能够利用政治发声保护最切身的利益，却不允许他们在这片没有他们根基的土地上做实质性的决策。随着移民变得越来越普遍，人们可能会开始认为自己忠于多个国家，他们通过QV在这些国家发挥部分影响力。例如，东道主和移民甚至可以交换自己在各自国家的发言权积分。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对抗军事冲突可能会有更多的压力。如果QV让移民能够更好地控制东道国那些对他们有影响的政治决策，那么这将使劳动力移民更加具有吸引力，从而变得更加普遍，这都会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
COST。资本COST可能会大大扩展我们的移民理念，这些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入境限制的。VIP的主要目标是在整个东道国分享移民收益，而不是将其集中在企业家和富人手中。然而，在制定COST的社会中，公司和资本的利益将通过社会红利自动流向更广泛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每个公民都有兴趣看到公司和土地的价值增加，某种无限制的移民是实现这一目标非常有效的方法。因此，COST可能会使公民更倾向增加VIP下允许的签证数量，这样他们就可以从资本收益中受益，而不仅仅是从当东道主中获得直接价值。
此外，假设富裕国家不再像现在那样向贫穷国家提供外国援助金，取而代之的是，同意在它们与贫穷国家之间制订一项计划，各方都同意彼此分享一部分COST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富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向贫穷国家提供援助。然而，如果贫穷国家得到发展，变得更富裕，这种转移将会是平衡的，而且每个方向上的支付将是相等的。这将使富裕国家的公民有动力去发展贫穷国家，使贫穷国家的公民有理由不对富裕国家的繁荣产生太多仇恨。这两个特点共同作用，将有助于使富裕国家的意见范围向有利于进一步开放移民倾斜，以促进贫穷国家的发展。
COST也可能重振国际贸易获得重大额外收益的可能性。COST的结构通过打破私人对资产的垄断，强化了市场的运作方式。如果能够达成国际协议，允许这些利益在各国之间积累，譬如允许美国人以其自我评估出的价值购买法国资产的权利，反之亦然，国际投资条约的收益可能会恢复。
社会
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市场尽管有其局限性，却仍是经济进步的巨大引擎。市场的社会影响同样深远，颠覆了传统社区和价值观，同时促进了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大城市的发展。它们创造了一种国际消费文化，其充满了食物、时尚和音乐，并融合了不同文明的传统。
然而，资本主义的文化后果并不都是积极的。一些评论家认为，市场助长了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的自私的个人主义者。有一种理论认为，通过将如此大量的社会交换减少至没有人情味的货币条款，市场破坏了传统社区中人们与他们熟悉的每天与之互动的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市场通过追求个人抱负和利润，取代了这些社区以此为基础而建立的道德价值观，从而削弱了社会团结。12
此外，一些学者认为，通过鼓励自私自利，市场破坏了市场运作所必需的信任。13冷冰冰的商品市场竞争造成了商业与讨价还价，市场力量，以及牺牲其他人为代价在市场上谋取利益之间的关联。14市场关注的焦点是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从而加剧了对集体行动的敌意。
然而，与此同时，市场也促成了新形式的信任、团结和文化开放。在市场中，个人可以与他人进行交换，即使他们之间没有亲密的人际关系。这使得每个人都能从其他人的成功中获益，并且当市场运作成功时，每个人就有理由信任他人并以信赖的方式对待他人。15这种精神在运作良好的城市环境中体现得最明显，那里的人们在无数陌生人和近乎陌生人之间生活。城市学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描述了城市居民“即使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也会为彼此承担“一点点责任”。雅克布斯强调道，对于被市场取代的紧密联系的社区来说，“轻度”信任的关键好处在于，它允许更大的多样性，并使“城市街道具备应对陌生人的能力”。16市场的社会学精神就是城市的社会学精神。
尽管所有关于社会变革的猜测都令人担忧，但我们认为，激进市场有可能极大地增强市场的社会效益。17COST将打破私有财产制度所带来的障碍，加强团结。它将使人们更容易获取他人目前持有的每项资产，从而减少“我的”财产与“他人”财产之间的区别。每个人都将从每个人财富的扩张中获益。个人之间的交易会更加普遍，互惠交换的感觉将得到促进，而讨价还价和欺骗行为则会受到阻碍。18我们其他的经济提议是，通过削弱垄断的力量，减少大多数公民对所经历的经济制度感到被剥削和被动的感受。
QV将扮演特殊的角色。通过让市场就像在为公众提供私人物品一样有力地运作，QV将摧毁市场与个人主义的联系。市场将不再被当成与公共行动的对立面，而是被当作公共行动发生的机制。
激进市场也会提高社会宽容度。通过促进互惠互利的商业，市场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打破了人们对不同宗教、语言、性别或背景的人的刻板印象，缓和了他们之间的冲突。通过鼓励竞争，市场有助于逐步消除歧视，使有能力的人的才能得到发挥。19这些方面的最大进展体现在最活跃的市场社会中，如美国、英国和瑞典（的大城市），而且这并非巧合。
然而，市场实现这一进展的过程非常缓慢。私有产权允许人们拒绝向他们不喜欢的人出售商品来实现歧视。一叠厚厚的政府监管文件阻止了最恶劣的歧视形式，但并不能阻隔所有形式的歧视，而且成本高昂的监管通常会造成相当大的不满。相反，非歧视是COST结构的基础。一人一票的规则允许多数派压迫不受欢迎的少数派。QV将成为少数派自我解放的有力工具。对移民的限制保留了最顽固的偏见来源：跨越国界的移民。通过加强移民并努力将东道国的国民和移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我们也减少了这种偏见。
资本主义解决了历史早期普遍存在的社会和政治分歧，但在财富方面制造了新的分歧。激进市场将采取下一步措施，帮助打破基于财富和经济优势的特权。
在我们描绘的图景之外
在本章中，我们让想象力肆意驰骋，但我们想用一些谨慎的话语来结束本章。我们的提议基于经济理论和思想史，但人性中总能通过固执和偶尔的极端可塑性来击败经过深思熟虑的最佳方案。众所周知，我们很难预测何时人类对新社会制度文化的适应会破坏或支持这些制度，或将乌托邦式的设计变成反乌托邦。
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强调的那样，这些提议应该先进行小规模试验，而不应该作为全社会的革命。QV可在做出集体意见的小组中使用。COST在一开始可以在现有的行政产权制度中应用，如特定地理区域内的放牧权。移民劳工担保可以作为J-1签证的适度延伸，在经济特区内提供数量有限的签证，在密切监控下进行试运行。对投资机构的限制可以从一个需要大型机构投资者相对较少的撤资水平开始；如果对财务的影响不大，可以收紧投资。对数据劳动力的支付仅需要等待似乎正在发展中的技术和正在组织中的社会。
还有哪里可能会出问题呢？有一种可能性是，人们将无法处理这些计划给他们施加的额外负担。所有的计划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要求人们对他们目前认为理所当然或忽视的活动给予更多的思考。这是市场扩张的自然结果，与人们面对政府或企业官僚主义的被动态度截然不同。自由意味着责任，这句话已然是陈词滥调；通过扩大自由，我们的提议也增加了个人的能动作用和责任感。
但我们无须害怕这种责任的负担。毕竟，我们生活在计算机作为中介的时代。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解释的那样，许多决策都可以自动化。制度本身可以通过设计增加或降低使用者的认知负担。在这一点上，人们应当不会对当前市场与政府机构被不断调整以增加或减少认知负担的做法感到陌生。例如，社会保障的引入使许多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他们不再需要担心计算退休储蓄了。在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中引入税收补贴，则适得其反，它要求人们做出极其复杂的储蓄和投资决策。这反过来也刺激了各种富有想象力的改革，例如，选择退出规则，这削弱了认知负担，但并没有完全消除它。20COST和QV——我们最重要的两个提议，它们的复杂性可以调节。适当的复杂程度是一个设计问题，只有经验才能给出答案。
还有一种（相反的）可能性是有高级玩家跑来搅局。QV至少在原则上容易产生各种形式复杂的合谋，因此，我们需要制定相关法律制度和社会规范来禁止这些行为。一些精明的公民或将通过隐藏财富来规避COST。然而，重要的是要理解，复杂的博弈形式在我们现有的制度中是普遍存在的。股票市场受到操纵，税收规则被套利，竞选财务限制被规避，立法区域被重新划分。我们认为，没有理由相信QV和COST比它们取代的制度更容易受到操纵，相反，有很多理由确保它们不那么容易被操纵。
目前，我们需要法律和社会规范来限制战略行为。当下，社会规范鼓励人们投票，并连同法律一起阻止他们进行投票交易和其他形式的操纵。在QV下，需要法律和规范来阻止勾结。如今，法律鼓励人们起诉出售危险产品的公司。在COST下，从富人那里获得低价资产而获取利润这一好处，将激励人们创建一支私人执法者队伍。然而，只有通过测试和实施，才能发现这些提议的全部漏洞，以及做出适当的社会反应。
即使这些提议中的一部分最终证明在测试中不可行，我们也希望这类想法背后的激进精神将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扎根。社会充满了机会，其远远超过我们所讨论过的范围，它们能够打破既定特权的权力，同时增加财富和促进平等。事实上，多年来维克里的许多更为温和的想法一直被纳入公共议程，例如，放宽区划限制、鼓励用股权融资取代教育经费的债务，以及对道路拥堵征税。其他比我们所提出的更为强大的想法肯定还没有诞生。在本书中，我们的目的是要表明，人们熟知的经济和政治辩论的套路，实则是缺乏想象力和陈腐假设的产物。为了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必须超越适得其反的左右对立的冲突。
公平交易
任何新的、激进的提议都会遭到怀疑甚至鄙视。然而，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所有制度（自由市场、民主、法治），都曾经是激进的提议。在“滞偏”的时代（恶意不平等、经济停滞和政治动荡），陈旧的观念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最大的风险就是停滞不前。如果我们渴望繁荣和进步，我们就必须愿意质疑旧的真理，找到问题的根源，尝试新的想法。这正是我们尝试去做的。
[1] 河内是越南的首都。——译者注
[2] 作者在此并不是说那些才华横溢的人应该受到惩罚，而是指应该设计相应的社会制度使那些人发挥其潜力，而非使社会承受他们无法工作的成本。——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