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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方垄断之外
虽然到目前为止，本章和我们第1章的主要关注点都是商品卖家集中力量的“卖方垄断”（monopoly）问题，但我们也注意到，大公司在用人方面存在“买方垄断”（monopsony）问题。买方垄断是工业时代的一个核心特征，当时工业的发展使得强盗大亨可以人为地压低工人的工资，而这些工人在他们专门从事的行业之外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越来越多的经济证据表明，买方垄断至少与卖方垄断一样，是个大问题，而反垄断执法却往往只关注后者。从进步时代开始，到最终达成新政（New Deal），政府出台了法律来支持工会，保护工人不受工作过度、工资过低和工作场所安全条件不足的影响。这些机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自然垄断行业（在这些行业里，试图避免买方垄断其实弊大于利）。
然而，许多拥有买方垄断权力的行业并不是天然的垄断行业，反垄断机构具有强大的力量，在垄断形成之前就阻止了它们。举一个反垄断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例子。假设西弗吉尼亚州同一地区有两个煤矿，它们的所有者想要合并这些矿井。这些煤矿加起来只占不到全国煤炭产量的1%，因此这种合并通常不会使反垄断机构担心。事实上，这类机构可能会倾向于对这样的合并持积极态度来“降低劳动力成本”。然而，这很可能不是通过减少生产煤炭的资源，而是通过利用煤矿的新劳动力的市场力量人为压低工资和增加失业来实现的。合并之前，矿井必须竞争工人，提高工资。合并后，联合矿井将是镇上唯一的游戏者，它可能会压低工资，压迫工人，直到他们退出劳动力市场或开始领取社会福利残障保险金，让社会来有效地支付他们的工资。
买家垄断的阴谋也可以以更微妙的形式存在。典型的市场中一个著名的反竞争手段被称为“转售价格维护”。以服装为例，在这个案例中，服装供应商坚持要求没有哪家零售商的价格低于某一特定价格。这有助于确保零售商不会在价格上相互竞争，从而增加零售商的利润。服装供应商可以利用这些增加的零售利润来向零售商收取更多的钱，以此增加收入。
社会学家内森·威尔默斯（Nathan Wilmers）最近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方法，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实现同样的效果。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型零售商可以坚持要求其供应商（如服装供应商）支付给工人的工资都不超过最低工资水平。这就降低了所有工人的期望工资，从而使每个供应商在劳动力市场上保持竞争力，同时支付极低的工资。这反过来又为供应商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利润，尽管这可能会减少工人的赚钱机会，而将他们逼出劳动力市场。沃尔玛可以与供应商达成更优惠的协议，而从这些增加的利润中获益。威尔默斯提供的证据表明，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类似这种买方垄断的行为已经全面地发生，并且能够解释10%的低收入工人工资增长滞后于高收入工人工资增长的原因。54反垄断机构能够而且应该阻止（但目前还没有）这种雇主的力量，就像它们有力地攻击生产者在产品市场上的力量一样。
反垄断法在当地市场的执行力度也不够。由于国家（或地区，如欧洲）反垄断机构比地方机构更强大，更富有经验，因此它们在当地积累资产或勾结的行为通常是被允许的。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在他2016年对美国城市住房里程碑式的社会学研究《扫地出门》中指出，贫困社区的房东经常购买足够多的住房，通过控制闲置住房和人为地压低供给来提高租金。55然而，据我们所知，还没有反垄断案件针对这种地方性的但具有潜在破坏性的垄断企图。
另一个反垄断在其中缺乏执行力的增长性领域是数字经济。商业学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在其1997年的经典著作《创新者的困境》中强调，竞争往往是通过“颠覆”发生的新公司或新产品的进入改变了市场的本质，而不是生产出了比现有产品更好或更便宜的产品。56例如，脸书目前可能是谷歌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在用户关注度和广告商收入方面），但它的起点却是完全不相关的业务（社交网络而不是搜索功能）。反垄断机构通常只关注明确且易于衡量的现有市场中的竞争，这使主流科技公司与年轻的潜在颠覆者之间进行的大多数合并都得以进行。谷歌被允许收购地图初创企业Waze和人工智能巨头Deep Mind；脸书收购Instagram和WhatsApp；微软收购Skype和LinkedIn。
尽管此类收购无疑有助于加速初创企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并提供企业急需的融资，但它们也有负面影响。经济学家路易斯·卡布拉尔（Luís Cabral）将这些合并命名为“站在小矮人的肩膀上”：它们可能摧毁新公司挑战现有行业领导者商业模式的可能性，使新公司反而巩固这些领导者的统治地位。57为了防止创新和竞争受到抑制，反垄断机构必须学会像企业家和风险资本家那样思考，从现有的市场结构看到未来潜在的市场和技术，即使这些市场和技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我们认为，最后一个更令人担忧的而反垄断能发挥其作用的领域是，它能防止政治权力的过度集中。对大公司政治影响力的担忧是反垄断法最初的核心动机。经济学家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在他2012年出版的《人民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案例，即反垄断法应该被用来阻止并购——如果这些并购是通过集中少数几家公司的游说能力来获得政治影响力的话。
鉴于反垄断执法通常具有自由裁量的性质，因此，存在这种权力有可能被选择性地利用的危险，而且是被用来攻击当前执政党的竞争对手。一旦过度政治影响力的客观判断标准产生出与现有合并准则类似的风险，我们只赞成在机构职权范围内行使这种权力。尽管如此，与它近年来得到的关注相比，这仍是一个值得更多研究和监管的领域。
没有竞争的市场根本不是市场。投资者通过创造垄断来获得最高的回报，市场不断面临着集中化的危险，而只有政府才能阻挡垄断的步伐。这一章关注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集中形式——投资机构的崛起。本着进步经济学家的精神，我们“激进”的做法是对这些投资者的持股设置严格的上限。如果我们的方法得到遵循，那么它不仅能改变资本市场，创造大量财富，而且还将为最不富裕的人带来更大的繁荣。然而，我们也承认，新的市场集中化形式将来也会出现。“不恰当”地引用另一个激进主义者的说法——永恒的警惕是市场竞争的代价。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