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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读盘势的智慧
我开始观察金融领域内的成功操作技巧，并阅读所有相关内容的书。在珀欣公司工作期间，我的崇拜对象是米尔顿·利兹（Milton Leeds），他穿着雪白色的定制衬衫与合身的西装，坐在高台上监视整个交易场所，他在我的心目中就像天神一般。当他通过麦克风喊“99”时，这代表公司方面即将下单，而且必须优先处理。所有员工都会保持肃静而全神贯注地看着他，直到他下达类似“以市价买进3000股电话股”的指令为止。
利兹被视为看盘高手（tape reader） [2]
，但他通常都是根据新闻交易。他会监视美联道琼社与路透社的新闻报道，当重要新闻发布时，他可以迅速做出判断而下单。在几秒钟之内，场内经纪人便可以完成他的交易指令。由于他能够迅速判断新闻对市场的影响，再加上整个组织的配合，因此他总是可以掌握行情的先机，这便是他成功的原因。他是一位非常精明的人，交易记录极为优秀，尤其是记录中表现的一致性，虽然我从来都不曾模仿他的交易方法，但他却是我心目中的成功偶像。我当时的最大愿望便是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一位看盘高手。
在那个年代，大多数著名交易员与投机者都是以判读盘势交易的，我希望有一天自己也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阅读这方面有限的图书，并练习看盘，记忆许多不同股票的最近价位。通过不断地练习，我开始对市场产生感觉了。
现在的人们或许并不了解何谓判读盘势，它是现代技术分析的雏形。犹如目前的技术分析一样，判读盘势需要依赖模式的认定。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异是，模式认定主要是依靠潜意识，而意识的判断相对并不重要。这犹如体育比赛一样，当你停下来思考应该如何做时，你立刻就会丧失注意力。你必须随时掌握所有因素，所以你无法根据意识反应。你必须同时观察10～40只股票，不断地记忆先前的高低价位以及重要的成交量。同时，你在潜意识中还必须知道价量跳动的速度与韵律、报价机的响声、个股发布新闻的频率、大盘指数与个股价格的变动以及价格与成交量的模式。所有这些因素构成的潜意识结论，就是通常所谓的“市场直觉”。
由于知识的进步——尤其是电脑与通信技术——判读盘势已经成为历史。目前，只要你的经济状况可以负担起一套电脑化的报价信息系统，仅需要按下几个键，便可以完全掌握过去所谓的“直觉知识”。你可以随时知道任何个股、类股、指数或期货的走势图，而且还可以自动地更新每次的价格跳动。通过某些电脑软体，你还可以画出趋势线、设定买卖的警示价位……我相信，这种需要特殊才华的判读盘势能力，目前已经不切实际，而且也没有必要了，场内交易员或许是唯一的例外。因此，交易已经成为一种更加开放而且竞争更加激烈的领域。
然而，所有看盘高手目前仍然掌握一种优势。在拟定交易决策时，你必须绝对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但你还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市场可以证明你是错误的。换言之，在被证明为错误之前，你绝对正确。因此，你必须根据原则与法则交易，任何感觉或愿望都不得干涉这一程序。在买进或卖空时，你都必须扪心自问：“在哪个价位上，市场将证明我是错误的？”一旦你确定这一价位，市场又触及此价位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止你出场。这是最根本的法则：迅速认赔。在金融市场中发生重大亏损，最通常的原因便是人们违背这一法则。虽然很多书都不断地强调这一法则，并以不同方式解释，但人们仍然会犯相同的错误，这说明人类的天性实在难以捉摸。为了探索这方面的问题，并给出适当的解释，我在本书下卷，将讨论交易情绪与心理问题。
回首往事，在珀欣公司工作期间，我晚上还到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进修经济学与金融学。此外，我也开始阅读《华尔街日报》以及任何与金融市场相关的书。我在珀欣公司每周的工资是65美元，如此过了6个月，我转至标准普尔公司从事统计方面的可怕工作。此处的待遇较高，每周90美元，但这项工作实在不适合我的个性，这里就如同图书馆一样寂静无声，每天花费数小时时间登录与调整数据。如果有人打个喷嚏，我都曾感激万分，这让我有机会打破令人窒息的寂静而说句话：“老天保佑你！”我犯了太多的错误，所以我被解雇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工作上遭遇挫败，因为我当时实在太沮丧了，所以我甚至没有感谢那位介绍我到此追求交易生涯的人，但我又踏上了另外一条类似的路。
非常幸运的是，我在大学修习的会计学让我找到另外一份簿记工作。当时是1966年年底，我来到雷曼兄弟公司，此处总共有32位合伙人，我负责为其中12位合伙人整理账目与交易记录。雷曼兄弟公司是一家主要的投资银行，它在许多投资中累积了庞大的资产，例如，以每股4美分的价格大量买进利顿工业，并持有至每股价格为120美元。在雷曼兄弟公司工作期间，让我有机会实际观察投资银行的作业情况，并了解这家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参与者之一是如何操作股票与期权的投资组合的。于是，我逐渐理解期权的运作方式，并因此成为期权会计账的专家。
我在雷曼兄弟公司学到一条我永生难以忘怀的经验。由于我负责登录账目，因此我相当了解他们赚了多少钱。有一天在登录账目时，我发现雷曼兄弟公司不断地为其信托基金买进超级电子的股票。当时我对投资尚懵然无知，我猜想这家大投资机构应该了解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我打电话给哈里·洛瑞恩，并把这件事告诉他。哈里听信我的说法，他以每股44美元的价位买进不少股票。在随后的几个月内，我无助地看着股价一路跌至30美元。哈里最后卖出他所持的股票，总共亏损4万美元。我当时的感受远甚于我个人的任何损失。这是我最后一次建议朋友买进某只股票，但不幸地却不是最后一次误信别人“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建立头寸。然而，我确实学到了一个教训：不可基于帮助朋友的立场，免费提供任何有关市场的建议。在职业的立场上管理他人的资金，这种情况是可以接受的，即使这个人是你的朋友也是如此；如果发生亏损，这只不过是职业上的协定。然而，当你认为是在帮助朋友而提供建议时，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实际的结果通常是伤害而不是帮助。总之，我在雷曼兄弟公司工作的同时，仍继续研究，并利用哈里传授的记忆方法，熟记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1458只股票代码。1968年，我向法勒施米特公司应聘工作时，我将这方面的技巧展示给负责招聘的合伙人里基·伯格曼（Ricky Bergman）。在赞不绝口的情况下，里基录用了我，我也充满热忱地开始了我的交易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