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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趋势的性质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首先必须界定、衡量、归纳所有趋势与修正走势，并设定一个标准作为“通常”的定义。1974～1976年，我利用所有空闲时间来研究市场历史，这些研究是以道氏理论（Dow Theory）为主轴，因为我认为这套理论对市场走势的界定最明确。我所依据的资料是罗伯特·雷亚（Robert Rhea）在1939年过世以前的研究工作。我标示出道琼斯工业指数与道琼斯运输指数由1896年至目前（我现今仍然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所有趋势，将它们分别归纳为短期、中期与长期的趋势，衡量它们的幅度与期间，并登录于表格中。然后，通过统计分析的方法，将它们简化使我能够运用于交易格式，尤其是风险管理。本书后续章节将会讨论如何运用这些资料。
这段时期我为自己的交易方法建立起预测市场行为的基本理念，这种方法也适用于期货市场。毫无疑问，我在这两年内所获得的知识，是我在州际证券公司业绩突出最主要的原因。业绩最佳的月份是1982年9月，这也是州际证券公司当时的最佳单月交易记录，我所管理的公司账户当月获利是88万美元，而账户的交易资本为100万美元，其他两个账户的获利率大约也是如此。这个月份的巨额获利来自于一个行情预测，而这项预测直接运用了我在1974～1976年总结的统计方法与知识。
此处，我想谈论一段题外话。这两年的专心研究虽然使我在行情预测上获得了重大突破，但我在个人生活上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时，我的女儿珍妮弗正处于关键的年龄（3～5岁），我几乎完全没有陪伴过她。我由办公室回家，吃完饭后便直接进入书房继续研究。当她走进我的书房时，我会不耐烦地赶她出去，完全忽略她非常需要她父亲的关怀与爱心。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们父女俩人到今天还在为此付出代价。如果我可以重新来过的话，我一定会抽空多陪伴珍妮弗。
我提及这件事并不是基于忏悔的缘故，而是希望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犹如我在前文中的说明，本书希望可以协助读者在经济上与个人生活上获得成功。在我生命中的那一时刻，我未能综合这两个方面，显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生命应该是一种平衡而协调的过程。重点并不在于你赚了多少钱，而是你整体的快乐程度。
1974年以后，我在事业上的发展也不是完全没有挫折的。1983年，我同意管理一个4 000万美元的基金：维克托里伙伴基金。或许我当时有一点自以为是，或许是因为我想接受挑战，我将基金的累积回报目标设定为每年25%（扣除佣金之后），唯有操作业绩超过此标准时，我才收取报酬。第一年大盘下跌15%，基金的回报率为13.3%。这意味着基金下一年度的回报率至少需要40%！
在1984～1985年间，市场的中期趋势非常不适合交易。价格没有什么波动，行情几乎呈水平状发展，我被迫在短线上进出。虽然我其他三个交易账户都处于获利状况，维克托里伙伴基金却发生13%的亏损。这主要是来自于佣金费用。在州际证券公司，我支付场内经纪商的费率，相当于目前机构投资者适用的费率。然而，维克托里伙伴基金却必须支付零售的佣金费率（大约高出5倍）在没有明显行情变化的情况下，短线进出便成为亏损的主要原因。另外，电脑程式交易也开始严重影响短期趋势的性质，使我多年来运用的交易法则完全不再适用。于是，我建议解散基金，我们在1986年正式解散基金……一个惨痛的经验。
我在预测行情时，并不是采用单一的分析方法。我永远都会结合技术分析、统计方法以及经济基本面等因素，评估任何投机头寸的风险。唯有这三个因素相互配合时，我才会在市场中建立重要头寸。另外，根据我的经验，了解政府当局对市场的既定或潜在干预程度，对投机的成败来说也有绝对的重要性。美国国会、总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外国政府以及外国中央银行，它们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你也必须能够了解。你不仅需要了解政府政策的影响，你还需要掌握主管当局负责人的个性与心态，并预期他们可能采取的政策。在接下来几章，我将会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本书下卷则会深入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