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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投资、信用与财富
储蓄即是投资。
——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zlit）
生产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储蓄则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为了累积财富，首先便是生产的数量必须超过立即的消费。其次则有两种可能的选择：将剩余品储存起来以供未来的消费，这被称为单纯的储蓄（plain saving）；或者，被储存的产品可以用来提升未来的生产力，或用来维持某些较费时间的生产活动，这被称为资本储蓄或资本累积（capital saving or capital accumulation）。
在单纯的储蓄中，产品暂时被储存，但迟早会被消费而不复存在。在资本储蓄中，产品累积的目的是提高生产力或创造全新的产品。资本储蓄可以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使其有充裕的能力提高生活水平，不仅可以增加知识与生产，而且还可以享受休闲娱乐。资本储蓄是对未来的投资，就此观点而言，储蓄就是投资。
储蓄是一种选择的行为，储蓄者需要比较：将产品留至未来消费的目前价值以及目前立即消费产品的价值。目前产品与未来产品之间的价值比率被称为基源利率（originary interest） [14]
——它是衡量目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利率。基源利率越高，资本储蓄率越低。反之，基源利率越低，资本累积率越高，财富的增长率也越高。
在金融市场中，基源利率将反映在资本财富的增长率或衰退率上， [15]
它直接关系着个人储蓄与信用供需的水平。资本累积与利率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市场利率代表信用的成本，基源利率仅是信用的一部分成本。然而，当人们决定在目前或未来消费时，基源利率是最根本的考虑因素。基源利率取决于个人的偏好与其他许多。下一章讨论货币政策对经济循环的影响时，就可以了解上述区分的理由。总之，储蓄取决于放弃目前消费以换取未来更高报酬的能力与欲望，它是为了换取明条件天的增长，选择今天不消费。
新科技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它来自于创新发明与知识、时间、精力以及储蓄资源的投资。科技是知识的应用，而发明则是创造的行为。所以，科技发明是创造新方法以应用知识的行为。第一位以渔网捕鱼的渔夫是发明者，渔网便是新科技。事实上，渔网是一种储蓄的形式——它是一种简化生产程序的资本财富。
第一位以网捕鱼的渔夫，必须储蓄以取得知识、时间、精力与物料制造渔网。一旦他创造了渔网，并掌握如何使用它之后，就可以简化生产程序。他不仅可以提供自己家庭所需的鱼肉，还可以将剩余的产量交换其他物品。由于生产程序的简化，鱼肉的稀少性也随之降低，他的邻居们可以专事于其他必需品的生产以交换鱼肉。这个例子从较原始的层次上显示，个人的储蓄、创新发明、投资与资本累积所带来的效率如何贡献给整个社会，并提升每个人的生产力。
在文明进步的每一阶段中，我们都会继承前人的知识，并加以改进。这也是促进增长的一种储蓄形式。我们继承独木舟而发明帆船，帆船变为蒸汽船，蒸汽船又变为柴油动力的超级油轮，所有情况都是如此。整个程序都是建立在前人的准备工作以及个人的创造力上。如果我们的祖先们完全消费他们的鱼网与独木舟而不愿投入时间来重置它们；如果我们的祖先没有将种植小麦与制造面粉的知识流传下来；如果人类犹如其他动物一样，仅是单纯的消费者，目前的文明便无法存在。唯有通过产品与知识的储蓄，投资与增长才有可能。
从社会发展的原始层次上观察，我们很容易了解储蓄是投资的基础。然而，在复杂的市场经济中，我们很难体会两者之间的关系。例如，当一家工厂借款投资较有效率的新设备时，我们很难从这种行为中察觉储蓄的功能。事实上，类似于凯恩斯之流的经济学家，说服（或至少提出理由）其他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与政治家，生产与储蓄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根据凯恩斯学派的理论，生产的驱动力量来自于总需求（aggregate demand），后者以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的货币单位衡量。该理论认为，让每个人持有一些额外的钞票，他们就会支出，这样便可以创造需求，并促使生产者增加产量（这当然必须假定生产者不会仅仅提高价格）。另一方面，储蓄会造成“消费不足”，降低总需求与GNP，并妨碍经济增长。根据这个观点，政府仅需要运用赤字预算增加支出，采取宽松的信用政策增加经济体系内的货币供给，并鼓励每个人尽量支出而不要储蓄，这样便可以保证经济的繁荣。对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来说，问题仅是如何谨慎地管理政府的支出与货币的供给。
我在前文中曾经提及，货币是一种交换的媒介与储存价值的工具，当某人储蓄金钱时，他就持有对未消费(unconsumed)产品或服务的请求权。单就这两种陈述的字面意义来说，储蓄似乎不具备生产力，事实上，储蓄与投资之间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你可能认为，储蓄将减少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减少产业界的获利，并因此导致经济活动的衰退。这是完全错误的推论。
储蓄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钞票藏在床垫下的守财奴，另一类是普通的储蓄者，他们将金钱存在银行，或购买债券、黄金、股票以及其他储蓄工具。一般来说，将钞票藏在床垫下的守财奴并不多，这种行为将造成货币流通量（相对于其他商品）减少，形成物价下跌的压力，并提升货币的购买力。请注意，货币是一种商品，它就如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也受制于供需原理。当货币供给量减少时，它以其他产品表示的价值便提高。如果未考虑货币的购买力，财富将不能以货币的数量表示。
在19世纪末的几十年中，工业迅速扩张，美国的生活水平以罕见的速度提升。如果仅以货币数量衡量财富的话，则无法反映上述现象。在经济扩张最巅峰的20年内，以黄金与白银为基础的货币供给相当稳定，一般物价水平却下降50%。事实上，在整个18世纪与19世纪，除了政府在战争期间需要通过发行纸币筹措经费以外，物价水平都处于普遍下跌的趋势中。
目前，物价下跌的现象被视为奇观，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政府采用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然而，如果你将货币视为一种商品，上述现象便很容易理解。现在，企业界在拟定产品价格与估算收益时，都会考虑物价上涨的因素；同理，过去的企业经营都会预估物价下跌的影响。即使营业收入下降，企业的获利也可能增加，因为货币购买力的提高。过去之所以不同于现在，是因为货币与信用的供给是由市场因素而不是政府决定的。
许多现代经济学家在物价下跌与经济衰退之间画上等号，这是因为自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来，物价普遍下跌仅发生在经济萧条或衰退期间。谨慎分析这些期间的情况，便可以发现政府干预的程度最为严重。以20世纪30年代为例，美联储减少1/3的货币供给，国会却同时通过法案维持20世纪20年代的物价水平。为了维持较高的价格，政府付款给农民们烧毁马铃薯，并犁去棉花作物（20世纪30年代，许多农民以驴子犁田，而驴子以顽固著称。在犁棉花时，驴子必须踏在作物之上前进，但据说驴子不肯这么做。当时某份报纸发表评论道，驴子对经济学的了解远胜过政府）。如果商家遵照政府拟定的偏高价格，便可以把获赠的“蓝鹰”（Blue Eagle）徽章挂在窗口。罗斯福总统在炉边闲谈（fireside chats）中，鼓励消费者在挂有“蓝鹰”徽章的商店购物，并抵制价格偏低的商店。劳工法案授权工会调升工资，并鼓励它们防止资方降低工资。于是，在经济普遍衰退而失业严重的情况下，实质工资却得以上升。基于某些缘故，政府官员似乎始终都不了解，物价的下跌是来自于货币供给的减少。结果，当然就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经济大萧条。
我们政府的支出与货币政策，总是摆荡在两个相互矛盾的行为之间，先是以宽松的信用政策驱动通货膨胀的繁荣，接着又以紧缩货币与信用的手段控制通货膨胀，于是又造成经济衰退。由于政府的赤字支出政策与联邦储备系统控制的货币供给，使得现代的美国人无法想象物价下跌的经济繁荣。如果你可以不担忧通货膨胀，把钱存在银行而其购买力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难道不是很美妙吗？你可曾想过，随着科技的进步与价格的竞争，再加上货币购买力的提升，高科技产品价格的下跌速度会有多快吗？重点在于：经济衰退并不是由物价下跌造成的，两者之间未必存在任何因果关系。
守财奴减少货币流通数量的行为，对物价与市场的影响非常有限。假定货币供给数量维持不变，物价将因货币流通数量的减少而向下调整。如果货币的供给数量相对于其他产品与服务而持续增加——犹如目前的情况——守财奴所藏货币的购买力将减少。如果守财奴1940年在床垫下藏100万美元，就美元的购买力而言，这笔资金现在仅值12万美元。所以，在储藏(hoarding)的行为中，守财奴仅会伤害自己。
许多理由支持政府应该控制货币与信用，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论点是由凯恩斯提出来的主张，储蓄是一种不具生产力的行为——经济衰退是由“消费不足”造成的，这是针对储藏而言的。多年以来，储蓄都被视为储藏，但储藏实际上是一种相对罕见的行为，通常并不会对整个经济形成真正的伤害，最多是造成自己的损失而已。
一般来说，储蓄者并不是守财奴，他们会把钱存在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或购买债券、股票等交易工具，并将储蓄提供给信用市场。这类储蓄者委托他人或机构保管他们的储蓄，并预期未来可以获得报酬。这种储蓄便是经济扩张的动力。另外，储蓄水平越高，信用成本越低，这是简单的供需原理。
鲁宾逊储蓄食物以便腾出时间建造住所，也是运用相同的原理。在市场经济中，这个原理仅发生在较抽象的层次上，而信用交易程序的步调也会稍快一些。
信用交易是一种协定，贷款者将产品或未经消费之产品的请求权（货币）借予他人或团体，在一段时间之后取得清偿，通常还会附加利息。这类交易是奠基于贷款者相信借款者能够以未来的生产来清偿。如果借款者清偿借款的话，他虽然消费借来的请求权（资金），但他创造的新财富具有更高价值的请求权（本金加利息）。对贷款者来说，清偿价值大于借出价值之间的差额，便代表它未立即消费的报酬。
如果借款者未履行清偿的义务，那么他在运用产品的请求权时，至少已经消耗部分商品，而创造的新财富又不足重置原来的请求权。债权人可以取回债务人持有的剩余价值。借出与取回之间的市场价值差额便是损失——被消费的财富——它先前代表的市场产品已经不复存在。
信用交易既不是礼物也不是援助，它是市场上的交易。借款者（不论个人或团体）培养信用的方式，是稳定地从事生产，并根据交易协定（合约）履行清偿义务。借取的资金可以用于消费或投资，但他必须承诺清偿所借资金或物品。贷款者选择贷款而不是立即消费或自行投资，是因为他相信借款者的清偿能力。
信用交易建立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对时间偏好上的(timepreference)差异。 [16]
债权人（更明确地说，储蓄的存款人）决定延后自身的消费或投资，债务人则决定提前消费或投资，并以未来的生产清偿。
在复杂的市场经济中，大多数经济交易都会涉及某种形式的信用。零售店从批发商那里进货，通常在30天及以上的时间才会付款。汽车经销商可以借取资金购买存货，这是因为它们可以高价转售。企业可以发行债券融通事业的扩张，投机者可以融资买进股票。然而，不论信用的形式如何，都代表对未经消费产品的请求权，交易的一方提供信用，另一方则承诺清偿。贷款者延后消费的行为，借款者则以未来的消费换取目前的消费。
我先前曾经谈及，银行在从事贷款业务时，并没有借出实际的储蓄，而只是创造新的货币。虽然如此，但实际的储蓄（以资本的形式）确实必须承担风险。乐观地看，借款者将创造足够的新财富，使清偿贷款后仍有获利或持平。消极地看，如果借款者未履行清偿的义务，既有产品（储蓄）将被消费或变为无用。当企业借取资金投资新的机械设备时，会造成双重影响：借款者承诺储蓄一部分未来的利润，贷款者必须以实际的储蓄承担风险。从这个角度思考，不论政府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如何，信用与储蓄之间都有直接的关联。
当你借取资金时，实际上是借取某人对未消费物品的请求权。如果你认为我过于强调这种观念，我要提出辩解，因为实在太多的人不了解储蓄、信用、投资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了。储蓄是信用扩张的基础，信用是加速资本财富投资的燃料，资本财富的累积则可以加速经济财富的增长率。然而，不论任何时候，当贷款被“一笔勾销”时，迟早某个人必须以某种方式完全承担储蓄的损失。换言之，物品被消费而没有重置。
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非常危险的错误观念，因为政府与银行体系似乎能够以“无中生有”的方式创造货币，一旦发生坏账时，它们也应该可以“一笔勾销”而不用承担实质产品与服务的损失。公债尤其被看成是一种几近于无限的资源，唯一的限制就是大众的信心。然而，犹如“永远不沉”的“泰坦尼克号”（Titanic）一样，政府在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求下任意挥霍，在正常的信用标准下，公债早就应该被宣布破产了。
有关政府的借款以及政府担保的纸币与贷款，其中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当政府发行债券或国库券时，这是购买者延迟消费而让政府消费，但政府承诺未来予以清偿。然而，这与商业性借款不同，政府的清偿能力并不是来自于未来的生产能力，而是来自于未来的课税能力。换言之，政府借款的清偿来源是我们与后代子孙未来的实质所得——美国人民的生产力。
政府的所得——不论来自于课税、借款还是以通货膨胀的方式增加货币供给——本质上都必须由全国的产能（productive capability）承担。这是一种强制性的财富重分配，并更改常态市场要素的均衡位置。大多数政府活动在本质上都是以消费为导向而没有任何生产。 [17]
政府的借款与贷款虽然经过“担保”，但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担保完全仰赖课税或印制钞票的能力。如果政府选择以印制钞票的方式清偿债务，通货膨胀则会导致美元贬值，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税金（但会造成极端荒谬的影响）。你不能“无中生有”，但你可以“从有变无”。政府以预算赤字融通支出，这些债务迟早都必须全额清偿，但经济扩张所仰赖的宽松信用也将随之消失。整个经济不论以较高的税金、通货膨胀、普遍的经济下降（经济衰退或萧条）或者这三种方式的结合，我们支付的代价都完全相同——财富已经被消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