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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投资方法
在所有的资产类别中，股票——代表在股票交易所中交易的上市公司资产份额——是最广泛被持有的资产，特别是普通的大众更是对股票情有独钟。学术界的精英人士、大多数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长期向公众宣传“买入并长期持有股票是一种安全并且稳健的投资方法”，并由此产生了规模庞大的股票型共同基金（equity mutual funds）市场。而这些共同基金则被普遍视为一种可靠的长期投资工具，购买共同基金能做到长期的保值增值，所以很有可能我们个人养老金中有很大一部分会被配置于股票型的共同基金上。“每个人都应该持有全部由股票型共同基金和债券型共同基金所组成的投资组合，其中根据自身年龄，两者的配置比例会有所不同，我们越年轻，持有股票型基金的比例就应该越高”，这种源自银行的投资建议几乎无处不见。之所以年龄和股票型基金的配置比例之间有那样的关系，主要是因为，虽然股票资产会长期上涨，但股票价格的波动比债券类资产的波动更加剧烈，所以我们越年轻，就越应承受更多的金融风险。如果这样做哪怕出现亏损，我们也有足够长的时间等它们再涨回来。此外，一般来说，为了保证投资做到更好的分散化，持有股票型共同基金的效果肯定更优于持有单只的股票，因为购买股票型基金相当于让我们参与了整个的股票市场，就会免于不幸地将全部财产恰好投入某一家未来可能会陷入意外危机的公司。
上述论调听上去似乎非常合情合理，而且用在营销共同基金时，也能获得不错的效果，但达到其所宣扬的效果的核心前提是：“股票总是能长期上涨”，这一假设在现实中也能成立。而“持有一揽子股票总是比买入少数几家上市公司的股票能达到更好的分散化效果”，这个似乎能分散风险的操作也并非一定是有效的，除非：“在任何情况下，不同股票之间的相关性都是非常低的”。只有上述两个前提都成立，才能在同等的收益水平下，真正地让分散化的股票投资做到低风险。当然，如果上述两个假设在现实中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那么这种策略完全就是纸上谈兵，真实的投资也很可能会亏得一塌糊涂。
然而，相对于其他绝大多数的投资工具，股票实际上是一类内部相关性非常高的资产。在同一天里，不同的股票很容易出现同涨同跌。而且，虽然同一段时间里上涨的股票和下跌的股票之间的价格可能会相差很大，但是如果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里观察它们的涨跌规律，我们会发现不同的股票出现单日上涨或单日下跌的时机是非常趋同的。所以说，哪怕我们手中的一揽子股票被分散于上百个不同的国家及上千个不同的板块，但我们实际上只是持有了同一类的资产——股票，而且股票这类资产能提供的分散化效果非常有限。更可怕的是，当市场处于极度紧张之中或者整个市场的基础发生了动摇，这种有限分散化所带来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就会逐渐积累。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类似的事件，时间持续较长的如互联网泡沫的产生以及破裂、银行业的崩溃等，持续时间较短的像某国突然发生地震或出其不意爆发战争。当市场意志一意孤行之际，不同股票之间的相关度会迅速接近于1——同一时刻所有的人都在恐慌地抛售，接下来所有人又会几乎同时因为察觉到危机即将散去而几乎同时欣喜若狂地买进。在这类市场状况下，我们手中的股票到底具体是哪一只已经不重要了。这时候还妄图通过不同股票的组合达到足够的分散化不过是自欺欺人，而且可能还会付出不菲的代价。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如果所有股票都肯定会长期上涨，那么不同股票之间的相关性也会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只需要坚定地抱着自己手里的那些股票，多等上几年总能再把钱挣回来。这绝对是真实的，对于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他很可能仅凭买入并持有股票就能在市场上挣到钱。从1976年到2011年，MSCI全球指数上涨了1300%，也就是说，能够持有这个指数长达35年，就可以让自己的初始投资翻上10多倍。当然，把1300%的总收益折算一下，就相当于在这35年里达到了8%的平均复合年化收益率。但对于一个1999年才开始参与股票市场的倒霉蛋来说，他在接下来的13年里总共会输掉20%多的投资，而那些在2007年才开始投资的人则会亏得更多。所以，虽然股票倾向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尺度里上涨，但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肯定无法经受先是大部分资产亏损殆尽，然后在漫长的后半生里等着本金逐步缓慢地回复。一个幸运的人可能会在刚开始投资的时候正好赶上一个好的年份或者一段好的时光，但即使买入并持有的策略能够发挥效力，在整个持有期间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跌宕起伏的行情很可能导致最终非常低的总收益。再回顾一下1976～2011年的那段时间，虽然最终的投资收益率达到了1300%，但在这35年间出现的最大历史回撤是55%。从长期收益与风险的角度来看，如果为了获得8%以上的平均年化收益而使用买入并持有的策略，那么同时也需要承担可能损失一半以上资产的风险——这个最大的亏损相当于整整7年的收益。
有人可能会反驳道：“55%的最大损失是由于次贷危机造成的，这种极端的情形不大可能再次遇上”，但我可不赞同这种说法。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近年来发生过的所谓“百年一遇”的事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974年回撤了40%，6年后才收复失地；1978年，它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之内下跌了27%；1982年，相似的事件再次上演，在接近一年的时间里，它的下跌幅度达到了25%；接下来的1987年从8月的顶部到10月的底部损失了40%；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的牛市里，它仍出现过多次幅度为15%～20%的下跌；2000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直跌了40%才见底。现在我们需要扪心自问的是，有多高的预期复合收益率才能匹配股票市场如此高的波动风险？我们为了不到10%的平均收益而去承担如此量级的风险是否值得？
而要想通过投资于股票型共同基金来参与股票市场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需要考虑，那就是我们所选定的那些共同基金能不能赶上或者超越自身的业绩比较基准。与对冲基金经理不同，共同基金投资经理的投资目标是战胜某个特定的业绩比较基准，对于大多数股票基金来说，这个业绩基准可能是某个国家股票的宽基指数、某个全球指数、某个板块指数或者其他任何类型的股票指数，如标普500指数、富时100指数（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MSCI全球指数等都有可能被某只基金定为业绩比较基准。无论一只共同基金选哪一个指数作为业绩比较基准，这只基金的投资经理都有责任让自己的基金业绩至少要赶上基准的表现，最好能够超越基准。但是大多数共同基金的投资经理可选择的投资方式非常有限，他们的持仓配置不允许过大地偏离基准指数成分股的比例。用于超越指数的方法，只能是有限地超配那些他们认为可能会优于指数表现的股票，或者对于可能会拖累指数的股票稍微低配一些，或者在感觉行情不利的时候提高现金的占比。一名共同基金经理与一名对冲基金经理（或是追求绝对收益的交易员）的最大区别在于，共同基金经理最核心的任务是跟踪业绩基准，不管这个指数上涨还是下跌。这个家伙的工作不一定是要为客户挣到钱，但最少要保证客户的收益不低于相应的业绩基准。如果标普500指数一年下跌了30%，对于将这个指数作为比较基准的那些共同基金，能把客户的钱只亏掉25%，就已经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了，而这只基金的投资经理也算是超额地完成了当年任务。
当然这份业绩还没有扣除必要的费用，这其中包括基金的管理费和可能的业绩报酬，再加上行政费用、托管费、交易佣金以及其他种种费用。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很少的共同基金能够战胜自己的业绩基准，事实上能够打平自身业绩基准的基金都不是很多。根据“标准普尔指数与主动投资业绩计分卡”（Standard&Poor’s Indices Versus Active Funds Scorecard，SPIVA）在2011年的报告，当年美国本土的股票基金中只有不到16%能战胜自身的业绩基准。更糟糕的是，在全部“大盘股成长型基金”中，95%都没能战胜自己的业绩基准。在2006～2011年的5年里，62%的美国本土基金未能战胜自己的业绩基准。这5年中表现最差的是“中盘股成长型基金”，其中只有不到10%完成了既定目标。上述报告中的内容对于整个共同基金行业称得上是灾难性的。如果“主动管理的共同基金总是无法战胜自身的业绩基准”这一事实每年都被证明一次，那么未来也没有人会认为这种糟糕的状况在短期内会有所改变。
有些时候买入股票并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能带来不错的收益，但是在这么做之前，我们需要准备好退出策略以应对市场可能出现的暴跌，因为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一次次暴跌的出现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情。只要不遇到特别动荡或者糟糕的年份，至少将一部分资金分散投入到股市中的做法对普通人而言是非常合理的，但对那些把自己大部分的辛苦所得不管不顾地全都投进去的人，我感到十分匪夷所思。有些人完全不理会市场的起伏，一门心思地想拿着股票，只盼望能够有好运气。其实如果想参与股市，我们除了传统的共同基金外，还可以考虑投资于被动管理的ETF基金，因为那些跟踪指数的ETF基金不但完全按照指数成本股的比例进行配制，而且收费较少，这更能让ETF基金的表现较为精确地贴近指数的走势。此外，买卖ETF基金非常便捷，而且费用也很低，因为它们可以在交易所里根据实时的报价进行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