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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先知启示的性质：作为一个有意义整体的世界
无论一位特定的宗教先知主要是道德类型还是样板类型的先知，先知启示都包含着一种统一的世界观，它产生于一种自觉整合起来的有意义的人生态度，对于先知本人及其信徒来说都是如此——这是双方的一个基本共同点。在先知看来，人生与世界、社会事件与宇宙事件，都有某种系统化的内在意义，人的行为要想带来救赎，就必须以此为取向，必须以具有完整意义的方式去塑造行为。这种意义的结构也许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它可以把逻辑上完全异质的各种动机整合为一个统一体。支配着整个观念的并非逻辑上的一贯性，而是实用性估价。然而，它始终意味着要努力把全部人生现象加以系统化，不管取得成效的范围和尺度多么不同；这就是说，要把实际行为纳入一种人生方向，不管它在具体情况下会采取什么形式。此外，这种意义也始终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宗教观念，即作为一个体系的世界需要以某种方式形成一个“有意义的”条理化整体，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就要按照这个假设去衡量和评价。
经验的现实与世界作为一个有意义整体这一观念——它的基础乃是宗教假设——的冲突，在人的精神生活中以及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都产生了最为强大的张力。当然，应对这个难题的绝不仅仅是先知预言。祭司智慧与世俗哲学，理智主义与通俗化变种，无不与此相关。整个形而上学的终极问题始终就是：如果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理应具有某种意义，特别是如果人生理应具有某种意义，那么这种意义是什么？如何看待世界才算符合这种意义？先知和祭司的宗教问题乃是孕育了非司铎哲学的发源地，后者就是在那里得到发展的。随后，祭司和先知们却不得不与世俗哲学这一宗教演进的极其重要的因素进行竞争。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更贴近地审视一下祭司、先知与非神职人员的相互关系。
注 释
1 见Kurt Breysig，Die Entstehung des Gottesgedankens und der Heilbringer（Berlin: Bondi，1905）。布赖希格很早就使用了“宗教社会学”一词，他在Kulturgeschichte der Neuzeit的第二卷Altertum und Mittelater als Vorstufen der Neuzeit（Berlin: Bondi，1901）第一和第二章中论述了犹太先知与耶稣。布赖希格雄心勃勃的努力可以作为同时代人与韦伯的工作的一个比较；它的叙述性和扩散性证明了韦伯方法的分析力。
2 关于nebiim，见韦伯《古代犹太教》（Ancient Judaism），IV，2。
3 见Erwin Rohde, Psyche, The Cult of Souls and Belief in Immortality Among the Greeks（London: Paul, Trench, Trubner, 1925）。
4 “豁免年的Seisachtheia”，即摩西要求的安息年免除债务；参阅《旧约·申命记》15：1—3。希腊文seisachtheia，即“摆脱”（负担），指的是6世纪雅典的梭伦改革中取消债务。
5 孟他努和诺瓦替安都是基督教早期教会（2世纪末3世纪初）的奠基人。摩尼是巴比伦摩尼教的创始人。第四个人物在德文本中为Manus，但从上下文来看那是讹读，应为马西昂，2世纪时的《圣经》批评家和教派创始人，他的运动后来融入了摩尼教。
（四）先知与祭司之间的会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