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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沙皇家产制
英国地主在地方行政中的这种权力地位，乃是由于接受了一种半公益性派捐的义务，这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高昂成本去承担一项无薪官职的职责。这种义务在欧陆现代史上已经不复存在。然而，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国的贵族阶层却不得不承担一种服务性公益性派捐。彼得大帝废除了俄国贵族旧有的社会品级和法定权利，代之以两个简单的原则：1）社会品级（chin，卿）只能通过在一个家产制官僚（文官或武官）职位上的服务才能获得，并要取决于个人在14级官爵序列中的相对地位。由于现存的贵族阶层没有官职垄断权，也由于所要求的不是地产资格而是——至少在理论上——教育资格，这看上去接近于中国的情况。2）贵族特权持有者如果在两代人之后不再担任官职，这些特权即告丧失。这似乎也类似于中国的做法。然而，俄国的贵族权利除了其他特权之外还有一个限定继承的专有权利：拥有定居着农奴的土地。因此，俄国“贵族”是与领主家产制的独有权利结合在一起的，这在中国根本就闻所未闻。彼得三世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废除了不担任官职就要丧失贵族特权的成例。但是，社会品级与官阶表（tabel'o rangakh）仍是社会声望的官方基础，对于年轻贵族来说，至少在短期之内服务于一项国家官职，这始终都是一个身份惯例。贵族土地所有者的家产制支配，几乎也是在“没有无领主之土地”意义上普遍行之于私有地产领域，因为除了“贵族”地产之外，就是君主领地与属地的采邑和神职人员及修道院的采邑，其他人等手中根本就不存在完全保有的地产(44)，即使有，也只是微不足道的残余（odnodvortsy，自耕农）或者是军役封地的形式（为哥萨克所有）。因此，只要不是领地行政，乡村的地方行政就会完全落入土地贵族之手。然而，政治权力本身及社会声望却要完全依赖于官位，或者直接依赖于和宫廷的关系——这与中国的模式如出一辙；一切凭借政治权力的运作谋取经济利益的机会更其如此。保罗一世在点拨一位外国来访者时说，只有他俯允与之交谈者，而且只有在他与之交谈时，那人才算是贵族。这当然是个夸张的说法。不过，俄国君主的确可以冒犯贵族，哪怕他是声名最显赫的望族和最大地产的所有人，而一个西方的统治者，无论权势多么巨大，也不敢任意苛待他的侍臣，哪怕后者是最低层级的法律上的非自由人。
沙皇的权力乃是植根于他与个别社会品级在利害关系方面牢固的休戚与共之中，后者掌管着行政和强制征募的军队。同样重要的是，贵族之间却完全没有那种以身份为基础的利害关系的休戚与共。和中国的有俸官员一样，俄国贵族都视彼此为竞争者——竞争社会品级以及所有可以借助统治者的恩宠而得到的机会。因此，贵族阶层陷于深刻的分裂之中，在面对统治者时完全无能为力；现代地方行政的重组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一个新局面，但贵族阶层极少尝试共同反抗，即使有此举动也总是徒劳无功，尽管叶卡捷琳娜二世明确授予了他们集会和集体请愿的权利。因竞争宫廷恩宠而导致的完全缺少贵族身份的休戚与共，并不仅仅是彼得大帝改制的结果，而且可以追溯到更早的贵族等级制，它从莫斯科大公国的家产制国家建立以来就决定着显贵的社会品级。从一开始，社会品级就要取决于沙皇这位总土地所有者授予的官阶，其物质报酬就是服务封地——promest'e（源自mesto：职位）。旧时的贵族等级制与彼得大帝的新秩序之间的差异，归根结底只是在于，在贵族等级制度下，指定给第一代获得者的服务封地和官阶，或者后来由于行政职位而拥有的服务封地和官阶，全都可以由子嗣继承，因而贵族之家的品级就有了相对稳定性。年轻贵族都是根据1）任一祖先在官阶等级制度中获得的最高官衔和2）这些祖先之一担任的最高官职和他开始服务时这之间已经过去的世代数目而获得最初的官职。按照根深蒂固的身份惯例规定，如果一个官职有可能使一个高等门第的成员隶属于一个出身下等官衔之家的官员，他就不可能接受那个官职，正如在宴席上他不可能接受在一个——根据贵族等级制——出身下等门第的官员下首就座一样，不论该官员的个人官位多高，甚至在沙皇的宴席上也是如此，哪怕有可能冒性命之虞。这种制度使得沙皇在选择高级行政官员和军事领导人时受到了严重限制，他要无视这个制度就必定会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在战场上也有可能面临不断遭到抗议和抗命的危险。但是，该制度也迫使贵族为了保住社会身份和升迁机会而进宫服务并成为家产制官僚——个人继承的品级越高就越是如此。由此，贵族也就差不多完全变成了“宫廷贵族”（dvorianstvo，源自dvor：宫廷）。
私人土地所有权作为社会品级的一个基础，便越来越失去了重要性。那种最初并非因提供服务而被授予，而是作为完全保有的地产从祖上继承来的财产——votchina（祖传庄园）——的所有人，votchinniki（庄园主），已被pomeshchiki（乡绅）所取代，后者如今已成为称呼“采邑领主”的专用术语。社会品级并非决定于“贵族”财产，而是决定于行政级别，不管那是个人获得的还是继承得来的。沙皇家产制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制度，把所有社会权力都与为统治者服务联系了起来。这种联系的由来就在于如下两个因素的结合：1）王室扈从制度——这一点将在后面分析和2）氏族的团结——力求为整个氏族占用业已获得的服务品级以及与此相关的机会。面对这种状况，彼得大帝试图删繁就简，焚烧了包含着贵族之家权利要求的门第等级表（razriadnaia pere-pis'），取而代之的是几乎完全以实际担任的官职为基础的社会品级体制。这种做法就是要铲除氏族荣誉而又不致造成与沙皇直接对立的身份团结，而在这之前，氏族荣誉既阻碍着沙皇自由选任官员的利益，也一直阻碍着身份团结的发展。这个政策获得了成功。贵族阶层仍然陷于分裂之中——他们会因为追求社会品级而无情竞争，当他们仍是纯地主贵族时又会厌恶和憎恨chinovnik（官员的通称）。对农奴所有权的垄断并不会产生一个休戚与共的身份群体，因为对社会品级的竞争妨碍了这一点，同时还因为，只有为沙皇效力才能获得附带的致富良机。
这方面的情况一如晚期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及其巴比伦、波斯与希腊化地区的前驱和伊斯兰世界的后继者：采邑家产制既没有导致土地所有者与国家官员的明确关联，也没有导致一个同质性采邑贵族阶层的兴起——且不论存在过多少萌芽现象；而采邑家产制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在晚期罗马帝国，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土地占有人阶级，遭遇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按照俸饷收入水平划分品级的官员群体。在早期东方与希腊化地区的诸帝国中，也能看到土地贵族与家产制官员同样不相关联的并列现象。在伊斯兰诸帝国，相应于它们的神权统治性质，获得社会品级首先要立誓信仰伊斯兰教义，担任官职的机会要取决于是否接受了宗教控制下的教育以及统治者的个人好恶，因而不可能出现长期持续有效的贵族垄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