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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某些译文业经原译者大量作注，这些注释的绝大部分均予保留，某些地方本书编者又做了补充。我们也利用了约翰内斯·温克尔曼的德文第四版《经济与社会》的某些注释。第一部分第一至第三章和第二部分第七至第八章未署名的注释分别为塔尔科特·帕森斯与马克斯·莱因施泰因所作，其余均为每一部分注释开头注明的编者之一所作。以下缩略语系指其他注释的作者： （GM）即Hans Ge
《经济与社会》已售罄多年，在这期间，它迅速获得了藏书珍品的地位，幸有曾分别出版过本书旧版节选的美国多家出版商合作，现在，第一次能在这个国家并在国外得到精装和平装两个版本了。 这次再版的仍是1968年的版本，但略去了若干勘误表。与此同时，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教授则完成了他第五版，也是最后一版的修订（我们自己的版本是以他1956年和1964年的第四版德文本为基础）
这是《经济与社会》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所有到目前为止尚无英译的章节均已译出，而且注释也大为扩增。附录包含了一个简要的术语增补表和韦伯的重要政论文之一。过去已有译文的所有部分，收入本书时均已通篇修订，许多段落重新做了加工。这些章节的原译者对于本书收入他们的作品不承担一切文责。感谢埃弗拉伊姆·菲施霍夫润色了我们对他的译文“宗教社会学”（第二部分第八章）的修订，提
本书概括了马克斯·韦伯对社会的学术观照。正如今天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它已经成为社会学想象力的一个构件。《经济与社会》第一次从世界历史的深度对社会结构与规范性秩序进行了经验比较。如此来说，它超越了始终在冥思苦想要建立某种社会科学的大量“体系”。 自手稿开始出现并留待完成以来，已经逝去数十年光阴，但却没有多少社会科学领域的著作能像它这样毫不过时。尽管一直以来英语读
《经济与社会》为提出某些关于现代世界的由来与可能发展方向的大问题建起了一个社会学的脚手架。韦伯试图为这些问题找到比过去更加明确、经验上更站得住脚的答案。倾心于此的人数很少，韦伯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既不接受那种广为流行，但即将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的进步信仰，也不理会已经开始对许多年轻人产生了吸引力的新的哲学反理性主义。 韦伯给“经济与社会”的画像，在以研究社会为
即便对于韦伯那一代人的一员来说，也很难有能力成为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专家，同时还能把这种专业与当代问题——工业化、官僚化和民主化——的研究结合在一起。韦伯是作为“罗马法专家”和“日耳曼文化专家”开始他的法律史和经济史研究生涯的；但他超然于19世纪时在德国法学界造成严重分裂的两大学派意识形态对立之上。特别是，韦伯想要充分把握各种各样的法律和经济安排，因此，他赶上
韦伯是在奥古斯特·迈岑鼓励下写作《罗马农业史》的，当时迈岑正在致力于那项里程碑式的比较研究，《西部与东部日耳曼部落、凯尔特人、罗马人、芬兰人和斯拉夫人的定居生活与农业结构》（The Settlement and Agrarian Structure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Germanic Tribes, Celts, Roma
韦伯很早就关心德意志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比较以及两者的可比性。在这方面他很接近于特奥多尔·蒙森，后者从自由主义理论的角度描述了罗马共和国，并且反对将德意志帝国与古代相类比。在学术界，韦伯的比较研究兴趣最初并没有受到广泛注意。《罗马农业史》从技术上说太过艰涩，很难被一个极小的学者圈子以外的人们所理解。当今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罗马史学家之一阿尔弗雷德·豪斯就曾指出，
韦伯最全面论述古代的著作，是在《经济与社会》之前完成的。“古代的农业状况”27这个题目背后隐含的完全是对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色列、希腊、希腊化地区以及共和国与帝国罗马的经济与社会比较研究。阿尔弗雷德·豪斯把它称之为“迄今为止对古代经济与社会发展最具独创性、最为大胆也最有说服力的分析。……韦伯在这个领域作出的判断——特别是细节的判断——最为权威和扎实……这个
对比了共和国与君主国之后，韦伯著名的古代政治理论还阐明了一种并未确定历史方向的发展图式。除了作为分类之用以外，他还希望这个图式能够提醒读者注意那些依靠“偶然”获得的源头而出现的非常不同的发展阶段——在那里看到的是政治实体进入了历史。与希腊相比，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早在最初的历史记载之前若干世纪就有了某种形态的城市文化。 韦伯以“军事体制”为基础建立了他的类型学
韦伯并不怀疑能从学术研究中得出政治教训，但必须准确理解其中的关系。他认为，学者应当持之以恒地面对实情调查的艰苦工作，然后才能谈得上表达政治观点。他坚持超然的态度以获得表达观点的机会——此即他的学院派政治学的基本经略。社会学成了他在社会政策协会中反对主导观点以及为了同一目的而创建德国社会学学会这一载体时的斗争武器。有两个重大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一是德国社会的社会
玛丽安妮·韦伯在为亡夫所作的传记中回忆说，《经济与社会》“无意中成了他毕生的主要工作”。52推动力来自著名文库—1904年开始由韦伯、桑巴特与埃德加·贾菲接手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献》的出版商保罗·西贝克。1909年，西贝克提议用它取代过了时的《政治经济学手册》，《手册》是古斯塔夫·舍恩贝格在19世纪80年代编辑的，5324部来稿中包括舍恩贝格的经济阶
以下评论无意对《经济与社会》进行概述，而是阐明韦伯的某些基本推论，以及各章之间的系统性关联，不论它们是繁是简。特别要谈到的是过去没有译出的那些章节以及它们与其他部分的关系。 I. 第二部分：较早的作品 第一章，经济制度与社会规范：关于施塔姆勒 绝大多数著作都是既有一个陪衬也有一个样板，它们写出来就是为了评议某些著作并与其他著作竞争。《经济与社会》一个明显的起
本书收入“德国重建后的议会与政府”（附录二）有三个原因：（1）弥补一下国家社会学未写出的部分；（2）矫正对官僚制一章（第九章）的片面理解——认为韦伯好像忽略了官僚是个既得利益集团或者非正式帮派网络这一事实；（3）把韦伯的主要政治著述之一介绍给英语读者，而这些著述几乎全都没有英译本。121 此文是最初为左翼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报》撰写的系列文章的修订本，该报是
《经济与社会》的可读性问题，一直广泛存在某些误解。这些误解部分与原稿有关，部分则与译文有关。首先必须指出，韦伯的行文可谓清晰精到。他的文字比他的多数同道——包括桑巴特、滕尼斯、特洛尔奇以及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明朗得多，更不要说与那时众多的“平庸”教授相比了。韦伯没有因循德国哲思散文那种通常都会使盎格鲁–撒克逊读者感到十分晦涩的幽暗深奥的传统。鉴于《经济与社
我应当对许多人表达谢忱，对以下各位尤其如此： 莱因哈特·本迪克斯，他在创造性地适应美国的环境时坚持了比较研究的传统。20世纪50年代末，他给了我一个机会——但并没有坚决要求——去自力解读韦伯的著作，克服早期的某些先入之见，留心他的《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1960）的写作； 胡安·林茨，一位具有韦伯一般广阔胸襟的学者，他长期坚持认为必须有一个完整的版本，而且
介绍性地讨论一下概念大概是不可或缺的，尽管事实上这难免显得很抽象并给人远离现实的印象。使用这种方法并无任何新颖之处。相反，它只求阐明所有经验社会学在论及同样的问题时究竟所言何指，希望使之成为比较便利、比较恰当的术语，虽然这样做可能会显得有些学究气。在使用似乎是新颖或陌生术语的地方，情况确实如此。与笔者在《逻各斯》（Logos）1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相比，这里使用
社会学（就这个高度模糊的词语用在这里的意义而言）是一门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对其进程与结果进行因果说明的科学。我们谈到“行动”时，指的是行动中的个人给他的表现附加了某种主观意义——不管那是明显的还是隐蔽的，是被忽略还是被默认的意义。“社会”行动则是指，该行动的主观意义还顾及到了他人的表现(1)，并据此作为行动进程的取向。3 A. 方法论基础4 1. “意义”
如同任何行动一样，社会行动也会有四个方面的取向。它可能是： （1）工具理性的（zweckrational），它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的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用作“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 （2）价值理性的（wertrational），它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无论该价值是伦理
“社会关系”一词将被用来表示众多行动者的表现，就其有意义的内容来说，每个人的行动都考虑到了他人的行动并以此为取向。因此，社会关系毫无例外地都是有赖于一种概率的存在，即可能存在着一个有意义的社会行动进程——暂且不管这种概率的基础何在。 1. 因此，作为一个明确的尺度，这实质上意味着每个人的行动对他人的行动至少都会有一种最低限度的相互取向。它的内容可能会包括极为
在社会行动范畴内可以观察到某些经验式的一致性，亦即由一个行动者再三重复的，或者在众多行动者中间由于怀有同样的主观意义而（同时）出现的行动进程。社会学研究涉及的就是这些典型的行动模式，因此它不同于历史学，毋宁说，历史学的主题是对那些重要的具体事件做出因果说明；这些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影响了人类的命运。 如果一种社会行动的取向在有规律地出现，那就可以叫作“
行动，尤其是涉及到某种社会关系的社会行动，可以受到正当性秩序是存在的这一信念的引导。行动在事实上将会这样发生的概率，就可以称为该秩序的“效力”（Geltung）。 1. 因此，一种秩序的“效力”，并不仅仅指存在着一种受习俗或自我利益决定的社会行动的一致性。如果家具搬场公司定期定时发布租期届满的公告，这种一致性就是由自我利益所决定的；如果一个推销员在每月或每周
一种秩序的正当性可以通过两个主要途径得到保障：20 I. 这种保障可能是纯粹主观的，即 1. 情绪的：产生于情感投入； 2. 价值理性的：由于信奉秩序的绝对效力，把秩序作为一种伦理的、美学的或者任何其他类型的终极价值； 3. 宗教的：由于相信服从这种秩序即可得到救赎。 II. 然而，一种秩序的正当性也能（或者仅仅）通过对特定外部影响的预期——即通过利益格局—
行动者之所以认为某种社会秩序具有正当性，可能是由于： （a）传统：因为它始终是有效的； （b）情绪化的——尤其是情感的——信仰：因为新的神启或示范是有效的； （c）价值理性的信仰：因为它被推断为绝对有效； （d）实在的成文法规：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合法的。 这种合法性之所以被认为是正当的，可能是因为：（1）它产生于当事各方的自愿同意；（2）它是由某个被认为具有正
如果行动的取向就是有目的地贯彻行动者自身的意志而不顾他方或多方的反对，这样的社会关系就应当称为“冲突”（Kampf）。“和平的”冲突应当指的是那些不使用实际的物理暴力的冲突。只要形式上是在和平地谋取他人也在渴望的对机会和优势的控制，这样的和平冲突就是“竞争”。只要目的和手段都是以秩序为取向，竞争过程就是“受调整的”竞争。人类之间或者物种之间为了谋求优势和生存
如果并且只要社会行动——无论是个别情况、一般情况还是纯粹类型——的取向是基于各方同属的主观感情，这种社会关系就可以叫作“共同体”（Vergemeinschaftung）关系，不管他们的感情是情绪型的还是传统型的。 如果并且只要一种社会关系内部的社会行动取向是基于理性动机下的利益平衡，或者类似动机下的同意，它就可以叫作“联合体”（Vergesellschaft
一种社会关系无论具有共同体的还是联合体的性质，如果而且只要它的秩序系统并不拒绝任何希望参与并实际处在能够参与的地位上的人们参与其中，就可以叫作对局外人“开放”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如果按照它的主观意义及其约束性规则，某些人的参与被排斥、限制或者需要接受附加条件，那就可以叫作对局外人“封闭”的社会关系。无论一种关系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都可能要么决定于传统或情绪
在一种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法定的社会关系中，要么，每个参与者的某些行动都可以归责于所有其他成员，这时就可以把他们叫作“相互负责的成员”；要么，某些成员（“代表人”）的行动可以归因于其他人（“被代表人”）。在这两种情况下，成员都将共同承担由此产生的损益。 根据通行的秩序来看，代表的权力可能是（a）以所有的方式被完全占用——固有的全权（Eigenvollmacht）
一种封闭的或者限制局外人准入的社会关系，如果是由一些特定的个人——一个首脑，可能还有一个行政班子，他们通常也会拥有代表的权力——来确保秩序得到遵守，它就可以称为一个组织（Verband）。决策地位的责任或者参与行政班子的职责便构成了“行政权”（Regierungsgewalten）。这些权力可能被占用，也可能按照该组织的规范分配给专业人员或者在专业特性或程序
一个联合体的法定秩序可以按照以下两种方式之一建立起来：或者经过自愿的同意，或者强加于人并得到默认。一个组织的领导层可以要求拥有强加新秩序的正当权利。一个组织的“章程”（“constitution”）就是从经验上说已经存在的、领导层强加的规则将会得到服从的概率，而这种概率的程度、方式和前提条件都是变化的。现行的规则可以载明必须征得某些成员群体或派别的同意，至少
作用于组织行动的规则便构成了一种行政型秩序（Verwaltungsordnung）。作用于其他各种社会行动因而保护行动者享有由此产生的利益的规则，可以叫作调整型秩序（Regulierungsordnung）。如果一个组织仅仅以第一种类型的秩序为取向，即可称为行政型组织；如果是以第二种类型为取向，即可称为调整型组织。 1. 不言而喻，大多数现实中的组织都会同时
一种采取了明确方式、具有持续性目标取向的活动，应当称为一种经营(7)；一个联合体的行政班子如果持续地以目标为取向采取行动，就应当称为一个正式组织。 自愿联合体（Verein）是指经由一致同意而形成的群体，其规章仅对个人选择加入的成员具有效力；一个组织如果在特定的运转范围内把它的秩序（相对成功地）强加给了一切符合某些准则的行动，就应当称为强制型组织或机构（An
A. “权力”（Macht）就是在一种社会关系内部某个行动者将会处在一个能够不顾他人的反对去贯彻自身意志的地位上的概率，不管这种概率的基础是什么。 B. “支配”（Herrschaft）31就是某项包含了特定明确内容的命令将会得到某个特定群体服从的概率。“纪律”（Discipline）则是某个特定人群按照既定方式习惯性地、迅速而自动服从某项命令的概率。32
一个“统治的组织”的存在及其秩序，如果是由它的行政班子在一个特定区域范围内以物理暴力的威慑与运用而持续不断地予以保障，它就应当称为“政治”组织。一个政治机构性的组织（politischer Anstaltsbetrieb），如果并且只要它的行政班子卓有成效地运用其对物理暴力的正当垄断以保障秩序的实施，它就应当称为“国家”。一种社会行动，特别是组织行动，如果旨
下面无意阐述任何意义上的“经济理论”，而是仅仅试图定义某些常用概念，并分析经济领域内部某些最为简单的社会学关系。像第一章一样，这样做也完全是出于便利的考虑。这已经证明可以完全避开有争议的“价值”1概念。在论述劳动分工的相关段落中（见十五），只要是我们的讨论所需，这里的用法就会偏离卡尔·比歇尔（Karl Bücher）的术语。就目前来说，所有动态过程的问题都将
根据行动的主观意义，只要它是为了满足对“效用”（Nutzleistungen）的欲望，就应该叫作“以经济为取向”的行动。“经济行动”（Wirtschaften）是指行动者和平运用资源控制权，其主要动力就是以经济目的为取向。这种取向中的“理性经济行动”——深思熟虑的有计划的行动——需要具备工具合理性。我们将把自主的经济行动叫作“经济”（Wirtschaft），
“效用”（Nutzleistungen）将始终是指可以在当前或未来加以利用的、特定而具体的、真实或想象的机会优势（Chancen），因为它们被一个或者更多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估计并当作进行特定准备的对象。这些个人的行动之取向，就是这种效用作为手段在达到他们经济行动的目的时可能具有的重要性。 效用可以指非人类的实物、无生物或者人本身的用处。非人类的实物则是无论什
经济取向可能是出于传统，也可能出于以目标为取向的合理性。即使在行动达到了高度理性化的情况下，以传统为取向的因素也仍然相当重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理性的取向对于“管理”行动具有首要意义（见下文，十五），不管那是在何种组织形式之下。理性经济行动是从寻找食物的本能反应、相沿成习接受下来的传统技巧以及惯常的社会关系发展出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取决于非经济的事件和行
以下是理性经济行为的典型举措： （1）系统地分配行动者——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认为可望控制的当前和未来效用（这是储蓄的本质特征）。 （2）根据边际效用原则，按照所估计的各种潜在用途的相对迫切性，系统地分配可供利用的效用。 这是两种最明显的“静态”情形，在和平时期会得到高度发展，今天大都采取分配货币收入的形式。 （3）通过这种效用的生产或运输而系统地获利7，行
根据同经济体制的关系，一个具有经济取向的组织可能是：（a）一个“经济能动组织”（wirtschaftender Verband），如果以它的秩序为取向的、主要是非经济的组织行动还包括经济行动的话；（b）一个“经济组织”（Wirtschaftsverband），如果受其秩序作用的组织行动主要是一种特定类型的自主经济行动的话；（c）一个“经济调整组织”（wirt
出现在交换中的实物即可称为“交换媒介”，只要它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以下事实而足够典型地得到了公认：接受者认为在相应时期内可以用它在另外的交换中按照可以接受的交换比率获得其他货物，不管那是可以交换的所有其他货物还是单单某种特定的货物。交换媒介与其他特定货物的既定比率得到公认的概率，可以称为它在和这些货物的关系中的“实质效力”（materiale Geltung），
广泛使用货币的主要结果是： （1）作为满足消费者需求之手段的所谓“间接交换”。货币的使用让获得这样的货物成为可能：它们由于空间、时间、涉及的人员、非常重要的还有有关交易各方提供的数量不同，因而与待交换的货物处在分散隔离的状态下。这就为各种可能的交换关系提供了极为广阔的领域。 （2）以货币形式估价延期履行的义务，特别是在交换中产生的补偿义务（即债务）。当然，这
任何交换对象的“市场行情”（Marktlage），都意味着那是交换关系的参与者都知晓的、同时又影响了他们在价格竞争中的取向、用该对象换取货币的全部机会。 “市场适销性”（Marktgängigkeit）则是某一对象成为市场上的固定交换对象的程度。 “市场自由”就是市场关系中的当事各方在价格斗争以及在竞争中享有的自治程度。 “市场调整”则相反，它指的是这样一种
“经济行动的形式合理性”将被用来指称在技术上可能的，并被实际应用的量化计算或者核算的程度。另一方面，实质合理性则是指按照某种（过去、现在或潜在的）终极价值观（wertende Postulate）的标准、通过以经济为取向的社会行动向（不论什么范围的）既定人员群体供应货物的程度，不管这些标准的性质是什么。这其中可能有着极多的变数。 1. 以上提到的术语只是被看
从一种纯技术的观点来看，货币乃是最“完善的”经济计算手段，就是说，它在形式上是为经济活动导向的最理性手段。因此，以货币形式进行计算——不是实际使用货币——就是进行理性经济准备的特有手段。就其是完全理性的而言，货币计算就会产生以下主要结果： （1）根据当前的或预期的市场行情，对一切实现生产目的的手段进行估价。这些手段包括：当前需要的或预期未来将会需要的一切；行
“营利”（Erwerben）16就是偶尔、反复或持续以谋求货物新控制权的机会为取向的活动。“营利活动”则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以营利机会为取向的活动。如果是以采取和平手段获利为取向，营利就是“经济的”，它可能是以利用市场行情为取向的。“营利手段”（Erwerbsmittel）就是那些为了经济营利而被利用的货物和其他经济优势。“营利交换”就是以市场行情为取向、为了
实物形式的计算有着极为多样的方式。我们所说的“货币经济”指的是这样一种经济：使用货币是那里的典型情形，那里的行动则典型地以体现在用货币计算的市场行情为取向。另一方面，“自然经济”（Naturalwirtschaft）一词指的是不使用货币的经济。历史上已知的不同经济系统都可以按其更接近货币经济还是自然经济而加以分类。 然而，“自然经济”的概念并非十分明确，因为
由此可见，货币计算的形式合理性要依赖于某些非常特殊的实质条件。它们对于这里的目的有着特殊的社会学重要性，其中包括（1）至少是相对自治的经济单元之间的市场斗争。市场价格是利益冲突与妥协的产物，因此也是权力较量的结果。货币并不仅仅是“未具体说明效用的凭证”，好像可以随意改动而不会对人与人的斗争带给价格体系的性质产生任何根本影响。毋宁说，“货币”主要就是这种斗争的
通过以自我利益基础上的交换优势为取向的行动，并且仅仅通过由这种交换过程达成的合作，而使需求得到了满足，就应当说这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另一方面，“计划经济”的结果则是，经济行动在系统地以一种既定的实质性秩序为取向，不管该秩序是一致同意的还是强加于人的，它在一个组织内部是有效力的。 通过市场经济满足需求，一般都是——与合理性程度成正比——以货币计算为先决条件的
一个以经济考虑为取向的群体中的所有社会行动类型，以及所有具有经济意义的联合体关系，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涉及有助于生产的、特定模式的人的劳务分工与组织。只要瞥一下经济行动的这些事实就会看出，不同的人们在以极为多样化的方式互相组合并与非人类的生产资料相结合而从事着不同类型的工作，同时也服务于共同的目的。这些现象极为复杂，但仍有可能区分出若干类型。 用于生产目的的人的
从技术观点来看，劳动分工可以分类如下：（1）首先，它可能随着工作劳务（work service）的划分与结合而变化，比如（a）可能随着同一个人承担的功能（Leistungen）类型而变化。他可能既承担管理工作又从事执行命令的劳动；或者他可能是专门从事此项或彼项工作。 这里的区别自然是相对而言的。常见的就是那种通常是进行监督但也不时参与工作的个人，比如拥有大片
从技术观点来看，劳动努力的分工还会随着与补充性的物质生产资料进行结合的范围和性质而变化。 1. 分工的方式要看它们是纯粹的人工劳务——比如洗衣女工、理发师的情况和演员演出的情况——还是通过“加工”或运输原材料去生产或改造货物而定。后者在建筑行业——比如泥水匠、装修工、粉刷工的情形——以及在商品的生产和运输行业都是随处可见的。在它们之间有许多过渡方式。 2.
从社会角度来看，劳动分工可以按照以下方式进行分类：首先，随着质的不同，特别是按照功能互补的方式，在多多少少是自主和自治的经济单元之间进行分工，更进一步，还可以按照它们是预算单元还是营利性经营而从经济上加以区分。这里存在着两个截然相反的可能性： （1）“统一”经济（Einheitswirtschaft），在那里，功能的专门化（或者具体化）完全是内部的，也是完全
从社会观点来看，劳动分工的模式还可以进一步按照经济优势的占用模式加以分类，而这些优势被认为是不同功能所应得的回报。占用的对象可能是：支配人力劳务（Leistungsverwertungschancen）并从中获得回报的机会；物质生产资料36；从管理功能营利的机会。37（关于“占用”的社会学概念，见第一章，十。） 当劳动劳务的利用权被占用时，劳务本身可能会（1
物质生产资料可能会由劳动者个人或组织、所有者，或者构成一个第三方的调整性群体所占用。 由劳动者占用时，可能那是已经成为物质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劳动者个人；也可能由完全或相对封闭的劳动者群体加以占用，虽然其中的劳动者个人不是所有者，但那个组织是。这样一个组织可能会作为“共产主义”基础上的统一经济，或者以占用股份的形式（genossenschaftlich）发挥
（1）所有对传统预算（家族）单元的管理，其典型表现就是占用管理功能，占用者或者是名正言顺的首领本人，比如家长或族长，或者是受命管理该单元的行政班子成员，比如家臣的劳务封地（service fiefs）的情况。 （2）营利性经营则会出现以下情况：（a）当管理和日常劳动完全或非常接近一致时，通常也会出现由劳动者占用物质生产资料的情况。这种占用可能是无限制的，就个
经济与社会（第1卷） 二十二、对劳动者生产资料的剥夺 剥夺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在以下情况中就要决定于纯技术性因素：（a）如果生产资料需要众多劳动者同时或连续提供劳务；（b）如果动力源只有在统一控制下同时用于多种相似类型的劳动才能得到理性的利用；（c）如果只有在持续的共同监督下通过若干互补性的过程才有可能对劳动过程进行技术上的理性组织；（d）如果需要专
对全体劳动者生产资料的剥夺尤其可能会采取如下若干形式：（1）由一个组织的行政班子实施管理。特别是在所有理性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就更其如此，它会保持对全体劳动者的剥夺，只不过是通过剥夺私人所有者而彻底实现了这一点的。（2）由所有者或所有者任命的人员，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用履行管理功能。对那些按照所有权的利益行使管理权威的人员，可能会采取如下形式占用对他们
“职业”（Beruf）一词将被用于指称一个人的功能专门化、具体化与结合的模式，因为这是他持续获得收益或收入机会的基础。职业的分布可能会表现为如下形式：（1）在一个调整经济活动的组织内部，他治地分派功能与生活必需品——这是不自由的职业分化，或者通过自治地以职业劳务的市场行情为取向——这是自由的职业分化；（2）以功能的具体化或者专门化为基础；（3）职业人在自主或
按照从第十五节开始发展起来的理论框架，就技术和组织方面而言的占用模式的分类以及市场关系的分类，都是极为复杂的。但实际上，诸多理论上的可能性只有很少几种能够发挥实际的支配作用。 （1）关于农业用地：（a）家族单元的“流动”耕作，一俟地力耗尽，他们就会迁往别处。这样的土地通常是由部落占用，土地的使用权则是由邻里群体暂时或永久占用，单个家族只是暂时占用土地的使用权
1. 有三种典型的共产主义组织形态是由非经济动机发挥主导作用的（见下文，二十六）。但是撇开这些情况不谈，在实现具体化中从事的劳动，它的可计算的绩效达到最优化，要受到三个主要条件的影响：（a）对功能的最大适应性；（b）通过实践获得的最佳技能；（c）从事工作的最佳意向。 无论是遗传、环境还是教育的产物，适应性都只能通过检验而得到确认。这在市场经济的工商企业里，一
对于那些并不关心计算的共同体或联合体劳动组织来说，进行共产主义的安排并不是基于用什么手段才能获得最佳供给这样的考虑，毋宁说是基于休戚与共的直接感受。因此，到现在为止，它们的历史始终就是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些价值观所具有的主要是一种非经济的性质。这些组织主要包括三种类型：（1）由家庭成员组成的建立在传统和情感基础上的家族共产主义；（2）军队同袍们的军
资本货物的萌芽，其典型形态是地区之间或部落之间的交换中用以进行贸易的商品，前提是，这种“贸易”（见二十九）活动明显不同于在家族（预算）基础上单纯地获得货物。因为，家族经济的交流（Eigenhandel）——卖掉剩余产品——不可能以资本核算为取向。部落之间出售的家族、氏族或部落的手工业产品虽然是商品，但只要获得产品的手段仍是自家所出，那它们就仅仅是工具或原材料
除了业已讨论过的各种类型的专门化和具体化功能以外，所有的市场经济（通常还包括易于进行实质性调整的经济）还有另一项功能：即调停一个生产者自己对货物控制权的处置过程或者从他人那里获得这种控制权的过程。这种功能会通过以下任一方式发挥作用：（1）通过一个有组织的经济群体的行政班子成员，并按照他们所完成的劳务给予固定的或不同的实物报酬或者货币报酬；（2）通过一个专为其
现在单独谈谈独立进行的自由贸易（类型4），它始终是个营利性经营，而绝不是个预算管理的问题。因此，在所有正常条件下，它是一个通过购销合同谋取货币利润的问题，尽管并非始终如此。然而，从事这种贸易的可以是（a）一个从属于某种预算经济的组织，或者（b）这种贸易是某种总体功能中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由此使货物进入一种可在某地消费的状态。 情况（a）可以预算单元的成员为
“银行”一词将被用于指称那些营利性“贸易”经营的类型，它们的专门功能就是管理或筹措货币。 货币的管理可能是为了私人家庭，即为了私人存款或保管私人个人的财产；也可能是为了政治实体，比如银行为政府开立帐户；还有可能是为了营利性经营，即承办商业存款及其往来账户。 货币的筹措可能是为了预算单元的需求，比如向私人个人提供长期的私人消费信贷，或者向政治实体提供长期信贷；
以下是生产性经营的资本核算达到最高度形式合理性所必需的若干主要条件：（1）所有者完全占用一切生产资料，而且完全不存在任何对市场营利机会的形式占用；就是说，市场是自由的；（2）所有者选择管理者时的完全自治，因而完全不存在对管理职权的形式占用；（3）完全不存在劳动者对工作岗位和收入机会的占用，同样，也不存在所有者对劳动者的占用。这意味着劳动力、劳动力市场以及对劳
营利活动的“资本主义”取向（在合理性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以资本核算为取向）可以采取多种具有质的差异的形式，其中每一种形式都是一个明确的类型： 1. 通过自由交换、以持续的市场购销活动（“贸易”）中的营利可能性为取向，就是说，其中并不存在形式的、至少是相当缺少实质的强制去影响任何特定交换；或者，通过资本核算、以经营中的持续性货物生产的营利可能性为取向。 2. 通过
1.（a）现代国家普遍依照法令对币制实行垄断性调整，（b）几乎毫无例外地垄断货币的设定，至少是垄断铸币。 最初是纯财政的考虑决定了这种垄断的产生——铸币税（法定收费）和其他铸币利润，其动机是为了禁用外来货币。不过，即使到了现代，对货币发行的垄断也并没有成为普遍现象。因此，直到［1871—1873年的］币制改革，外国铸币仍在不来梅流通。 （c）随着国家税收以及
任何不是材质汇率金属的金属货币类型，如果它是通货，就应当称为“限定货币”（Sperrgeld）。限定货币可能会作为附属货币流通，即与同一货币区的其他通货有着固定的价比。后者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限定货币、纸币或者市场货币。 限定货币可能以某种国际标准为取向。如果是这种情况，它应当是本货币区内的唯一通货，并已准备好成为国际支付手段，能够得以在国外进行支付——或者用
毫无疑问，纸钞始终是一种行政货币。对于社会学的货币理论来说，它始终是特定的国币凭证形式，带有表示特定形式意义的印记——这一点就构成了“货币”，并不对另外一些它可能——尽管未必——代表的东西提出要求。实际上，如果是不可兑现的纸币，这种要求根本就不会存在。 从形式法律的观点来看，纸钞可以包括（至少正式地）可兑换为现款的债务凭证，为私人个人所承认，比如17世纪英国
事实上，在今天，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法律或者行政行动来保证某种货币类型的形式效力，以此作为其管辖权范围内的标准，前提是国家始终处在能够使用这种货币进行支付的地位上。 如果国家允许先前的附属货币或临时货币成为自由市场货币（使用金属货币的情况下）或者成为自治的纸币（使用纸钞的情况下），它就不可能始终处在那样的地位上。因为，这些类型的货币将会不断积聚到政府手中，直至成
与外汇相关的债务解除政策中比较基本的典型方法（这里一般不涉及具体措施）一如下列： （a）在实行黄金材质汇率的国家：（1）只要不兑换成黄金，就可以用商业有价证券作为流通手段的后盾，就是说，它是索取已售出货物应付款的凭证，这种凭证再由可靠人士，换句话说，由可靠的经营者作保。为自身利益计，纸钞发行银行则会尽可能限于从事以下交易：经营这种票据，以货物库存作担保发放贷
克纳普卓有成效地证明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那些努力采用金本位或者尽可能接近于此的其他本位的国家本身，以及受国家指导的代理机构，最近的货币政策主要关注的就是它们的通货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英国通货的兑换价值，其目标是与英国金本位保持一定的兑换平价，因为这个世界最大工商业地区的货币已被普遍用作国际贸易中的支付手段。为此，德国首先停止了银币的流通，然后是法国、瑞士和
对于经济体制来说，自治性政治组织的存在除了影响货币秩序以外，其至关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以下诸方面： （1）在于这一事实：在其他条件近乎相同的情况下，它们总是更愿意把自己的臣民作为它们所需效用的供应来源。这一事实的影响越大，这些政治实体的经济就越是具有垄断性质或者以预算方式满足需求的制度性质，所以目前这种影响才会不断增长。 （2）在于可能会根据某些实质性准则而有意
经济体制和基本上是非经济性质的组织之间最直接的联系，就在于它们获得从事共同活动本身的手段时所采取的办法，这些活动就是行政班子本身的活动以及在它指令下的活动（见第一章第十二节）。这种供给方式可以叫作最广义的“财政”，其中包括实物的供给。 财政就是为共同活动供给经济上稀缺的手段。仅就其最简单的类型而言，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加以组织： （1）间歇性地以纯粹自愿的或强迫
政治和僧侣政治实体满足自身共同需求的方式，对于私人经济活动的结构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通过自身的行政班子征税（而不是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仅仅出于政治和司法目的才要求个人做出劳务贡献、单纯依靠货币税运转的国家，会给一种具有理性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提供最佳的发展环境。一个通过包税制实行货币化税收的国家，则为具有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但不会鼓励以
如果组织的管理权威与行政班子需要得到酬劳（事实上也几乎没有例外），那么经济考虑对于组织的形成就有着非常普遍的社会学重要性。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么极为强烈的经济关切就会与组织的存续息息相关，尽管其原初的意识形态基础可能会同时不复存在。 所有类型的组织，即使在其成员看来也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但是因为某个执行秘书或其他官员要以这种方式“谋生”，除此之外就会衣食无
市场经济中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由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观念利益或物质利益而从事和进行的。当经济活动以组织的秩序模式为取向时，自然同样如此，不管组织本身是部分地参与经济活动，还是主要就是从事经济活动，或者仅仅是调整经济活动。非常奇怪的是，这一事实往往被忽略不计。 一个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经济体制，在这方面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当然，决策权会集中在中央权威之手，个人
按照前面（第一章，十六）的定义，支配就是某些具体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既定人员群体服从的概率。因此，它并不包括对他人行使“权力”或发挥“影响”的一切方式。就这个意义而言的支配（“权威”）1可能会建立在极为不同的顺从动机之上：从单纯的习惯直到最纯粹理性的利益计算。因此，任何名副其实的支配形式都会包含一种最低限度的自愿顺从，即（基于隐秘的动机或真正的同意）在服从
正当支配具有三种纯粹类型。正当性要求的效力可能会建立在 1. 理性基础上——基于对已制定的规则之合法性的信仰，以及对享有权威根据这些规则发号施令者之权利（合法权威）的信仰。 2. 传统基础上——基于对悠久传统的神圣性以及根据这些传统行使权威者的正当性（传统权威）的牢固信仰；或者最后 3. 超凡魅力的基础上——基于对某个个人的罕见神性、英雄品质或者典范特性以及
合法权威有赖于人们接受以下各相互依赖的观念之效力。 1. 在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或两者兼备的基础上，经协商或强制而确立的、至少是要求组织成员服从的任何既定的合法规范。然而，这种服从通常也会扩大到权力覆盖范围内的全部人口，如果是区域性实体，就是在该区域范围内的人口，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或者实施社会行动采取的形式，都被宣布为与治理该组织的秩序有关。 2. 任何法
行使合法权威的最纯粹类型就是利用了官僚制行政班子的类型。只有组织的最高首脑才能因占用、选举或者指定继承而居于支配地位（Herrenstellung）。但即使他的权威，也是在合法“权限”的范围之内。就最纯粹的类型而言，最高权威之下的整个行政班子是由各个官员组成的（他们构成了与“集体”类型相对立的“独断”类型，下面将会对此进行讨论），其任命和行使职责的根据是以下
经验在在表明，从纯粹的技术观点来看，纯粹官僚制的行政组织类型——独断式官僚制——能够达到最高度的效率，而且就这个意义来说，在形式上也是对人类行使权威的已知最理性的手段。它的精确性、稳定性、纪律的严厉程度，以及它的可靠性，无不优越于任何其他形式。这就有可能使得组织的首脑和有关行动者的行为后果具有相当高的可计算性。最后，它可以高效率、大范围地运作，形式上能够适用
如果权威是根据悠久规则与权力谱系的神圣性而要求得到正当性和信仰，就应当叫作传统型权威。这样的统治者根据传统规则而任职，因其传统身份（Eigenwürde）而得到服从。在最原始的情况下，这种有组织的统治类型主要依赖于共同教养基础上产生的个人忠诚。行使权威的那个人并不是一个“上司”，而是主宰者，他的行政班子主要不是由官员，而是由个人的侍从构成，被统治者也不是一个
主宰者有或没有行政班子都可以进行统治。关于后一种情况，见七a：I。 典型的行政班子是从以下一个或多个来源招募的： （I）已经由于传统的忠诚纽带而与首领有关的人员。此之谓家产制招募。这样的人员可以是 a）男性亲属， b）奴隶， c）侍从，即家臣，尤其是侍臣， d）扈从， e）科洛尼， f）自由民； （II）非家产制招募，包括 a）与纯粹的个人忠诚有关的人员，例
I. 老人统治和原始的家长制是最基本的传统型支配类型，那里的主宰者没有私人行政班子。 只要对群体的统治掌握在年长者——最初从字面上的理解就是实际年龄最长者——手中，这种情形就可以叫作老人统治，因为他们对神圣传统最为熟稔。这在主要并非经济或亲属性质的群体中比较常见。如果是一个在经济和亲属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群体（家族），由一个根据明确的继承规则委任的特定个人进行治
家产制仆从可由下列任一途径获得供给： a）依靠主宰者的供应为生， b）从主宰者的武库或金库中获得补贴（通常为实物补贴）， c）依靠作为劳务回报的土地使用权（“劳务土地”）， d）依靠占用财产权收入、收费或税收， e）依靠封地。 只要从b）到d）项的维持生计方式始终在按照传统做法——它决定着数量或地点——被重新授予，只要它们能被个人占用——尽管不能继承，我们就
在纯粹类型中，家产制支配——尤其是等级式类型——无不涉及治理权和相应的经济权利，这是被私人占用的经济利益。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权力在性质上毫无区别。某些重要权力被占用，但在形式上要服从特殊的调整。特别是对司法权和军权的占用，与占用纯经济利益——从土地、税收和外快中获取收入——相比，往往被认为是占用者特权身份地位的合法基础。而且，在经济范畴内，主要以家产制方式占用
传统型支配对经济活动的主要影响，通常都是表现为普遍地强化传统态度。这在老人统治的支配和纯家长制的支配下最为显著，它们不可能利用一个行政班子去反对群体成员，因而它们的正当性要大大依赖于面面俱到地维护传统。 I. 除此以外，为传统的支配结构筹措资金的典型模式也会影响经济活动（参见第二章，三十八）。在这方面，家产制可能会采取各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不过以下诸端尤为重要
“超凡魅力”将用于指称个人的某种品质，而正是由于这种品质，他被看作不同寻常的人物，被认为具有超自然或超人的、至少是特别罕见的力量和素质。这些力量和素质为普通人不可企及，而且被认为出自神圣来源或者被当作楷模，在此基础上，有关的个人则被视为“领袖”。在上古时期，这种特殊品质被认为具有神秘力量的背景，举凡先知、以医术或法术闻名者、狩猎头领或战争英雄，莫不如此。至于
就其纯粹形式而言，超凡魅力权威有一个特性，即特别不适合日常的程式结构。直接卷入的社会关系都是以超凡魅力个人品质的效力和应用为基础的不折不扣的个人关系。如果这一点不再是一种纯粹稍纵即逝的现象，而是具有了恒定关系的性质，那就会成为一种信徒、追随者、政党组织、政治或僧侣组织的“共同体”，而超凡魅力权威的性质也势必会发生根本变化。实际上，就其纯粹形式而言，超凡魅力权
因确保顺利继承而导致的超凡魅力程式化，行政班子会继续关心它的程式化。在初期阶段并且只要超凡魅力领袖以完全摒弃日常社会组织的方式采取行动，其追随者就很可能在一个信念与激情共同体中依靠捐赠、掳掠或者偶然的获利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只有少数满腔热情的信徒和追随者才会打算献身于他们所要求的纯粹理想主义生活。绝大多数信徒和追随者则会在物质意义上按照“天职”的要求去“谋生
要使超凡魅力转化为一种日常现象，势必就要改变它的反经济性质。它必须采用某种财政组织的形式以供给群体的需求，从而为增加税赋收入提供必不可少的经济条件。当超凡魅力运动沿着食禄供给的方向发展时，“俗人”就会变得不同于“僧侣”——源出κλροѕ，意思是一“份儿”——，就是说，成为超凡魅力行政班子的成员，而这个班子如今已经变得程式化了。这些就是发展中“教会”的牧师。相
上面第十二节3c谈到的情况［封地］需要单独给予讨论。这是因为，由此可能会发展出一种既不同于家产制、也不同于真正超凡魅力或遗传超凡魅力的支配结构，它有着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这就是封建制。我们将区分出两种类型：一种以封地为基础（Lehensfeudalismus，即封地封建制），另一种则以俸饷为基础（食禄封建制）。所有其他的形式都是以土地使用权交换军役，实际上都
并非所有的“封建制”都会包含西方意义上的封地。至关重要的还有： A. 具有某种财政基础的食禄封建制。 这在伊斯兰教的近东地区和莫卧儿王朝统治下的印度尤为典型。另一方面，秦始皇之前的古代中国封建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封地结构，尽管其中也包括俸饷制。日本的封建制也包含着封地，但是大名的封地往往会受到最高领主（幕府）的强有力控制，而武士和武家（Buke）的封地
以上讨论足以证明，“统治的组织”极少仅仅属于此种或彼种纯粹类型。此外，尤其是关于合法权威与传统权威的某些重要类型，比如团契形式和封建制的某些方面，还根本未及讨论或者仅仅略有提及。总的来说，应当明确指出的是，任何权威，以及相应的，任何服从的意愿，都是依靠一种信仰，它为据此行使权威者增添了威望。这种信仰极少是由单一因素构成的。比如“合法权威”就绝不是纯粹法律意义
超凡魅力式的正当化从根本上遵循的是威权主义原则，对此可以作出反威权主义的解释，因为超凡魅力权威的效力完全取决于被统治者基于眼见为实的“证据”而给予的承认。当然，对一个具有超凡魅力资格、从而具有正当性的人物给予这种承认，总是被看作一种义务。但是，当超凡魅力组织逐渐进入理性化过程时，这种承认就很有可能不再被看作是正当性的结果，而是正当性的基础：民主性质的正当性。
传统或理性基础上的权威可能会受到某些特殊手段的限制与控制。 这里关心的不是权威本身的局限性，不管那是由传统还是由法律决定的。这一点已经讨论过了（见第三节等处）。这里将要讨论的是一些特殊社会关系和群体的问题，它们具有限制权威的功能。 1. 家产制和封建制的统治一般都会受到身份群体之特权的限制。一旦出现了等级式权力划分，这种限制类型便发展到了极致。前面已经讨论了
415. 更进一步，专断权力还有可能受到这样的限制：从功能上对权力进行具体划分。这意味着向不同的个人授予做出了具体区分的不同“功能”和相应的权力。在严格的法定类型中，这些功能是被理性规定下来的，比如立宪制的三权分立。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当局的问题上，只有通过它们之间的妥协才能采取具有正当性的措施。 1. 根据功能明确实行三权分立，这不同于在身
1. 具有理性界定了功能的合法机构，其团契可能有利于促进行政行动的客观性并消除个人的影响。即使团契因其功能有欠严谨而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但总的来说也会有利于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今天的大资本家利益集团也仍和过去一样在政治生活——在政党和所有对它们来说至关重要的其他关系——中偏爱独断制。因为，从它们的角度来看，独断制更为“明智”。独断式首领更容易发挥个人影
“政党”一词将被用于指称形式上自由招募成员的联合体。它的活动目的是确保其领袖在组织内部的权力，以使它的活跃成员得到观念上或物质上的利益。这些利益可能寓于某些客观性政策的实现，也可能就是谋取个人利益，或者两者兼有。有的政党可能会稍纵即逝，有的则会着眼于长期活动加以组织。它们可能会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组织类型，以非常多样化的形式之一组织起来。它们可能由超凡魅力领袖的
尽管措施的执行不可避免地需要某种最低限度的强制权力，但某些组织还是要尽可能地限制它。这就意味着当政者被认为必须完全按照成员们的意志行事，并要凭借他们所赋予的权威为他们服务。这在小群体中能够达到很高的程度，因为那里的全体成员可以汇集到一个地方，他们相互了解并且被看作是平等的社会成员。不过一些大型群体也曾做过这样的尝试，较为突出的是过去那些法人城市（corpor
显贵（honoratiores）乃是这样一些人：（1）他们的经济地位使他们可以没有报酬（充其量只是领取名义报酬）也能在一个组织中持续处于决策和行政地位；（2）他们享有以如下方式产生的社会声望：他们可能会由于成员的信任而担任官职，而这种信任最初是来自成员的自由意志，后来则是来自传统。 显贵获得这种地位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他们能够为政治而生、而不是靠政治为生。
代表所隐含的基本事实是：一个组织的某些成员——“代表”——的行动被认为受到了其他人约束并被其他人承认为正当的和必须的（参阅第一章，二）。在这种支配结构中，代表身份会具有不同的典型形式。 1. 被占用的代表权。在这种情况下，首领或者行政班子的某个成员拥有被占用的代表权。这种形式非常古老，可见于所有家长制群体和超凡魅力群体。这种代表的权力是一种受到传统限制的权力
代表制度的第五个类型是利益集团代理人构成的代表。该术语适用于这样的代议机构类型：其成员的入选不是个自由选择的问题，这种机构的人员构成是在职业或者社会与阶级成员身份基础上进行选择的，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成员作为代表。在现时代，这种类型的发展趋势就是职业基础上的代表制度。 然而，根据其内部某些可能的变化，这种代表制度会具有非常与众不同的重要意义。首先，它将由于所涉
“阶级状况”指的是以下典型的概率 1. 获取货物 2. 谋得一个人生地位 3. 寻求内在满足 这种概率产生于对货物和技能的相对控制权，产生于它们在既定经济秩序中创收的用途。 “阶级”指的是处于同样阶级状况中的所有人。 a）“有产阶级”主要是决定于财产差异， b）“商业阶级”的形成主要取决于货物与劳务的适销性， c）“社会阶级”则由所有处于如下阶级状况中的人构
一个享有正面特权的有产阶级的主要含义在于 1）它对昂贵消费品的独享， 2）它的销售垄断以及它在这方面实施系统化政策的能力， 3）它对未被消耗的盈余形成的财富积累的垄断， 4）它对因储蓄而出现的资本形成过程的垄断，即垄断利用借贷资金形式的财富，由此而控制工商业的行政管理职位， 5）它对（教育）成本高昂的身份特权的垄断。 I. 享有正面特权的有产阶级乃是典型的食
享有正面特权的商业阶级的主要含义在于 1）为了自己的成员及其商业利益而垄断经营管理， 2）通过对政治或其他组织的经济政策施加影响来保护上述利益。 I. 正面特权商业阶级的典型就是经营者： a）商人， b）船东， c）工业经营者 d）农业经营者， e）银行家和金融家，有时也包括 f）具有突出专长或者受过特殊教育的专业人员（比如律师、医生、艺术家），或者 g）具
社会阶级是指 a）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劳动过程变得越机械，情况就越是如此， b）小资产阶级， c）无财产的知识阶层和专家（技师、各种白领雇员以及文职公务员——由于培养成本的差异，他们之间可能会出现很大的社会差异）， d）由于财产和受教育而享有特权的阶级。 在《资本论》未及完成的最后部分，卡尔·马克思显然是打算面对技能的差异去探讨阶级团结的问题。就这种差
“身份”（即ständische Lage(2)）应当意味着一种根据正面或负面特权得到社会评价的有效要求，它的典型基础是 a）生活方式，因此也包括 b）正规教育，这种教育可能是 1）经验式训练，或者 2）理性的培养以及相应的行为方式， c）继承的或者职业的声望。 实际上，身份的体现往往是通过 1）联姻， 2）共餐，可能还有 3）对某些特权性获利模式的垄断占用
A. 社会学的法律概念。我们在谈论“法律”“法律秩序”或者“法律命题”（Rechtssatz）时，必须严格注意法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不同着眼点。从前者的角度我们会问：什么是法律的内在效力？就是说，对于一个具有法律命题形式的文字模式来说，应当以正确的逻辑赋予它什么样的含义？换句话说，赋予它什么样的规范性意义？但是，如果站在后者的角度，我们要问的则是：由于一个群体中
A. 习俗在法律形成过程中的意义。法律、惯例和习俗属于同一个连续统一体，它们之间由此及彼的过渡是难以觉察的。我们所说的习俗（Sitte）指的是一种在常规状态下的典型的一贯性活动，因为人们只是“习惯”于这样做，并且始终是不假思索地模仿着做。这是一种集体性的行动方式（Massenhandeln），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意义上“要求”个人保持它的恒定性。 另一方面，只要
即使从非社会学观点来看，如果断言法律规范仅仅调整外在行为，道德规范只是调整良知问题，由此来区别法律和伦理，那也是错误的。确实，法律并非始终把行动的意图看得那么重要，而且有一些法律命题和法律制度，其法律后果——甚至包括惩罚——仅仅取决于外在的事件。但这并不是常规情况。法律后果也会重视善意（bona）、恶意（mala fides）、意图、道德堕落以及其他许多纯粹
简而言之，仅仅与我们这里的讨论有关的法律与经济的最一般关系，可以概述如下： （1）（社会学意义上的）法律所保障的绝不只是经济利益，而是极其多样化的利益：从保护人身安全这一最基本的利益，直到保护个人名誉或者神授权力的名誉等等纯粹的精神利益。至关重要的是它保障政治、宗教、家庭和其他权威的地位，以及保障任何社会杰出人物的地位——这一点实际上可能以经济状况为先决条件
绝大多数社会群体都会从事经济活动。和一种不适宜的习惯说法相反，我们不会把任何工具性（目的理性）的行动都看作是经济行动。例如，为了精神的向善而祈祷就不是经济行为，尽管按照某种宗教教义它可能有着明确的目的。我们也不会把所有的经济化活动（economizing activity）包括在内，不管那是概念形成过程中的智力经济化还是一种审美的“手段经济”（economy
一个常见的经济决定因素就是为生计而进行的竞争——对官职、顾客以及其他获利机会的竞争。如果在一定的利益空间中出现的竞争者越来越多，那么参与者就会开始关心对竞争加以约束。一个竞争者群体通常都会具有某种与其他（实际的或潜在的）竞争者群体有别的外在特征，而且易于辨别——种族、语言、宗教、地方或社会籍贯、血统、居住地等等，这都可以成为它们试图排外的依据。至于在具体情况
如果群体的构成成分是经过教育、培养和训练而获得了共同品质的人，那么这种垄断主义倾向就会具有一种特殊形式。这些品质包括，某种经济资格，担任相同或相近的官职，骑士的或禁欲的生活方式，等等。如果这种情况下的社会行动产生了一个联合体，它往往就会形成行会。正式成员则会获得一种职业，该职业是由于垄断着精神的、知识的、社会的与经济的货物、义务和职位等方面的处置权而产生的。
一旦成为理性的联合体，社会行动将会具有一种确定的秩序以满足需求——如果它的运作有赖于得到货物与劳务的话。大体上说，有五种得到这些货物与劳务的典型方式。我们将尽可能地从政治群体中撷取范例，因为它们在这方面的安排最为发达。 （1）集体性自然经济下的大庄园（oikos）类型。群体成员必须提供固定的个人劳务，所有成员或专业成员概莫能外［例如对体格健全者的普遍征兵，或
满足需求的不同模式始终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结果，往往会产生超出它们自身目的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会导致相当大程度的经济调整，公益性派捐满足需求的模式尤其如此。即使并非直接导致变化，这些模式也会强烈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及其方向。例如，身份公益性派捐就会大大有助于社会与经济机会的“封闭”、身份群体的稳定，从而排斥私人资本的形成。此外，如果一个政治共同体通过公营
对社会群体满足其经济需求的方式所带来的特定的、往往是高度复杂的影响进行考察，不属于这种综合论述的范畴，这里将只是作为范例来考虑一些具体的个案。 我们不想按照社会行动的结构、内容和方法对各种群体进行系统分类——这属于普通社会学的任务。这里要做的是简要说明一下对我们的阐述至关重要的那些群体类型。我们将要讨论的只是经济与“社会”——人类群体的一般结构——的关系，而
家族能够满足对货物与劳务的日常需求。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像自然灾害、社会突变这种特殊情况下产生的大量特殊需求，都要依靠超出单个家族的社会行动去满足：邻里的援助。在我们看来，邻里不仅是乡村聚落中的那种“天然”邻里，还包括所有那些由于空间距离较近而形成的长期性或临时性利益共同体。当然，如无专门说明，我们这里谈到的邻里大都是指比邻而居的家族。 邻里群体依聚落类
我们现在回到家族，回到最“自然”的对外封闭类型的社会行动。从典型意义上说，原始家族共产主义的发展完全不同于前面［第一节末段］谈到的共产主义，后者尽管分了家，但却共负盈亏，而它的典型意义在于家族共产主义从内部的弱化，就是说，家族继续保持外表统一的前提下同时开始了对内封闭的过程。 最早对彻底的共产主义家族权威的实质侵蚀，并不是直接来自经济动机，而显然是由于男人对
亲属群体并不是一种像家族或邻里那样的“自然”群体。一般来说，它的社会行动是不连贯的，而且不会形成联合体。事实上，亲属群体的例子可以说明，即使参与者素不相识且仅仅被动地行动（比如节制性关系），社会行动也是有可能的。亲属群体是以大型共同体内部存在着其他亲属群体为前提的。它是所有忠诚（Treue）的天然媒介。友谊原本是一种模拟血缘关系的兄弟之谊。封臣以及现代的军官
遗憾的是，亲属群体、村庄、乡村“公社”（Markgenossenschaft）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仍然属于人种志和经济史上最为混沌且极少为人研究的领域。尽管有了摩尔根（Morgen）的研究，但是不管文明民族的原始阶段还是所谓原始部落（Naturvölker），甚至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情况，都没有完全解释清楚。一个村庄的邻里组织可能源于特定情况下一个家族因财产继承
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导致家族权威不断削弱的那些内在和外在决定因素获得了优势。与经济手段和资源量的增长一起发挥内在作用的是能力和需求的发展与差异。随着生活机遇和机会的与日俱增，个人越来越不满于被束缚在由群体规定的僵硬划一的生活方式上。他会日益渴望作为一个单个的人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享受自己能力和劳动的成果。 家族权威的解体则是由众多其他群体促成
作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基础，这些形式的事业已经最彻底地脱离了原先与家族的同一性。我们在此特别关心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一个家族可能会按照极为不同的方式发生演化。由于和外界交换而导致家族与家庭内部权威的瓦解，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与家庭内在地演化为罗特贝图斯所说的大庄园（oikos）并行不悖的。5这里并不仅仅指任何大家族，或者自己生产各种工农业产品的家族，
与以上分析的社会行动诸根源相比，“种族身份”是一个更有争议的根源：共同经遗传而得并且可以遗传的、实际得自共同血统的特性。当然，只有种族从主观上被认为具有共同特性时，它才会创造出一个“群体”，就是说，只有当邻里或者种族差异几可忽略不计的人们成为共同（多半是政治）行动的基础时，或者反过来说，当同一种族成员的共同经验关系到与一个明显是不同群体的成员的某种对抗时，才
显著的“种族”差异究竟是基于生物遗传还是基于传统，就其对人们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的影响而言，这个问题通常并无重要意义。它对同族婚配夫妻群体的发展就无关宏旨，对其他形式社会交往中的相吸和相斥则更其如此，不管这种群体之间很容易在相互信任与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任何友谊、社交或经济关系，还是在历经艰难并采取表明了互不信任的防范措施之后才能建立起这些关系。 最广义的社交圈
如果部落是一个政治实体的分支——事实上部落往往都是政治实体建立起来的，那么它的界限就会截然分明。在这种情况下，某些整数就会被用来显示人为的起源，而部落通常都会以那些整数的形式出现，比如前面提到的以色列民族划分为十二支族、古希腊的三个多利斯宗族以及其他希腊人的不同宗族。如果一个政治共同体被重建或改组，那么人口就会被重新划分。因此，这里说的部落就是一种政治上的人
“民族性”概念与“种族”意义上的“民族”（Volk）概念有一个共同的模糊含义：凡是被特别感到的共同之处，就肯定是来自共同的血统。当然，在现实中，自视为同一民族成员的人们虽有共同血统，却往往不像分属不同而敌对的民族的人们那样密切相关。即使在由于共同血统而密切相关的群体之间，仅仅因为它们的宗教信仰不同，也可能会存在民族性的差异，比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情形。
给出“宗教”的定义以说明宗教是什么，不可能从这里一开始就着手。要想给出定义——如果终究还要进行定义的话，也只能放在这项研究结束之时。我们甚至并不关心宗教的本质，因为我们的任务是研究一种特殊社会行动类型的条件和效果。 外在的宗教表现过程非常多样，只有从有关个人的主观经验、观念和目的的角度——简言之，从宗教表现的“意义”（Sinn）——出发才能理解这种表现。 由
即使在我们考察的最原始的宗教表现中，一般也都完成了一种抽象过程，尽管显得只是一种简单抽象。已经结晶出来的是这样的观念：某种存在物隐藏在具有超凡魅力的自然物、人造物、动物或人物“背后”并支配着他（它）们的活动。这就是对精灵的信仰。开始的时候，“精灵”既没有被看作是灵魂或魔鬼，也没有被看作神，而是某种不确定的东西，有形但又不可见，无人格但又具有某种意志。一旦进入
整个这项发展中最为突出的并不在于把那些超自然的力量人格化、非人格化或者超人格化，而是在于这一事实：一些新的经验正在生活中发挥作用。过去，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只有实际存在的事物或实际发生的事件；如今，某些经验也在发挥作用了，这是对一种不同秩序的经验，因为它们只是预示了某种事物。由此，巫术从一种直接的用力，转变成了一种象征性活动。 必须让死者的灵魂无害于人，这一观
那些偶然出现的、往往构成一个无序大杂烩的各种神祇（gods），由于被礼拜偶然地汇合在一起。这种情况绝不是仅限于社会分化程度很低的时期。所以，即使《吠陀》里面的各种神祇，也还没有形成一个井然有序的国度。但是，只要出现了对宗教实践的系统思考，一般来说就会演化出一批众神（a pantheon），随着越来越需要诉诸神祇，生活的理性化也会普遍达到一定的水平，其中的细节
开始是家族和亲属群体需要一个自己的神，他们自然会求助于祖先的精灵，不管是实际的还是想象的祖先。后来又增添了守护神（numina）以及灶神和灶火神。对神的礼拜由家族或氏族头人来做，他们赋予这种礼拜的重要意义差别极大，这取决于家庭的结构和实际的重要性。一种高度发达的家庭祖先崇拜，一般都是与家长制的家族结构相对应的，因为只有家长制结构对于男人来说才是具有核心重要性
如果这种发展的方向是从宗教上支持一个同盟，那里就会发展出一个政治组织本身专有的神，比如耶和华。他是一位联盟的神——按照传说那是犹太人和米甸人的联盟，这导致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结果。以色列人宣誓承认了耶和华以及他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政治联盟和神圣秩序，他和以色列人的关系采取了订约（berith）的方式，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一种由耶和华强加的、以色列人恭顺地接受下来的契
正如神的形式由于自然和社会条件不同而变化多端一样，一个神在众神中名列前茅或者垄断所有神力的可能性也是变动不居的。就其实质而言，只有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才是一神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的唯一神或最高神的形式，在神学上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严格的一神教形式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独一无二的宗教关切，即通过一个神的化身而救赎。通向一神教的路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到处都不可能一劳永逸
一种被想象为具有了灵魂的人一样的力量，也许可以被强制用来为人效劳，正如一个精灵的自然主义力量可以被强制一样。谁拥有了使用专门手段所必需的超凡魅力，谁就可能比神都强大，甚至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强迫神。这种情况下的宗教表现，与其说是对神的礼拜，不如说是对神的强制，2这时的祈求神助就不是祈祷，毋宁说是巫术的运用。这是民间宗教一种根深蒂固的基础，在印度尤其如此。实际
这种［神与魔鬼］分化的社会学表现就是“祭司”的兴起，他们与“巫术实践者”大为不同。征诸现实，这种对比也像几乎所有社会学现象一样并不固定。即使在理论上，这些类型的差异也难以确定下来。根据“礼拜”与“巫术”的区别，可以把那些以礼拜手段影响诸神的职业人员同那些以巫术手段强制魔鬼的巫师加以对照。但在许多大的宗教中，其中包括基督教，祭司的概念也含有一种巫术资格的意味。
应当尝试通过强制还是恳求去影响一个特定神祇，乃是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而答案也只能依靠业已得到证明的效果。正如巫师必须保持自己的超凡魅力一样，该神也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威力。如果对一个神施加影响的努力总是无效，人们就会断定，要么是该神无能，要么是对他施加影响的正确途径尚不可知，于是他就会被抛弃。在中国，若干突出的成效就足以使一个神获得声望和力量（神、灵），从而赢
除了在某些情况下极具重要性的善恶力量的重大质的差别以外，在众神当中还会发展出一种特殊的道德品性——这对我们这里的讨论至关重要。一个神会具有道德品质，这种可能性决不限于一神教。实际上，它存在于众神形成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不过，在一神教的层面上，这项发展会产生意义特别深远的后果。很自然，在道德之神当中极为常见的就是专司立法的功能神和控制神谕的神。 “占卜”的技艺最
当然，宗教伦理并非真的开始于这种观念。恰恰相反，此前早已存在着另一个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宗教伦理体系，它产生于纯粹的巫术行为规范，违背这个体系会被视为宗教丑行。凡是存在着发达的精灵信仰的地方，人们都会认为，那些不同寻常的事件，有时甚至包括习见的生命过程——比如患病、分娩、青春发育、月经——都是一个特殊的精灵进入人体所致。该精灵要么被视为神圣，要么被视为不洁；这是
以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最为普遍的社会制度，就是众所周知的图腾崇拜制度，这是某个物体——通常是某个天然物、在最纯粹的图腾崇拜形态中则是某个动物——同某个特定社会群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对后者来说，图腾动物乃是兄弟关系的一种象征；最初，整个群体吃完该动物之后，它便象征着群体共同拥有了它的灵魂。当然，这种兄弟关系的范围是个变数，一如群体成员与图腾物的关系性质也存在可变因
另一方面，禁忌规范可能会给贸易和市场的发展以及其他类型的社会交往造成极其严重的障碍。像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就告诫教徒说，本教以外的人们是绝对不洁的；这给信徒与他人的交往制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直到最近也还是如此，尽管借助于形形色色的虚构已经使这种局面得到了缓解。印度的种姓禁忌对人际交往的限制远比中国神灵信仰的风水制对贸易的干预强有力的多。4当然，即使在这些问题上也
只要对精灵的信仰理性地转变为对诸神的信仰，只要对精灵的强制让位于对适合礼拜的诸神的崇拜，精灵信仰的巫术伦理也会经历某种转变。这种重新取向是通过以下观念得以发展的：谁要蔑视神定的规范，恐怕就会招来专门照料这些规范的神在道德上的不满。于是人们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的假设：敌人获胜或者有其他灾难落在自己群体头上，那并不是因为神的虚弱，而是因为神不满于信徒们违逆他所守护的
什么是社会学所说的先知呢？我们这里不去考虑像布赖希格（Breysig）提出的“拯救者”（Heilbringer）那样的一般问题。1并非任何拟人化的神都是一个得到崇敬的拯救者，无论那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拯救。而且毫无疑问，也并非任何拯救者都会成为一个神，甚至成为救世主，尽管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我们所理解的“先知”指的是一种超凡魅力的纯个人载体，他根据自身的使命而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把不同类型的先知与各种各样的拯救者——不管他们是不是宗教拯救者——区分开来。在各个历史时代，从先知向立法者的过渡都是变动不居的，如果你对后者的理解就是一个受命负责系统整理或者重构律法的人物的话，比如希腊调停人（aisymnetai）(26)那样的突出范例（梭伦、查隆达斯等等）。如果只是顺应时势，这样一个立法者或者他的努力就决不会得不到神意的认
经济与社会（第1卷） 三、先知与道德导师 另一方面，在先知与道德导师，尤其是社会道德导师之间有着不同的过渡阶段。这样一个导师富有新颖的智慧或者失而复得的古老智慧，门徒济济，为平民百姓提供咨询，在公共事务上为君主们充当顾问并且可能会尽力促使他们建立某种新的道德秩序。宗教或哲学智慧的导师与门徒之间的关系异常牢固，并受威权主义方式的规制，在亚洲的神圣律法中尤其如此
如果我们把上述这些有时联系得非常紧密的类型不算作先知的范畴，也仍然还有其他一些类型。首先就是神秘教义传播者。他会操办圣事，比如包含着救赎之恩的巫术活动。世界各地都有这种类型的救赎者，他们和一般巫师仅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决定这种差别的则是他们周围聚集着一批专门的会众。这种神秘教义传播者的王朝大都是在神圣超凡魅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这种超凡魅力被认为是可以遗传的
这样，便只剩下了两种我们所说的先知，其中一种最明确的代表就是佛陀，另一种特别明确的则是琐罗亚斯德与穆罕默德。就后者而言，先知主要是充当宣示神及神意的工具，这种神意要么是一项具体的命令，要么是一种抽象的规范。他从神那里领受了布道的使命，要求人们把服从作为一种道德义务。这种类型我们应当称之为“道德先知”。另一方面，先知也可能是个样板人物，他通过个人榜样证明了另一
无论一位特定的宗教先知主要是道德类型还是样板类型的先知，先知启示都包含着一种统一的世界观，它产生于一种自觉整合起来的有意义的人生态度，对于先知本人及其信徒来说都是如此——这是双方的一个基本共同点。在先知看来，人生与世界、社会事件与宇宙事件，都有某种系统化的内在意义，人的行为要想带来救赎，就必须以此为取向，必须以具有完整意义的方式去塑造行为。这种意义的结构也许
如果先知的预言卓有成效，他就会成功地赢得一些固定的帮手。这些人可能是弟兄（Sodalen，这是巴托洛梅对《伽泰》（Gatha）(36)术语的译法1）、门徒（《旧约》和印度教的说法）、伙伴（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说法）或者信徒（《以赛亚书》和《新约》的说法）。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先知的个人虔信者。祭司和占卜者则相反，他们会组织成行会或职务等级群体。我们在分析支配的形
总之，祭司们必须承担这样的义务：编纂整理获胜的新教义或尽管遭到先知抨击但仍然延续下来的旧教义。如果他们要想确保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划定一些界限，确定什么是理应、什么是不应视为神圣的，必须把自己的观念灌输进俗人的宗教信仰中去。导致这种发展的原因未必就是怀有敌意的先知危及祭司的地位，例如印度就是这样，那里很久以前就出现了这项发展。而祭司们仅仅关心保护自己的地位免受
在神圣教义的系统化过程中，祭司的工作不断得到了他们职业实践中的新鲜原料的滋养，这与巫师的实践截然不同。伦理类型的会众宗教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事物，即布道；还有一种事物则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巫术的援助，即理性的教牧关怀。 就该词的真正意义而言，布道就是在宗教和伦理问题上进行集体教育。通常这是先知预言和先知宗教所特有的。实际上，凡是在此之外出现的布道，都是对它们的模仿
农民的命运受到了大自然的牢固束缚，深深依赖于生物过程和自然事件，经济上几乎完全不以理性的系统化为取向，因此，一般来说，只有在受到奴役或无产阶级化威胁的时候，农民才会成为宗教的载体，不管这种威胁是来自内部（金融的或领主的）还是来自外部的政治力量。 古代以色列的宗教史已经表明了农民阶级受到的两个主要威胁，一是带来奴役的外部列强的压迫威胁，二是农民与大地产富豪的冲
一般来说，武士贵族——实际上是一切封建权力——并不愿意成为一种理性宗教伦理的载体。武士的生活方式几乎不可能与仁慈的天意概念或者与一个先验之神的系统道德要求产生亲和力。像罪、救赎与宗教谦卑这样的概念，不仅与所有统治阶层、特别是与武士和贵族的荣誉感相去甚远，而且实际上还会受到他们的排斥。接受一种由这些观念主导的宗教并在某个先知或祭司面前屈膝，大概在任何战争英雄或
很可能同样是这些因素，使得密特拉教在文职官员当中也大受欢迎，因为它在他们当中也很普及。当然，政府官员中还存在着倾向于其他救赎宗教的苗头。在虔信派德国官员中就能看到这种情况，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德国中产阶级的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突出例证，只是在官员中间找到了它的代表，在经营者阶层中则付诸阙如。某些政府官员偏爱救赎宗教的倾向，在18、19世
如果说享有最大限度社会特权的贵族与官僚阶层在宗教态度上有种种差异、但通常都会表现出某些相当一致的倾向，那么在真正的“中间”阶层却有很大不同，而且，即使完全撇开这些阶层内部非常明显的身份差异不论，对比也依然强烈。这样，在某些情况下，商人可能是享有最高特权的阶层的成员，比如古代的城市贵族；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却可能是贱民，比如沿街叫卖的穷苦商贩。另一方面，尽管商人的
如果撇开享有高度社会与经济特权的那些阶层不谈，我们立刻就会看到明显更加多样化的各种宗教态度。 在小资产阶级、特别是手工业者当中，一直存在着最为巨大的反差。这包括印度的种姓禁忌和圣事与狂欢类型的巫术宗教或者神秘教义传播者的宗教，中国的万物有灵论，伊斯兰的苦行僧宗教，早期基督教——特别是盛行于罗马帝国东半部——那种圣灵(64)激荡的（pneumatic-enth
最后，处于最不利经济条件下的各个阶层，比如奴隶和自由的短工，迄今为止从来就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曾是某种特定宗教类型的载体。在古代基督教共同体中，奴隶属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古希腊的奴隶和《罗马书》(66)中提到的纳齐苏斯(67)（大概是克劳狄皇帝那位臭名昭著的自由人）的扈从，要么是地位相对很高而且独立的家臣，要么就是豪门大户人家的仆从。不过他们多数还是那种独立的手艺
一种救赎宗教完全可能起源于享有社会特权的群体内部。先知的超凡魅力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阶级的成员资格，而且通常还与某种最低限度的知识修养有关。这些说法的证据在各种独具特色的知识分子先知预言中比比皆是。但是一般来说，只要救赎宗教进入了并非特别关注或者并非职业性关注理智主义修养的世俗群体，它就会改变性质，毫无疑问，如果是进入了从经济和社会角度都难以理解理智主义的非特
与武士贵族的排他性礼拜相反，非特权阶层的宗教则突出地倾向于给妇女以平等地位。妇女获准参与宗教活动的范围有着广泛的差异，但妇女或多或少、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宗教礼拜（或被排除在外），到处都是一个群体（现在或者过去）相对和平或军事化程度的功能。然而，女祭司的存在、女占卜师或者女巫的声望以及对个别被赋予超自然力量和超凡魅力的妇女的极端崇拜，绝不意味着妇女在这种崇拜中
救赎宗教对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非特权社会群体的特殊重要性，与特权群体相比，可以从更为综合的角度去观察。在对身份群体和阶级的讨论中［第九章，六］，我们将充分谈到坚持享有最高社会特权的非祭司阶级——尤其是贵族——的荣誉感和优越感。他们认为，那种生活模式的完美性体现了他们与生俱来的、具有特殊质量的终极存在，他们的自尊意识端赖于此；实际上，就其本质而言，这应当就是他们
巴比伦囚虏期间及此后的犹太教形式提供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范例，可以说明宗教允诺的内容能够具有何等意义。自巴比伦囚虏开始，犹太人事实上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在这里特指的贱民民族，自耶路撒冷犹太教神殿被毁以后，他们在形式上也成了贱民民族。（我们所谓犹太人是“贱民”民族，其含义同印度贱民种姓的特殊状况几乎毫不相干，犹如“卡迪(76)司法”概念与实际的法律原则有关、卡迪要据此
理智主义及其与祭司阶层和政治当局的各种关系，始终以最为复杂的方式影响着宗教的命运，而碰巧成为理智主义最重要载体的这个阶层的来源又转而影响着那些关系。祭司本身最初就是理智主义最重要的载体，特别是在业已存在神圣经文的地方，祭司肯定会变成一个专门解释经文并讲授其内容、意义和正确用途的文学行会。但是这项发展并没有出现在古代——特别是腓尼基、希腊和罗马——城邦的宗教中
经济与社会（第1卷） 二、作为宗教革新者的高层知识分子 我们这里特别关心的是祭司而不是僧侣与非教会世俗知识阶层的关系，同时还有知识阶层与宗教事业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宗教共同体中的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事实：亚洲的所有伟大宗教学说都是知识分子的创造。佛教和耆那教的救赎教义乃至所有相关的教义，都是一个接受过吠陀经熏陶的知识精英群体传播开来
如果社会特权群体当中完全不存在军事特性，而且丧失了有可能具备的政治能动性或者对此没有兴趣，通常这就是在他们当中发展出强有力的救赎宗教的绝佳机会。随后，如果统治阶层——不管是贵族还是中产阶级——的政治权力输给了一个官僚——军事一体化的国家，这时一般就会出现救赎宗教。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些统治阶层退出政治参与，也有利于救赎宗教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统治阶层会
通常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处境比较优越的那些阶级，特别是贵族、食息者、官员以及教会、寺院、高等教育机构的俸饷收入者等等，他们的哲学理智主义绝不是唯一的理智主义，而且对于宗教的发展来说往往也不是最重要的理智主义。因为，任何地方都还有一种半无产阶级（proletaroid）的理智主义，它以各种过渡形式同贵族的理智主义联系在一起，只是它那种独特的态度在性质上与后者不同。
在古代以色列，《旧约·约伯记》的作者好像就出自作为宗教理智主义载体的上层阶级。亚历山大到达东方以后，受过教育、不问政治的上等阶层由于相互交往而走向国际化，《旧约·箴言》以及相关作品则表明了它们接受这种国际化影响的形式。《箴言》的某些内容被认为直接出自一个非犹太国王之手，而且一般来说，那种带有“所罗门”之名的文献即是一种国际文化的标志。西拉(86)与希腊化针锋
这种经文学识乃是小资产阶级理智主义的一个例证，它从犹太教又进入了早期基督教。保罗显然是个手工艺人，与产生了反平民智慧说的西拉时代知识分子截然不同，他像后来的许多犹太教经师一样是他那个阶级在早期基督教中的杰出代表，当然，在保罗身上还能看到其他一些特性。他的神秘直觉（gnosis）(93)尽管远远不对希腊化东方地区擅长冥想的知识分子的心思，但能够为后来马西昂派(
这里不可能细说中世纪基督教中理智主义和宗教的关系。总的来说，至少就其社会学意义的影响而言，这种宗教并不以理智主义要素为取向。关于僧侣理性主义对文化的实质内容发挥的强大影响，只有在比较了西派和近东及亚洲的隐修主义之后才能得到澄清，后面将对此进行简要概述。西派隐修主义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教会在西方的特殊文化影响。在中世纪时期，西派基督教并不存在任何明显的宗教性世俗
盎格鲁–撒克逊和拉丁语系国家的这些发展，最终产生了一种反形而上学的影响，这与德国那种既不是去政治的，也不是反政治的“非政治”精英教育形成了鲜明对比。6这种教育乃是产生于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很少有（且多半是消极的）社会学上的决定性因素。它有着形而上学的取向，但几乎没有和特定的宗教需求发生关系，也没有任何对救赎的渴望。另一方面，德国平民或贱民的理智主义，也像拉丁
大体上说，只有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才是严格意义的一神论宗教，而即使是后者，在后来的圣贤崇拜中也出现了对一神论的某些偏离。与三神论形式的印度教、后来的佛教和道教相比，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有着一神论的倾向。但在实践中，罗马天主教的弥撒礼拜和圣徒崇拜实际上却相当接近于多神论。当然，绝不是任何伦理神都必然会变得绝对不可替代、变得全知全能，就是说，不可能具有绝对的超验性质。
天堂、地狱以及死后的审判实际上具有普遍的重要性，即使对这些概念完全陌生的宗教——比如古代佛教——也是如此。然而，即使像琐罗亚斯德的教义或者罗马天主教的炼狱概念所描绘的“存在”这一中间地带，也会削弱永罚概念的一贯性，因为这个地带所包括的惩罚仅仅持续一个有限的时间段，这样就始终很难把对人类行为的惩罚和一个伦理的、同时又是全能的、最终要亲自对这些人类行为负责的世界
除了得救预定论以外，还有其他两个宗教观点，对于尘世的缺陷问题提供了系统的概念论述。其一就是二元论，晚期形式的琐罗亚斯德教，许多受到琐罗亚斯德教影响的小亚细亚宗教形式，尤其是最后的拜占庭宗教形式（包括某些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以及曼达教和诺斯替教，直至摩尼教的那些大观念，都是一以贯之地或多或少表达了二元论观点。 在公元三四世纪之交，摩尼教甚至在地中海地区似乎
只有为数不多的救赎宗教对于神与尘世及人的关系问题产生了独一无二的单纯解决办法，我们刚刚概述了这方面各种可能的纯粹类型。无论何地，如果产生了这种纯粹类型，也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绝大多数救赎宗教还包容了各种学说，因为它们与这些学说在相互影响，至关重要的是它们试图满足信徒的各种伦理和理智主义需求。因此，对于不同宗教理论在神与尘世及人的关系问题上的差异，就必须从它们
由于渴望和追求救赎的特定路径不同，也由于渴望和追求救赎的心理素质不同，宗教对生活行为、特别是对再生的条件所产生的影响也就各不相同。 救赎可以由个人自身完成而无需借助于任何超自然的力量，比如古代佛教就是这样。它是通过宗教礼拜和日常行为中的纯粹仪式活动和礼拜式而导向救赎之路。就其对生活行为的影响而言，纯粹的仪式主义本身与巫术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实际上，仪式主义甚至
被认为有助于救赎的社会实践是些非常不同的类型。因此，战神们只欢迎那些战死沙场的人进入天国，或者至少也是让他们优先进入。婆罗门教的伦理甚至明确要求国王，一旦见到了自己的孙子，就应当奔赴沙场以求一死。另一方面，社会实践也可以做出“爱同胞”的努力。不过，这两种情况都能保证达到系统化，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完成这种系统化一般都是先知预言的功能。 “善举”伦理的系统
这样说来，伦理宗教绝不是这种救赎“方法论”的第一来源。恰恰相反，在唤起超凡魅力的再生时——它允诺使人获得巫术力量——高度系统化的程序往往发挥着重大作用。这种泛灵论的思维倾向需要相信自身体内有一个新的灵魂的化身，一个强大的魔鬼附着在自己的灵魂上，或者自己的灵魂出窍进入了一个精灵的王国。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意味着成就超人的行动和力量的可能性。当然，这里完全不存在
然而，实现宗教性神圣化的方法之理性化与系统化的发展，往往会消除日常和非常宗教经验之间的鸿沟。条理性的神圣化程序可以产生无限多样化的主观条件，其中的某些条件最终可能会表现出核心性的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它们体现了非凡品质的心理状态，还因为它们似乎能够使人可靠而持久地拥有一个特殊的宗教目标——确保恩宠（有保证的救赎，perseverantia gratiae）。
我们已在多处谈到，救赎的证明以及伴生的实际品行，其具体性质在不同的宗教中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各个宗教应许的救赎有着不同的性质，具备这样的性质就能保证获得天恩。救赎可能被看作是对积极的道德行为的特殊赠礼，而这种行为要怀着如下意识去完成：是神在指引着这种行为，就是说，行动者是神的工具。我们应当把这种对待救赎的态度称之为“禁欲主义”态度，其突出特征就是通过条理性程序
不过，这种独特的救赎内容可能不是一种能动的行为品质，就是说，并非自觉地执行神意，而可能是一种具有独特性质的主观状态，其最引人注目的形式就是神秘主义的彻悟。但这仅限于有着特殊宗教资格的少数人，而且只是他们系统体现一种特殊类型的能动性——默祷——的最终产物。为了达到神秘主义彻悟的目标，默祷的能动性就要排除所有对日常俗务的关切。按照贵格会教徒的经验，只有当一个人身
在东方和亚洲占主导地位的各种救赎宗教类型，与主要见于西方的那些类型，其间存在着决定性的历史差异：前者一般是在默祷中达到巅峰，后者则是在禁欲主义中达到巅峰。这种差异是不固定的，而且两者都会一再表现得兼有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特性，证明了这些异质成分是可以兼容的，比如在西方的僧侣狂热虔诚中表现的那样，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就我们对宗教的纯经验观察来说，这一事实丝毫也不
经济与社会（第1卷） 一、通过救世主的化身和通过机构恩宠而得救 另一种关于救赎的观点则认为，个人的劳动根本不足以达到救赎的目的。从这种观点来看，只有出现了具备某种出众才能的英雄，甚或出现一个正是为了救赎之目的而化身的神、其恩宠将根据行圣事的作用而有助于其信徒的声望，这才有可能得救。恩宠可能会作为巫术活动的直接结果而唾手可得，也可能是向人们分配由于人形或神性救
然而，救赎也可以和信仰联系在一起。只要这个概念并不等于服从一些实际规范，它就总是以某些形而上学论据的某种真理属性或者信条的某种发展为前提，而接受这个前提就会成为特定信仰的成员资格的特有标志。我们已经知道，信条在不同宗教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然而，与纯粹巫术相比，某种教义标准乃是先知预言和祭司宗教特有的。当然，即使纯粹的巫术，也会以信仰巫师的巫术力量为前提，而
最后，救赎可能被认为是一个神明完全随意、莫名其妙赠与的恩宠，他的决定是绝对不可探究的，由于他的无所不知，也由于他根本不受人类行为的影响，他必然是不变的。这就是得救预定论的恩宠。这种观念绝对要以一个超验的造物神为前提，因而在古代和亚洲的所有宗教中都不存在这种观念。它在武士和英雄宗教中同样宣告阙如，因为它们设定的是一种超神性的命运，而得救预定论教义设定的是一个从
救赎宗教越是沿着终极目的的伦理（信念伦理）方向系统化和内在化，它与尘世的关系就会变得越紧张。只要宗教还具有一种仪式主义的或者律法主义的形式，宗教与尘世的这种紧张关系就会以不那么始终如一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不太会成为一个原则问题。在早期阶段，救赎宗教一般都会采取和巫术伦理相同的形式，发挥相同的影响。这就是说，救赎宗教开始时一般都会赋予它接受下来的那些常规以神圣
宗教伦理仅与尘世中一般生活美德相称的那些情况，这里无须赘言了。这些一般美德自然包括在家庭内部的关系之中，比如诚实、可靠、尊重彼此——包括妻子——的私生活与财产。但不同的宗教对于各种美德会有独特的侧重点。儒教极为强调家庭成员的孝道，其动机来自对巫术的信仰，因为祖先之灵有着重要地位。这种家庭成员的孝道实际上是由父权制和家产制官僚政治组织培育出来的。据说孔子有句名
随着经济分化的继续，在劳动和满足眼前需求方面邻里互助的习俗，则会变成不同社会阶层当中的互助习俗。这个过程很久以前即在宗教伦理中得到了反映。神圣歌手和巫师这些最早失去土地契约的职业群体，就是依靠富人的慷慨馈赠为生的。因此，富人让宗教官员分享他们的富足，这在任何时候都会得到后者的赞颂，而富人的贪婪和吝啬则会遭到诅咒。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在早期自然状态的农业经济条件
这种核心的宗教倾向看来在几乎所有意欲调整生活的道德体系中都会产生一个结果，那就是反对高利贷。在新教以外，只有如下两种宗教伦理完全没有对高利贷的禁例，一种是单纯适应尘世的宗教伦理，比如儒教；还有一种是巴比伦和地中海沿岸的宗教伦理，那里的城市居民（特别是居住在城邦中并坚持从贸易中获取经济利益的贵族）阻碍了一种和谐的博爱伦理的发展。印度的宗教法典至少禁止两个最高等
任何具有宗教基础的超世俗的爱，实际上包括任何伦理宗教，必定都会以类似的方式并出于类似的原因而体会到与政治行为领域的紧张关系。一旦宗教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比如要在政治联合体中得到平等地位，就会出现这种紧张关系。诚然，古代的地方性政治神，即使他在当地是个无所不在的强大的伦理神，也仅仅是为了保护信徒联合体的政治利益而存在的。 甚至基督教的上帝，人们至今还是把他作为一
禁欲主义道德观以及神秘主义取向的兄弟之爱倾向，同作为一切政治制度之基础的支配机器的冲突，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紧张与妥协类型。很自然，像儒教那样，如果宗教只是对精灵或者巫术的信仰，伦理规范又无非是儒士对尘世的精明调适，那么宗教与政治的截然对立就最少。如果像伊斯兰教那样把使用暴力传播真正的先知预言视为义不容辞，有意识地避免普遍皈依并命令被征服的异教徒服从骑士团统治者
这四种观点的前两种主要属于末世论期待的阶段，不过后来也偶有引人注目的时候。就最后一种观点而言，古代基督教从原则上说并没有真正比它走得更远，即使在被承认为国教之后也依然如此。毋宁说，基督教对待国家的态度是在中世纪教会那里才发生了巨大变化，特洛尔奇的研究已经作出了精彩的说明。1然而，基督教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虽然不是仅仅与基督教有关，但却产生了一整套
宗教与性的关系历来就特别密切，尽管部分是自觉的，部分是无意识的；可能是间接的，也可能是直接的。我们集中关注的将是这种关系的以下几个特性，它们具有社会学的重要意义。至于性与巫术观念、泛灵论观念以及象征物的无数关系，由于对我们这里的目的无足轻重，姑且搁置不论。首先，性陶醉是纵欲的典型要素，是原始水平的俗人宗教表现。甚至已经相当系统化的宗教，也有可能保留着性陶醉的
宗教主要就是要消除性狂欢（犹太教祭司所谴责的“卖淫”），这符合先知宗教对待纵欲的一般态度，对此我们已作了叙述。但是，宗教还要做出另一项努力，就是消除一切随意的性关系，以使婚姻接受宗教控制并具有宗教上的正当性，甚至穆罕默德亦曾做过这样的努力，正统伊斯兰教确立之后禁止了各种形式的婚外之爱和卖淫，其成效是其他任何宗教都难以媲美的。 基督教和印度教类型的遁世禁欲主义
伦理宗教，特别是如果它主张兄弟之爱的话，必将与个人生活中最强大的非理性力量——性行为——产生最深刻的内在紧张关系，同样，它也会与艺术领域产生强烈对立。宗教和艺术最初还是密切相关的。宗教曾是艺术表达方式的一个取之不竭的源泉，形形色色的偶像和圣像的存在，为唤起迷醉状态或者除魔驱邪礼拜活动充当伴奏手段的音乐的存在，都可以表明这一点。宗教刺激了巫师和神圣歌手们的艺术
后巴比伦囚虏时代、特别是《塔木德》形式的犹太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属于那些适应尘世的宗教之列。说犹太教至少是以尘世为取向，指的是它并不抵制尘世，而只是抵制尘世盛行的社会等级秩序。 关于犹太教的总体社会学结构和态度，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观察，它的宗教允诺——就这个词的常用含义而言——是适用于今世的，像在中国的宗教和新教教义中一样，犹太教也几乎没有任何默祷的或者禁欲主
我们来概括一下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新教徒在发挥自身经济获利能力方面的相互关联性。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总会感到自己的行为方式在背离——或者接近背离——教皇的诫命。只有在根据情势变迁（rebus sic stantibus）原则进行忏悔时，他的经济行为才能被忽略不计，而且只有在宽松的概率性道德观基础上才能被允许。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商业生活本身
伊斯兰教是近东一神教比较晚近的产物，《旧约》和犹太教——基督教因素对它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是在与犹太教非常不同的意义上“适应”尘世的。在伊斯兰教的第一个麦加时期，穆罕默德的末世论宗教在城市的虔信派秘密集会中得到了发展，那时还表现出一种遁离尘世的倾向，但随后在麦地那的发展以及在早期伊斯兰教共同体的演进，该宗教从原始形式一变而为全民性的阿拉伯武士宗教，再往后
如果把各种专注于控制尘世经济事务的宗教伦理体系看作一极，那么另一极则是终极性的拒世伦理——真正的古代佛教对神秘主义彻悟的专心致志。当然，这里指的根本不是在西藏、中国及日本成为大众宗教的已经走了形的佛教。甚至这种最拒世的伦理也是“理性的”，意思是说，它会始终坚定而警觉地控制一切自然的本能冲动，尽管其目的完全不同于入世的禁欲主义。它也寻求救赎，但不是仅仅寻求从罪
就我们特指的含义而言，第二大拒世的宗教就是早期的基督教，在它的发源地也有巫术，也相信魔鬼的存在。它的救世主基本上是个巫师，他的巫术超凡魅力是其独一无二的个人感觉的必然来源。但是，犹太教那种绝对独特的宗教允诺，也成了早期基督教独特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耶稣是在弥赛亚预期最强烈的时期登台亮相的。构成基督教独特预言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对犹太教特有的虔诚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群体的形成，只是局部社会行动实现了理性化，而其他方面仍有极为多样化的结构——更无定形或者更有理性的组织，更多连续性或者更多间歇性，更加开放或者更加封闭。与所有这一切截然不同的则是通过市场上的交换而形成的组合体（Vergesellschaftung），这是一切理性社会行动（rationales Gesellschaftshandel
现有的某些译文业经原译者大量作注，这些注释的绝大部分均予保留，某些地方本书编者又做了补充。我们也利用了约翰内斯·温克尔曼的德文第四版《经济与社会》的某些注释。第一部分第一至第三章和第二部分第七至第八章未署名的注释分别为塔尔科特·帕森斯与马克斯·莱因施泰因所作，其余均为每一部分注释开头注明的编者之一所作。以下缩略语系指其他注释的作者： （GM）即Hans Ge
现代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最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公”法与“私”法之别。2但是，这一区别的确切标准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a）从社会学观点来看，公法可以定义如下：对以国家（Staatsanstalt）为取向的行为进行调整的规范之总和，就是说，这种行为所涉及的活动乃是为了维护、发展和直接追求国家的目标，而这些目标本身是因法律的制定或者因达成共识而有效。相应地，
一种法律制度也可能会具有某种与上述制度正相对立的特性，就是说，在如今属于私法领域的范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前面定义的“私法”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哪里不存在授权法（right-granting law）性质的规范，哪里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在这种状况下，全部规范就仅仅是由“规章制度”构成。换言之，所有的私人利益都会得到保护，但它们不是作为有保障的权利，而是仅仅作为这些
“行政”并不绝对是个公法概念。我们必须承认私人行政的存在，比如与国家或其他公共机构（即国家本身的制度性机关或他治性机构，后者的权力源自国家）行政活动并存的household(1)或商业经营的行政活动。 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公共行政”这一表述不仅包含着立法和裁判，而且包含着我们在这里应当称之为“统治”的其他剩余活动。“统治”可能会受到法律规范的约束和既定权利
巫师与先知的权威，某些条件下还有祭司的权力，就它们乃是得自具体的神启而言，也像原始的家长权力一样不受权利和规范的约束。对巫术的信仰也是刑法的本源之一，这是与“私法”不同之处。12从广义上说，现代刑事司法观认为，公众对道德或自我利益的关切，要求规范遭到违犯时应进行抵偿，这种关切在国家机关对作恶者施加的惩罚中得到了体现，但作恶者也应享有正规程序的保护。另一方面，
诉讼就意味着被告犯下了某种过错，而不是仅仅存在着客观上被认为非法的事态，这种观念也对实体法产生了深刻影响。最初，所有的“债”毫无例外都是产生于侵权行为（ex delicto）的债；因此，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22，契约债（contractual obligation）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产生于侵权行为。在中世纪末期的英格兰，契约诉讼正式与推定的侵权行为联系了起来。2
从占据主导地位的报复到形成高度稳定的正式刑事诉讼程序，可以看到一个直线发展过程，其中原因下面将会清晰可见。家长以及宗教或军事权威的惩罚性反应，最初并不受程序形式或规则的约束。事实上，家长的惩罚权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制于自己亲属长老或者负责处理群体间关系的宗教或军事权威的干预，但在自己的职分内，家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法律，只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受到法律规则的束缚。
上述这些规范始终在统治权所及的范围内制约着统治权。但是也并非任何制约都具有“规范”性质。现在这里就有了两种制约：（1）对权力的限制，（2）权力的分立。如果由于神圣传统或者法规而使特定统治权受到臣民权利的制约，那里就会存在着对权力的限制。掌权者也许只能发布某种类型的命令，或者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或以某些条件为前提发布所有类型的命令。这些限制究竟是具有“法律”“惯例
根据我们现在的法律思维模式，政治组织的活动从“法律”上说可以分为两个范畴：制定法律和发现法律，后者还包括作为技术问题的“执行”。今天我们把制定法律理解为普遍规范的确立，它们在法律人(4)眼中具有理性法律规则的性质。我们所理解的发现法律则是这种既定规范的“适用”，以及通过法律思维推导出来的、针对“被纳入”这些规范之下的具体“事实”的法律命题。然而，这种思维模式
我们已经指出，使得各个法律领域现行的基本概念彼此有别的那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依赖于法律技术因素和政治组织的因素。因此可以说，经济因素只有间接的影响。诚然，经济因素也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力，但它仅限于：以市场经济或者契约自由现象为基础的某些行为的理性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应当依靠法律机制来解决日益复杂的潜在利益冲突的意识，影响了法律的系统化或者加强了政治实体的制度
分别产生了自己的法律体系的所有组织融合为一个强制性的国家联合体，进而宣称自己是所有“正当”法律的唯一来源，这种情况典型地反映在法律服务于有关各方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正式模式中。我们先前已对权利的存在作出了定义，就是说，它仅仅是人们怀有的以下期望有了越来越大的可能性：法律为他的权利提供的保障将不会落空。接下来我们应当把权利的创设看作是增大这种可能性的规范性
1. 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意味着拥有实际的或潜在的权利，然而这在无市场的共同体中自然不是主要依赖于合法交易，而是直接依赖法律本身的规定性和禁止性命题。另一方面，法律秩序架构内的交换是“合法交易”，就是说，是获得、转让、放弃或实现某种权利主张。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展，这些合法交易将会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然而，法律会对一切协议的处置统统加以强制性保障，不管该协
即使可诉契约的权利主张产生之后能够承载任何内容，我们也还远未达到发达的纯商业社会的交往所要求的那种法律事态。 任何理性的商业组织都需要这样的可能性：通过临时或常任代理人获得契约权利并承担义务。另外，发达的贸易不仅需要在可能的情况下转让合法权利，而且尤其需要一种方法以使这种转让获得法律保障，并消除对转让人资格一再进行核查的需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那些法律
经济与社会（第2卷） 四、对契约自由的限制 1. 概论。今天已经基本得到公认的是，一项契约的无论什么内容，只要不是因为契约自由受到限制而被排斥，都会在当事各方中间创设法律，而且，只有在这些内容被规定是为了权宜的原因，特别是为了明确无误地宣示权利，因而也是为了宣示法律保护，契约的特定形式才是必需的。达到这个阶段是相当滞后的：在罗马是由于法律的逐渐国际化，在现代
与罗马法一样，由于上述所有因素的综合而产生的、对契约自由严格控制的理性化现代法律类型，一般来说不是靠禁止不法协议而实现的，而只是因为法律秩序不能提供特殊的范式契约或者罗马那样的特殊actio（诉讼行为），只有靠调整与被否决的协议类型不相容的现成的范式契约来实现。另一方面，授权人们以合法有效的方式参与影响到第三方的交易——比如组建商业社团之类——的法律技术形式
属人法时代合法自治的组织向国家的法律创设垄断权的普遍转型及其中介因素，就体现在把这种组织从法律上视为权利载体时所采用的形式的变化上。如果自治性组织最终服从了一套通行的法律体系，而该体系是通过有序的裁判制度在一个强制性政治联合体内部得到应用，此外，如果存在着仅为群体成员（Rechtgenossen）本身利用并且仅仅为了某些共同目的而垄断性占用的货物，同时，涉及
受法律调整的关系发展为契约性联合体，以及法律本身发展为契约自由，特别是发展为在约定的交易形式范围内的自由处置制度，通常都认为这表明了限制在减少，个人自由在增加。综上所述，很清楚，这种看法的形式正确性只是相对的。与他人缔结其内容完全取决于个人同意的契约关系，以及根据人们的愿望利用法律为最广义的结社目的所提供的日益增多的现成形式，这方面的可能性在现代法律中已经得
新的法律规则是如何产生的？在现时代通常都是以立法形式产生，即按照特定政治社会的正式（习惯法的或“制定”法的）宪法要求，有意识地制定法律。显然，这并非最早的立法形式，甚至在经济或社会已经错综复杂的发达社会中，也不是常规形式。在英国，“普通法”就被认为是“制定”法的对立面。在德国，非制定的法律一般称为“习惯法”。但“习惯法”却是一个相当现代的概念，在罗马是出现在
从理论上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法律规范的起源可以认为是以如下最简单的方式形成的：某种反复实施的行动产生了心理上的“调适”，它所引发的行为先是构成清晰的习惯，后来被体验到具有约束力；随着意识到这种行为在众多个人间的扩散，它终于作为“共识”融入人们半自觉或完全自觉的“预期”中，即预期他人也会有意义相同的行为。最终，这些“共识性认识”会要求得到强制执行的保证
以上所述绝非原始的或者普遍的现象。毫无疑问，在借助于巫术性法律启示手段的原始判决中，根本就不存在这种现象。实际上，在所有尚未以法律方式具备了形式理性的其他裁判中，甚至在度过了神明裁判阶段以后，个案裁判的无理性也仍然有着重要意义。既没有“普遍规范”可供运用，也不会把具体判决的准则——即便存在这种准则并且已被认识到——用作判决未来案件的规范。穆罕默德在《古兰经》
经济与社会（第2卷） 四、新法律通过从上面强加而发展 除了以上因素的影响以及主要是它们的交互作用之外，法律规则的创新还有一个可能的渠道，即深思熟虑地从上面强加。23当然，其最初的方式完全不同于我们现代社会所熟知的方式。具有“法律”性质的行为规则，即得到“法律强制”保障的规则可以有目的地确立为“规范”，这种观念最初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已经知道，法律判决最初根本
（a）即使在传统的框架之内，实际得到应用的法律也并非一成不变。至少，只要传统尚未变成具有专门素养的“保护人”群体的领地，那么它在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就仍会表现得相当不稳定。通常，这种群体最初都是巫师或祭司，他们根据经验发展出了固定的操作规则。这样得到了“应用”的东西，就是有效的“法律”。非洲人的各种“palaver”41决定可以沿袭若干代人并一直被视为“有效
有一个基本原则十分重要，它对中世纪西方的法人（genossen-schaftlich）自治和等级自治的发展产生了非凡的影响。 （a）由于前面提到的政治原因，这个原则得到了始终如一的遵守，它要求大法官或其副手不能参与案件的判决，只能端坐其位，维护法庭秩序；判决由超凡魅力的法律“发布者”作出，或者像后来那样由共同体指派的权贵作出，而在该共同体内，这种判决就是法律
然而，如果没有那些训练有素的专家们的关键性合作，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经过正式阐述的法律，而正是这些法律，构成了一个被自觉应用于判决的行为准则综合体。他们所属的不同范畴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与裁判有关的“法律实践者”阶层，除了官方的司法行政人员以外，还包括各种法律显贵，即lag saga、rachimburgi、Schöffen（陪审员）以及——偶尔还有——祭司。由
由法律人教授法律这种同业公会式的英格兰方法，是第一种类型相当纯粹的例证。在中世纪，辩护人和代理人的区别非常清楚。2对辩护人的需求是因为民众大会的诉讼程序具有特殊性所致；而在皇室法院的诉讼程序由于陪审审判而开始理性化，并且案卷越来越具有重要的证据意义时，代理人便随之出现了。3法兰西的诉讼程序严格应用向民众大会提起控告的原则，从而孕育了口头陈述的形式主义，这就产
大学里的现代法律教育是第二种法律训练方式的最纯粹类型。如果只有法学院的毕业生才能获准从业法律实践，大学就享有了法律教育的垄断权。21在现时代，法律实践中的师徒授受方式以及类似的考试是这种教育的补充，如今的法律教育到处都是以这种方式与经验训练结合在一起。在日耳曼，只有在汉萨同盟诸城市可以仅凭学位证书就能获准进入律师界，但即使在那些地方，最近也引入了师徒授受的要
经济与社会（第2卷） 三、法律显贵。罗马法的影响 如果法律训练操之于法律显贵之手，且他们与法律实践的关系是职业性关系，但又不像英国律师那样明确地形同行会或者以收入为取向，那么法律训练的结果必然又有不同。一般来说，只有在法律实践不受神圣信仰的支配且法律实践尚未变得过度浸淫于城市商业需求的地方，这种特殊的显贵阶层的存在才是可能的。中世纪北欧大陆的经验主义法学家们
上一节的讨论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在其他章节中已经有所论及，即政治权威对法律的形式特征的影响。对这个问题的清晰分析需要先对各种类型的权威加以分析，这项工作应当留到后面去做。不过这里可以大概地说说。平民司法的旧形式起源于亲属群体之间的调解程序。在君主或司法行政官（统治权、禁令）的冲击下，某些环境中是在有组织的祭司权威冲击下，这些旧的司法形式到处都会抛弃那种原始
神圣律法以及神圣的法律制定曾以相当不同的方式出现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并且形成了不同的法律分支；它们的持续性也同样有所不同。我们这里的分析完全不考虑神圣律法对所有惩罚和赎罪问题给予的特殊关注，这种关注最初是由纯粹的巫术规范引起的；这里也不考虑它对政治性法律（political law）的兴趣；对于最初由巫术条件制约的、对允许进行审判的时间地点加以调整的那些规范或
如果居于支配地位的祭司能够以仪式主义方式调整所有生活领域，从而在相当大程度上控制整个法律制度，这时的局面就会完全不同，比如印度的情况就是这样。19按照通行的印度教理论，所有的法律都已经包含在《达摩箴言》中了。纯世俗的法律发展仅仅限于各种职业群体——比如商人、工匠等等——建立的特殊法律制度。没有人会怀疑这些职业群体和种姓有权制定自己的法律，以致那里的事态可以一
但是在中国，23官僚制的权力垄断则把巫术和泛灵论义务严格限制在纯礼仪的范围之内。因此，正如我们已经并将继续看到的那样，这对经济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司法行政的无理性并非神权统治因素，而是家产制因素所致。像一般的先知预言一样，法律先知预言在中国同样不为人知，至少在某些历史时期就是如此，而且那里不存在释疑解答的法学家，也没有专门的法律训练。所有这一切都符合政
在伊斯兰世界，至少从理论上说，世俗法律在任何一个生活领域都不可能脱离神圣规范的要求而独自发展。事实上，那里也相当广泛地接受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法律影响。24但是按照官方的要求，整个私法都应当是对《古兰经》的解释，或者是借助习惯法对《古兰经》作出的阐述。这种情形出现在倭马亚哈里发帝国崩溃和阿拔斯王朝统治建立之后，因为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萨珊王朝政教合一原则，这时在恢
在什叶派的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波斯，神圣律法表现出了更大的无理性，因为它甚至没有逊奈给予的相对坚实的基础。官方理论认为无形的师表（伊玛目34）永无谬误，但对他的信仰只是一种不敷应用的替代办法。法院新进成员均由国王“钦准”，但是国王在宗教上并非一个具有正当性的统治者，他不得不对地方显贵的愿望给予极大的尊重。他的“钦准”并不是“任命”，而是对毕业于神学院的候选人的
犹太教神圣律法的背景尽管完全不同于伊斯兰教的神圣律法，但却有着某些形式上的相似性。36犹太人的《托拉》和解释与补充性的神圣传统，也是要作为具有普遍效力的规范适用于所有生活领域的，而且神圣律法也同样仅仅适用于同一宗教的人。但是与伊斯兰教不同，这种法律制度的载体不是一个统治阶层，而是一个贱民民族。因此，与外人通商在法律上就是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要受不同的道德规
和其他神圣律法相比，基督教的教会法处于一种相对特殊的地位。60就形式而言，它在许多方面要比其他神圣律法更理性、发达程度更高。此外，它与世俗法律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相对清晰的二元关系，各自的管辖权也相当明确，划分的方式可以说绝无仅有。这种局面首先应当归因于如下事实：早期的教会在若干世纪中都拒绝与国家和法律发生任何关系。然而，它的相对理性的性质也是多种原因的产
对旧式民间司法行政的形式主义和无理性主义进行干预的第二种威权主义力量，就是诸侯、司法行政官和官员的统治权。诸侯可以为他的私人扈从、他自己的下属官员——特别是他的军队——创设特别法。我们这里并不讨论这种特别法，尽管它们的重大意义至今仍在延续。1这些法律创设在过去曾经导致了极为重要的特别法结构，比如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主人与仆人、领主与封臣的法律，它们在古代及中世
官员的利益、中产阶级的商业利益和君主对财政与行政目标的关切，一般来说都是促进法典编纂的因素，但它们并非仅有的因素。不光是资产阶级，政治上被支配的各个阶层都会关心法律能够明确地固定下来，而且，那些由他们对其提出要求并自愿或在压力下向他们做出让步的统治权，也并非始终操在君主手中。 法律的系统编纂可能是法律生活普遍自觉重新取向的产物，例如作为外部政治革新的结果而必
皇帝们——特别是腓特烈一世［1152—1190］——以及后来的地区君主们之所以参与继受罗马法，实质上是受到了出现在查士丁尼法典中的君主主权地位的激励。至于说继受背后是否有着经济上的关切，这些关切达到了何种程度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它的促进，这至今仍是人言人殊的问题，而且不大可能完全得到解决；还有一个同样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得那些博学的，即受过大学
直到从18世纪开始进入高度发达的“开明专制”时期，才有了超越市民法及其学院派法律显贵特殊形式的法律逻辑的自觉努力，这在世界上的确构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在此首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是日益自信并且天真地认为“更有见识”的官僚制发展起来的普遍理性主义。有着家长制内核的政治权威采取了福利国家的形式，并进而无视关注法律的群体所怀有的具体愿望，无视训练有素的法律思想
如果把前革命时期的产物与法国大革命的产儿——《民法典》1及其在整个西欧与南欧的仿制品2——比较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它们之间有着多么显著的形式差异。这部法典完全摆脱了非法律因素的入侵与掺和，并且摆脱了一切说教和一切单纯的道德劝诫，决疑术因素也彻底销声匿迹了。法典中的许多句子听上去犹如警句一般，又像《十二铜表法》中的句子一样不朽，其中许多已经以古代法律箴言那样的方
在一个理性的实在法法律秩序中，“法律的正义性”概念只有在对法律制定者、法律实践者以及关注法律的社会群体的行为带来了实际后果时，它们才算具有了社会学意义。换句话说，只有当实际的法律生活受到了对某些法律行为准则的特殊“正当性”的信念，以及对某些原则的直接约束力的信念的实际影响，而且这些原则不受纯粹的权力对实在法的特许这种干扰时，“法律的正义性”概念才算具有了社会
现时代对自然法的阐述，部分是基于理性主义各教派提供的宗教动机，部分则是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观，而文艺复兴处处都在追求的准则就是把握“自然”意志的目的；另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产生于这样的观念，即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有某些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而这个观念在英格兰尤其根深蒂固。特别是英国人的“长子特权”(91)概念，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流行观念影响下产生的：由《大宪
自然法的原理可以分属于非常不同的类别，我们这里考虑的只是那些与经济秩序密切相关的类别。实在法的自然法正当性既可以同形式条件，也可以同实质条件联系在一起。这里的区别并非截然分明，因为根本不可能存在一种纯粹形式的自然法，理由是，这样一种自然法可能没有任何内容而只是徒有一般的法律概念。然而，两者的区别却有着重大意义。前一个范畴的最纯粹类型就是出现在17、18世纪的
当然，无论契约自由的形式理性主义自然法还是唯有劳动的产物才具有正当性这种实体自然法，都有着明确的阶级内涵。契约自由以及与由此产生的财产正当性有关的所有命题，显然都属于关注市场交易的群体——关注生产资料最终占用权的群体——的自然法。反之，认为土地并非任何人的劳动产物，因而根本不能被占有的理论，则是在抗议土地所有者阶层的封闭性，因而与无产阶级化的农民的阶级状况有
所有的自然法信条都曾或多或少地影响过制定法律（lawmaking）和发现法律（lawfinding），其中有一些还超越了它们产生时的经济条件而继续存在了下来，并在法律的发展过程中构成了一种独立因素。从形式上说，它们强化了对法律进行逻辑抽象的趋势，特别是增强了法律思想的逻辑力量。从实质上说，它们的影响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影响到处都具有重大意义。此处不宜详细追溯各
维护现行法律制度的职业责任似乎把法律实践者普遍划进了“保守”势力的行列。事实也的确如此，这里包含着双重意义：不仅对以“社会”理想的名义“自下而上”提出的，而且还有对以家长制权力或者福利政策的名义“自上而下”提出的实质性假设所带来的压力，法律实践者都倾向于保持冷静。当然，不应认为这个说法无条件地反映了全部实情。充当贫困阶层的代表以及鼓吹法律面前的形式平等，特别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西方特有的司法行政类型是在理性而系统的立法基础上出现的。然而，它的基本形式特性却绝不是能够清楚界定的，实际上，这种模糊性乃是较晚近发展态势的直接结果。 那些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使“权利”和“法律”产生了连锁关系的古代原则，特别是只有凭借个人在某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才能使个人权利具备“有效”特性——而这种特性为该群体所垄断——的观念，已经不复存在
从理论角度来看，法律和程序的总体发展可以说经历了以下若干阶段：最早是“法律先知”的超凡魅力法律启示；其次是法律显贵依据经验创制和发现法律，即通过决疑术法理学和遵循先例而创制法律；第三，由世俗权力或神权统治权力强加的法律；第四——最后——是由接受过学术与形式逻辑方式的法律训练的人们对法律和专业化司法行政作出的系统阐述。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的形式特性是这样浮现出
大陆法与普通法的法律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的差异，通常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它们分别关系到法律职业的内在结构与存在模式，以及与政治发展的差异相关的一些因素。至于经济因素，只有在与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这里关心的乃是这一事实：不管历史发展中的这些差异如何，现代资本主义都在同样地繁荣昌盛，而且基本上表现出了同样的经济特征，尽管它们背后的各种
除了已经谈到的政治动机以及内在的职业动机以外，现代社会发展还产生了某些使得形式上的法律理性主义遭到削弱的其他因素。今天，无理性的卡迪司法仍然显而易见地盛行于涉及刑事案件的陪审团“大众”司法中。34它是在诉诸外行人的情感，他们在具体案件中一碰到形式主义就会觉着苦恼；它也满足了那些吵吵闹闹要求实体正义的贫困阶层的情感需要。 陪审团制度的这种“大众司法”成分受到了
“政治共同体”一词指的是这样一种共同体：其社会行动的目的就是由参与者借助已经准备就绪的物理暴力——包括通常的武装力量——使一定“领土”以及领土之内人员的行为服从有序支配。这种领土必须是在任何时候都能以某种方式确定下来的，但未必有着恒定或明晰的界线。领土内的人员或者是永久的或者是临时的居民。另外，参与者的目的可能是为自己获取额外的领土。1 这个意义上的“政治”
不言而喻，暴力社会行动是绝对的初级阶段现象。任何群体，从家庭到政党，一旦它们不得不出面保护，并且也能够保护自己成员的利益时，就始终都会诉诸物理暴力。然而，由政治—领土联合体垄断正当暴力并把它组合进一个制度化的秩序，这就绝对不是初级阶段了，而是一个进化的产物。 凡是经济条件尚未明确分化的地方，几乎不可能看到一个明确的政治共同体。按照我们今天的看法，“国家”的基
所有的政治结构都会使用暴力，但在针对其他政治组织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时的方式却各有不同。这些差异对于决定政治共同体的形式与命运具有特殊的作用。并非所有的政治结构都具有同样的“扩张性”。它们并非全都追求自身权力的对外扩张，也不都是准备随时动用暴力手段合并其他地区和共同体或把它们变成附庸以谋得对它们的政治统治权力。因此，作为权力结构的政治组织在对外扩张的程度上是有
人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大国结构的形成与扩张始终并且主要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这里有一个大概很容易普及的假设，即贸易——如果它是密集的而且已经存在于某个地区——是它政治统一的标准前提和原因。关税同盟8的例子便是触手可及，况且还有众多其他事例。然而，更切近的观察就会非常清楚地揭示出，这种巧合并非必然，而且这种因果关系也绝非始终表现在一个单独的方向上。 例如德国，它
总的来看，这种情感影响带来的狂热并非出自某个经济源头。它的基础是声望感，在那些富有权力地位历史成就的国家，这种声望感早已深深植根于小资产阶级大众的心中。对所有这种政治声望的依恋可能还会兼有一种要对今后几代人负责的明确信念。强国结构本身就被认为负有一种责任，即对它们自身与外部政治实体之间权力和声望的分配方式负责。不言而喻，所有那些掌握了权力能够操纵一个政治实体
A. 受经济因素决定的权力与身份秩序。任何法律秩序的结构都会直接影响共同体内部经济权力或者其他方面权力的分配。所有的法律秩序都是如此，而不光是国家才会如此。一般来说，我们所理解的“权力”就是某人或某些人在社会行动中不顾该行动其他参与者的反对而实现自身意志的机会。 当然，“受经济因素决定”的权力并不等于权力本身。恰恰相反，经济权力的出现可能是在其他基础上存在的
最一般意义上的支配，是社会行动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当然，并非任何形式的社会行动都会显示一种支配结构。但在绝大多数社会行动中，支配都在发挥着重大作用，尽管初看上去可能并不明显。因此，比如在若干语言共同体中，通过官方命令把某种方言提升到政治实体的官方语言地位，往往会对发展出一个有着共同书面语言的大规模共同体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德国就是这样。2但是，政治上的分离也
我们这里主要关心的是与“行政”相结合而言的“支配”。任何支配都要通过行政来体现并发挥功能。另一方面，任何行政都需要支配，因为它始终需要某人掌握某些命令权。这种权力很可能会以非常率真的方式出现；被统治者可能会把统治者看作自己的“仆人”，而他对自己也有可能作如是观。这种现象的最纯粹形式就出现在所谓的“即时民主”行政管理［“直接民主”］中。 这种行政被称为民主行政
这样一个支配机构，其成员的主导地位端赖所谓的“少数法则”（law of the small number）。统治的少数会在成员当中迅速得到理解，由此，它在任何时候都能迅速发起对于保持它的权力地位必不可少的理性的组织行动。结果是，它很容易就能粉碎任何对它的权力构成威胁的大众行为（Massen- oder Gemeinschaftshandeln）——只要反对派
现代官员是以如下方式发挥功能的： I. 存在着官职管辖权限的原则，该权限一般是由规则，即由法律或行政规章决定的。这意味着： （1）官僚治理结构所需的常规活动被确定为官职义务。 （2）以某种稳定的方式对保证这些义务得到履行所需的下达命令的权威进行分配，并由与强制手段有关的规则严格划定界限，这些强制手段包括物理的、司铎的或者其他的强制手段，以供官员利用。 （3）
就官员的内部和外部地位而言，所有这一切便导致了以下情形： I. 作为一项职业而担任官职 官职是一项“职业”（Beruf），这首先体现在需要经历一个规定的训练过程，它要求具备长期持续的完整的工作能力，并要通过普遍规定的专业考试作为受雇的前提。此外，它还体现为官员的地位具有“义务”（Pflicht）性质。这就决定了他在以下方式中的关系性质：担任官职从法律上和实际
就官员的报酬今天都在采取货币薪金的形式而言，货币经济的发展就是现代官僚制的一个前提。货币经济对于官僚制的整体运行可谓至关重要，但是官僚制得以存在，绝不是货币经济单独发挥了关键作用。 有了相对清晰的发展且数量庞大的官僚包括以下历史范例：（a）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尽管带有突出的家产制成分；（b）晚期的罗马帝国，特别是戴克里先的君主国以及由此产生的拜占庭国家，它们同
官僚化的第一个这种基础就是行政任务的量化扩展。从政治上说，大国和群众性政党则是官僚化的典型场域。 关于历史上帝国形成过程中官僚化程度的补论 我们的论述并不是要暗示历史上真正形成的任何著名大国都产生了一种官僚制行政。举例来说，一个现有大国的长期存续或者由它孕育的某种文化的同质性，并非始终与官僚制结构联系在一起。然而，两者的联系也有达到很高程度的范例，比如中华帝
然而，与行政任务的广度和量的扩大相比，它的强度和质的发展则更加有力地推动了官僚化进程。不过官僚化的方向和诱因可能多种多样。在官僚制国家行政最悠久的国家，埃及，从技术上必须对整个国家的水利经济进行公共调整，并且自上而下创造了一个书吏和官员的机器，它很早就在军事化组织起来的非凡建设活动中找到了自己的第二个运作领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由权力政治
官僚制组织的发展有一个决定性的原因——它在纯技术层面上始终优越于任何其他形式的组织。高度发达的官僚机器和其他组织相比，犹如一套机械装置和非机械化产生方式的关系。精确、迅速、明晰、档案知识、连续性、酌处权、统一性、严格的隶属关系、减少摩擦、降低物力人力成本，在严谨的——尤其是独断形式的——官僚制行政中都可以达到最佳状态。与任何团契行政、荣誉行政或业余行政方式相
官僚制结构往往与物质管理手段集中于主宰者手中密不可分。例如，这种集中便以众所周知的典型方式出现在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它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实质特性。相应的过程也出现在了公共事务组织中。 A. 国家和私人资本主义推动的军队官僚化 法老、罗马共和国晚期以及帝国时期，尤其是现代军人政权国家的官僚制军队，都有一个突出特征：它们的装备和给养无不出自君主的
尽管官僚制具有不容置疑的技术优势，但它到处都是很晚才发展起来的。这是许多障碍造成的结果，只有在某些社会与政治条件下，这些障碍才能明确退居幕后。 A. 行政的民主化 官僚制组织通常都是在扯平经济与社会差异的基础上获得权力的。这种扯平至少是相对而言的，并且事关社会与经济差异对于承担行政功能的意义。 与小型同质化单元的民主自治相比，官僚制必然会伴之以现代的大众民主
官僚制一旦完全得到确立，就会成为最难以摧毁的社会结构。官僚制是把社会行动改造为理性的有组织行动的特定手段。因此，作为理性组织权威关系的工具，官僚制曾经是，而且至今仍是官僚机器控制者头等重要的权力工具。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理性组织与指导下的行动（Gesellschaftshandeln）就总是会优于任何其他类型的集体行为（Massenhandeln），也会
显然，一种社会结构，尤其是一种政治结构的官僚制组织，可以并且通常也确实会产生广泛的经济结果。但是是哪种结果呢？当然，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取决于经济与社会权力的分配，尤其是取决于新兴的官僚机制所占据的作用范围。因此，官僚制的结果就要取决于使用官僚机器的权势人物给它指引的方向。而极为常见的结果就是隐蔽的财阀统治式的权力分配。 在英国，尤其是在美国，官僚制政党组织背
A. 功能的不可或缺性与政治无关 社会在整体上——且在现代意义上——的事实民主化或者也许是单纯的形式民主化，对于官僚化都是特别有利的基础，但绝不是唯一可能的基础。毕竟，官僚制只是［限于］追求在具体领域——在个别情况下它要占领的领域——扯平那些挡道的权力。我们应当记住一个已经多次碰到并将反复讨论的事实：尽管也许就是因为“民主”不可避免地无意中促进了官僚化，它与
由于内行的专业化知识越来越成为官员权力的基础，那么统治者早早就会考虑如何利用内行的专业知识，又不必为了讨好那些内行而放弃权力。随着行政任务的质量扩展以及专门知识的不可或缺，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典型局面：君主不再满足于偶尔与可靠的亲信商议，甚或不再满足于断断续续地碰到艰难处境时把这些人召集起来开个大会。他开始充分利用通过连续性会期审议解决问题的团契机构（Conse
A. 教育的专业化、学位与身份 我们这里不可能分析理性的官僚制支配结构的进展在完全独立于它已扎根的领域之外所产生的深远而普遍的文化影响。很自然，官僚制促进了一种“理性主义”生活方式，但是理性主义的概念却能够包含大相径庭的内容。人们只能极为泛泛地说，所有支配的官僚化都会强有力地推动“理性的就事论事”与个性化职业专家类型的发展。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派生影响，不过这里
官僚制组织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必须克服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前面已经多次谈到的实质上的消极障碍，即必须的扯平过程中横亘在道路上的那些障碍。此外，基于不同原则的行政结构始终都会与官僚制组织发生冲突，其中某些方面的情况已经附带谈到过。这里不可能讨论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所有类型，否则将使我们离题太远，我们只能以尽可能简明扼要的概述来分析一下某些最重要的结构原则，办法主要是提出以
在前官僚制的支配类型中，最为重要的显然就是家长制支配。从根本上说，它的基础不是官员服务于非人格的目标，也不是服从于抽象的规范，而是严格的个人忠诚。家长制支配的根源产生于主宰者对其家族的权威。这种个人权威和非人格取向的官僚制支配，有着同样的稳定性及“日常性质”。此外，两者都能在服从者对规范的服从中得到内在的支持。但在官僚制支配下，这些规范是诉诸抽象合法性的意识
家长制支配并不是唯一依赖传统神圣性的权威。还有一种，即显贵支配，也是通常的传统式权威的重要形式，对此我们已经偶有论及，而且还会再次进行讨论。只要一个群体中的社会荣誉（“声望”）成为支配的基础，就会存在这种权威——但绝不是任何社会荣誉都能成为它的基础。显贵支配不同于家长制支配，因为它缺少一种特定的个人忠诚——孝道与臣仆的虔敬，这是一种由家族或者由采邑群体、“仆
当领主在他占有的大片土地上把依附者（包括被认为是家庭成员的年轻人）固定安置于小块土地，让其拥有自己的房舍与家庭并供给他们牲畜（因而就是peculium）和用具时，这在最初还只是家族的权力下放。但是，一个大庄园的这种简单发展，却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成熟的家长制权力的萎缩。由于最初并不存在主宰者与依附者之间通过有约束力的契约形成的组合体——即使在今天的所有文明国家里
作为政治结构的基础，家产制的条件曾经有过极不寻常的影响。我们将会看到，古埃及差不多就像法老的家产制统治下单独一个巨大的大庄园。埃及人的行政始终保留着大庄园经济的特性，而罗马人基本上是把国家看作一个巨大的帝国领地。印加人的国家，尤其是巴拉圭的耶稣会国家，都是建立在强迫劳动（fronhofartige Gebilde）基础上的。事实上，一个君主的政治王国不仅包括
君主从政治臣民那里获得贡赋，有赖于他对他们行使的权力，因而也依赖于他的声望和他的机构的效率。然而，贡赋在很大程度上始终是由传统划定界线的。君主只是在很有利的条件下才可能敢于要求不合惯例的新贡赋——特别是他得到了军队支持，而军队可以听任他驱使又不必顾及臣民善意的时候。 组成这些军队的可能是，1）家产制奴隶，以津贴为生的扈从，或者科洛尼。法老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
不过一般来说，家产制的政治统治者都是通过一个共识性共同体与被统治者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共同体不必依赖他的独立的军事力量也能存在，它的根基在于这一信仰：统治者的权力是正当的，因为它们是传统的。因此，处在一位家产制君主就这个意义而言的正当统治下的那些人，应当被称为“政治臣民”。他们不同于司法与军事平民共同体（Ding- und Heergenossen）中的自由民
以家产制方式满足公共需求，既有一些独特的特征，也有一些可见于其他支配形式的特征。在家产制国家，以公益性派捐方式满足统治者的政治与经济需求达到了最高度的发展。这种满足需求的模式有着不同的形式和结果。我们这里关心的是产生于公益性派捐方法的臣民组合体。对于统治者来说，公益性派捐方法意味着他可以通过他治的，往往也是他主的联合体确保它们应当承担的义务得到履行。正如亲属
就最简单的情况而言，君主的广大领地只是包括他自己的家族和一批采邑附属地，采邑农民的家族就依附在这些采邑之中。即使这种最简单的情况，也已经需要一种有组织的行政管理了，因而需要一套根据领地规模发展出来的适当的职能分工。家产制官职就是以这种方式应运而生的。最初产生于家族行政的王室官职在世界各地都大同小异。除了家庭祭司，有时还有统治者的私人医生以外，我们还能看到不同
随着职能分工和理性化的演进，特别是随着文牍工作和权威层级——这些都是公务流程必经之路——的扩展，家产制官员可能会发展出一些官僚制特征。但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越是清晰地描述家产制官职与官僚制官职的纯粹类型，两者的差异也就越是明显。 至关重要的是，家产制官职不存在“私”务与“公”务的官僚制分离。即使是政治行政，也被认为是统治者的纯个人事务，而政治权力则被视为他个人
家产制官员最初都是典型地在统治者的餐桌上谋生，并从他那里得到必需品，犹如任何其他的家庭成员。作为家政的基本构成成分，共餐获得了深远的象征意义并且远远超出了它的边界，其间的发展过程此处不赘。总之，家产制官员，特别是最高等级的官员，长期保留着进宫时在统治者餐桌上进餐的权利，尽管统治者的餐桌早已不再具有维持他们生计的重要性。 当家产制官员脱离了这个亲密的共同体时，
在一个家产制国家，由竞争者之间分配手续费收入来源引起的任何俸饷制行政分权以及任何管辖权划界，尤其是占用有俸官职，都不意味着理性化，而是意味着典型化。特别是占用有俸官职，我们已经看到，这使得官员实际上往往不能被撤职，与现代人依法保障司法“独立”有着同样的效果，尽管两者的含义完全不同；它的目的是保护官员的职务权利，而现代的公务员法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通过官员的
统治者会以各种方式捍卫其支配的完整性，防止官员及其继承人占用官职，以及防止官员采取其他手段获得独立的权力。一开始他都是定期在王国内出巡，尤其是中世纪的日耳曼君主，几乎总是不停地在各地奔走，这不单纯是因为不尽如人意的运输条件在迫使他们前去各个领地就地消费它们提供的必需品。这个动机未必具有支配作用，因为英格兰和法国国王以及他们的中央机构（后者是个举足轻重的环节）
我们已知的第一次持之有恒的家产制—官僚制行政出现在古代埃及。看来最初它雇用的只是王室扈从——依附于法老的仆佣。但是，后来就不得不从外面招募官员了，即从技术上唯一合适的等级——书吏——当中招募，由此他们也进入了家产制的依附关系。早在古王国时期，整个民族就被强行纳入了一个被庇护人的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个无主的男子会被看作有用处的捕获物，一旦被抓获就会直接编
中华帝国构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类型。那里家产制官员的权力也是建立在水系调节，尤其是运河建设——但主要是为了交通运输，特别是在华北与华中——以及大规模军事防御工程基础上的，而这些工程同样也是在使用密集的强迫劳动并利用以实物代付款的仓储手段时才会成为可能，官员们从仓储中领取俸饷，军队则从那里得到装备和给养。此外，由于比埃及更彻底地缺少土地贵族，家产制官僚反而更加受
一般来说，王国的各个组成部分距离统治者的驻地越远，就越能逃脱统治者的影响，即使在纯粹的官僚家产制度下，也没有什么行政技术可以阻止这种趋势。最近的区域由统治者的家产制宫廷官员直接管理，构成了他的京畿之地（Hausmacht）。毗邻的地区都是外省，由总督们按照家产制方式管理。因为运输手段的限制，如果没有其他原因，总督们就不会把税赋全部上缴统治者，而只是上缴满足地
当拥有个人权力资源——地产、其他收入来源以及忠于个人的官员和军队——的家产制统治者面对的不是仅仅按照氏族或职业进行分化的纯粹的臣民大众，而是当他作为一个领主（Grundherr）凌驾于作为地方显贵并行使自己的自治权威的其他领主之上时，中央权力同各种离心的地方权力持续不断的斗争，就会给家产制带来一个特殊的问题。古代与中世纪的近东家产制“国家”就是如此，罗马帝国
假如君主想要阻止地方家产制领主占用地方的全部国家行政，那么只要他还没有相当可观的自有资源，他就别无选择，只能把行政交给某个在数量和实力上足以钳制家产制大领主的其他显贵群体手中。在英格兰，这种局面产生的结果就是治安法官的出现，此一制度的典型特征是在与法国的历次大战中形成的。5由于经济发展消解了人身依附关系，采邑领主的家产制行政及其司法权力，还有封建贵族支配下的
英国地主在地方行政中的这种权力地位，乃是由于接受了一种半公益性派捐的义务，这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高昂成本去承担一项无薪官职的职责。这种义务在欧陆现代史上已经不复存在。然而，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国的贵族阶层却不得不承担一种服务性公益性派捐。彼得大帝废除了俄国贵族旧有的社会品级和法定权利，代之以两个简单的原则：1）社会品级（chin，卿）只能通过在一
在这种基础上，中世纪的西方贵族就绝无可能发展出一个基本特征：以一种被教育所强化了的特殊传统伦理的形式对社会行为进行集中指导；这种伦理把人际关系集中于生活方式上，使每个个人都能牢记为共同的身份荣誉所应尽的义务，从而给予作为整体的身份群体一个统一的纽带。在俄国以及上述诸帝国的显贵阶层中也发展出了大量身份惯例，但是，这些惯例没有发挥一种对“荣誉”行为进行统一伦理指
封建关系的结构与纯家产制下的广泛酌处权以及权力地位的相对不稳定性形成了鲜明对照。［西方］封建制（Lehensfeudalitat）是家产制的一种边缘情况，它倾向于把领主和封臣的关系常规化并固定下来。正如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时代的家长制家庭共产主义家族在契约和明确的个人权利基础上逐渐发展出联合经营一样，大型的家产制庄园在骑士的尚武时代也会导致同样是契约性的对藩属关
封地也能够从法律上与俸饷区别开来，尽管我们很快就能看到其间的过渡是变动不居的。俸饷是终生的，作为对所有者实际的或假定的服务的酬报，是不能继承的；这种酬报属于官职而不属于任职者。因此，一如乌·施图茨强调指出的那样2，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方，俸饷并不像封地那样在统治者死亡的情况下会失去，但它在俸饷所有人死亡时要退还统治者；在西方的中世纪全盛时期，不可继承的封地是被低
封地这一普遍现象最初都产生于军事渊源。土耳其的封地俸饷就是要让所有者以土地为生，在帝国大扩张期间，如果一个所有者连续7年不在军中服役，则会丧失封地俸饷；继承人的继承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依赖于积极服军役的证明。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封地俸饷一般都是用来建立一支有着同样装备且不断接受训练的骑兵部队。这些武士对他们的领主都会抱有个人忠诚，他们的荣誉观念则会增强他们的
封建制塑造出来的男人可以自我装备，可以职业性习武，他们战时则会把领主的荣誉视同自己的荣誉，会把领主权力的扩张看作为他们的后代确保封地的机遇，至关重要的是，他们会认为自己封地的唯一正当性基础就是维护领主的个人权威。最后这个要素对于向封建制的过渡，特别是对于封建制从它原初的领域——军事服役——向公职领域的扩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日本统治者就试图以这种方式摆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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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法律制度也可能会具有某种与上述制度正相对立的特性，就是说，在如今属于私法领域的范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前面定义的“私法”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哪里不存在授权法（right-granting law）性质的规范，哪里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在这种状况下，全部规范就仅仅是由“规章制度”构成。换言之，所有的私人利益都会得到保护，但它们不是作为有保障的权利，而是仅仅作为这些规章之效力得到遵守的表现。这种状况也从来没有以纯粹的形式出现在任何地方，但就它出现的情况而言，所有的法律形式都会被纳入“行政”（administration）范畴，成为“统治”（government）4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