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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
人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大国结构的形成与扩张始终并且主要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这里有一个大概很容易普及的假设，即贸易——如果它是密集的而且已经存在于某个地区——是它政治统一的标准前提和原因。关税同盟8的例子便是触手可及，况且还有众多其他事例。然而，更切近的观察就会非常清楚地揭示出，这种巧合并非必然，而且这种因果关系也绝非始终表现在一个单独的方向上。
例如德国，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经济区，但它的居民要想首先在自己的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却只能通过边界地区的海关要塞，这是受到了纯政治因素的左右。消除了所有关税壁垒，使德国东部谷蛋白胶质含量很低的过剩谷物能够流通的，并不是德国西部市场，而是受经济因素左右的英格兰市场。德国西部的矿产品和滞销的铁产品在东部决不会找到受经济因素左右的市场；而对东部来说，西部基本上也不是由市场因素左右的工业产品供应商。至关重要的是，德国的内陆交通线（铁路）在东西部之间运输大宗货物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而且至今依然——并非由市场因素决定的。德国东部的经济区位也许适合于发展强大的工业，但它的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市场和腹地却是俄国的整个西部地区。这样的工业如今已被俄国的关税壁垒阻断并转到了以俄国海关要塞作为直接后盾的波兰。众所周知，由于这一发展，俄国的波兰人与俄罗斯帝国观念的政治合并（Anschluss）这种政治上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态也就出现了可能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纯粹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市场关系便有了政治统一的作用。
然而，德国却是逆着经济决定因素本身实现了政治统一的。一个政治实体的边界与单纯从地理上给定的经济区位条件相冲突，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政治边界之内可能会囊括一些——就经济因素而言——追求分离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总是会出现经济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过，政治上的纽带一旦创造了出来，它的强有力程度往往是其他有利条件（例如共同语言的存在）下的纽带无法比拟的，甚至没有人会因为那种经济上的紧张关系而设想政治分离。这也适用于——例如——德国。
［补论：］帝国的形成并非总是循着出口贸易的路径，尽管我们今天常常按照这种帝国主义方式看待事物。一般来说，“大陆”帝国主义——俄国与美国——恰如英国以及仿效英国的“海外帝国主义”一样，都是沿着先前存在的资本主义利益轨道发展的，尤其是在那些政治上虚弱的海外地区。当然，至少对于过去那种大规模海外领地的形成来说，出口贸易确实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雅典、迦太基和罗马的海外帝国。
然而，即使在这些古代政治实体中，其他的经济利益至少也与商业利润同等重要，而且往往远更重要，例如地租、包税、职务收费以及特别为人向往的类似收益。在对外贸易方面，对产品销售的关切作为扩张的动机反而明显退到了幕后。在现代资本主义时代，关心对外国地区的出口居于支配地位，但古代城邦所关心的，毋宁说是占有那些能够从那里进口货物（原材料）的地区。
在形成于内陆平原上的大国之间，货物交换并不发挥调节作用或者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东方的大河沿岸国家来说，即对于在这方面与外向型国家类似的国家来说，货物贸易最有意义，特别是埃及。然而，蒙古“帝国”肯定并不依赖于任何密集的货物贸易，马背统治阶层的流动性弥补了实际的交通工具之不足，并使中央行政成为可能。无论中华帝国、波斯帝国还是从海岸帝国转变为大陆帝国之后的罗马帝国，都不是在先前存在的特别密集的内陆货物运输或者高度发达的交通手段基础上产生和维持的。罗马向大陆的扩张毫无疑问是受到了资本主义利益的强烈影响，其中至关重要的利益就是包税人、猎取官职者以及土地投机商的利益，追求这些利益的根本就不是忙于特别密集的货物贸易的群体。
波斯的扩张无论如何也不是得助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那里并不存在作为动力或先导的这种利益集团，正如中华帝国或者卡洛林王朝的创建者也没有得到过这种集团的效劳一样。
当然，即使在这些情况下，贸易的经济重要性也并非完全阙如。不过，其他动机也在历史上所有横跨大陆的政治扩张——包括十字军东征——中发挥了作用。这些动机包括，关注更多的王室收入，关注封臣、骑士、军官、官员、世袭官员的年轻后代等等的薪俸、采邑、官职及社会荣誉。对贸易港的兴趣当然不会那么关键，尽管它们作为次要因素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主要还是一次横跨大陆的运动。
贸易绝不是始终都在为政治扩张指引道路。这里的因果关系往往正好相反。在上面提到的帝国当中，那些有了一种其行政管理从技术上说能够建设至少横跨大陆的交通手段的帝国，这样做也是为了行政管理的目的，原则上说这往往也是唯一的目的，不管交通手段是否有利于现有的或者未来的贸易需求。
在今天的条件下，俄国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其交通手段（今天的铁路）主要受政治因素左右的国家。奥地利南方的铁路则是另一个范例。（它的股票至今仍被称作“伦巴第人”股票，一个负载着政治记忆的说法。）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会没有“战略铁路”；然而，许多这样的规划都会伴随着一种为长期赢利提供交通保障的预期，这在过去也是一样：一方面，很难证明古罗马的军用大道是为了服务于商业目的，波斯与罗马的邮递驿站也肯定不是这种情况，它们完全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另一方面，历史上贸易的发展当然也是政治统一的正常结果。政治统一首先就会给贸易提供一个具有可靠保障的法律基础。不过，即使这一规律也并非毫无例外。因为，除了要依赖于安定和从形式上保障法律的实施以外，贸易的发展还要受制于某些经济条件（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况且，资本主义的演进可能会遭到统一的政治结构运行方式的扼杀，比如晚期罗马帝国就是这种情况。在那里，统一的结构取代了城邦同盟，它的基础是一种强有力的自然农业经济。这一点越来越有利于把公益性派捐作为给军队和行政培育财源的方式，而这些因素直接窒息了资本主义。9［补论完］
尽管贸易本身绝不是政治扩张的决定性因素，那么总的来说经济结构会共同决定政治扩张的范围与方式。除了妇女、牲畜和奴隶之外，最早需要凭借暴力获取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稀缺的土地。对于四出征战的农民共同体来说，天然的方式就是直接夺取土地并消灭那里的定居人口。总体上来看，条顿人的迁移就是采取了这样的做法，只是程度比较温和而已。作为一个紧凑的整体，这个运动可能已经多少蔓延到了现有的语言边界之外，但只是发生在零星地区。由人口过剩引起的土地稀缺程度，其他部落的政治压力程度，或者仅仅就是天赐良机，也都产生了一定作用，这里对此暂不讨论。总之，某些外出征伐的群体会长期保留他们对故乡的可耕地的权利，因为说不定他们还会重返故乡。
在非农民的共同体中，或多或少使用暴力手段夺取土地，对于胜利者利用自己权利的方式也有着重要作用。正如弗兰兹·奥本海默正确强调的那样，地租常常也是暴力政治征服的产物。10当然，如果在自然经济和封建结构的条件下，这种征服就意味着被吞并地区的农民不会遭到消灭，而是给他们留下生路并向成为地主的征服者进贡。只要军队不再是征召自我装备的自由民组成，或者不是雇佣军或官僚制的大规模军队，而是自我装备的骑士军队，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波斯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诺曼人以及总的来说西方的封建封臣，都是如此。
对地租的兴趣还意味着富豪的贸易共同体也会热衷于征服。由于向土地和债务担保人投资更有利于获得商业利润，通常的战争目标就是要获得能够产生地租的肥沃土地，即使在古代也是如此。利兰丁战争［c. 590 B.C.］标志着早期希腊历史的一个重要时期，它几乎完全是在海上以及各个贸易城邦之间进行的。但是，哈尔基斯和埃雷特里亚主要贵族之间争端的最初目标却是肥沃的利兰丁平原。除了各种贡物之外，阿提卡海上同盟显然还向那个居于统治地位的城邦各居民点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特权之一：打破臣服城邦对土地的垄断。结果是，雅典人有权随处获得并抵押土地。
各城邦与罗马建立通商关系（Commercium）实际上也意味着同一回事。正如我们从［西塞罗］控诉盖尤斯·威勒斯11的演讲中了解到的那样，古意大利人在整个罗马势力范围内确立下来的海外利益，毫无疑问——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土地利益。
资本主义的土地利益在扩张过程中可能最终会与农民的土地利益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结束于格拉古时代的长期身份之争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资金、牲畜和雇工的大所有者自然会希望新获得的土地被当作公地用于租赁（ager publicus）。只要不是偏远地带，农民就会要求瓜分土地以供给自己的后代。这两种利益的妥协明显地反映在了传统之中，尽管细节上未必十分可信。
在受经济因素决定这个方面，罗马的海外扩张呈现出一些曾反复再现于基本轮廓中并且至今仍在重复出现的特征。这些特征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显著方式出现在罗马，而且规模极大。无论向其他类型的过渡可能会多么变动不居，这些“罗马人”的特征都是我们打算称之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现象所特有的，或者说，它们为这种特殊类型的存在提供了一些条件。这些特征植根于包税人、国债债权人、国家供应商、由国家赋予了特权的海外贸易商以及殖民地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利益之中。所有这些群体的赢利机会都有赖于直接利用谋求扩张的政治权力。
获取海外殖民地、凭借暴力手段奴役当地居民或至少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glebae adscriptio）作为种植园劳动力进行剥削，这给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带来了巨大的赢利机会。迦太基人似乎是最早大规模筹划这种组织的；后来居上的则是西班牙人在南美、英国人在美国南方各州、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大张旗鼓的作为。获取海外殖民地也便利了强行垄断与殖民地——可能还有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如果政治实体的行政机器还不适应从新占领地区征税（这一点后面再谈），就会给资本主义包税人带来以税收赢利的良机。
战争的物资补给可能是军队自身提供的装备的组成部分，比如纯封建制度下的情况。但是，如果这些装备要由政治实体而不是军队提供的话，那么通过战争进行扩张并获得军备以准备战争，显然就给最大规模的借贷业务提供了最有利可图的时机。那时，资本主义的国债债权人就有了越来越多的盈利机会。甚至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资本主义的国债债权人就向罗马国家开出了自己的条件。
凡是最终的国债债权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债食利者（债券持有者）阶层的地方，这种债务就会给债券发行银行提供赢利机会，我们今天的情况就是典型。战争物资供应者的利益也体现在同一个方向上。在所有这种情况下，那些蓄势待发的经济势力所关心的是军事冲突本身的出现，不管它会给自己的共同体带来什么后果。
阿里斯托芬曾在关心战争的行业与关心和平的行业之间作出了区分，尽管从他的列表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战争的重心仍是自我装备的军队，公民个人要向刀剑制造者与盔甲生产者订货。12但即使在那时，就已经有了大型的私人商业货栈，一般都被叫作“工厂”，尤其是被用来储备军需品。今天的国家本身几乎已经成为订购战争物资和武器的唯一代理人，因而更加增强了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为战争筹集资金的银行和今天的大部分重工业，不管怎么说，都是从经济角度关注战争的，装甲钢板和枪炮的直接供应商并不是唯一抱有这种关切的人。一场输掉的战争和一场打赢了的战争一样，都会给这些银行与产业带来更多的生意。此外，国家的当权者会在政治与经济上关心本国大型战争物资生产厂的生存，这种关切使他们不得不容许这些工厂向全世界提供自己的产品，其中包括供应那些政治对头。
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利益所能达到的平衡程度，尤其要依赖于同和平主义取向的资本主义利益相比帝国主义是否有利可图，而这里发挥直接作用的都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动机。这一点反过来又与私营或公营经济满足经济需求的程度密切相关。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政治共同体支持下的经济扩张倾向的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般来说，无论在什么时代，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建立在直接暴力和强迫劳动基础上的殖民掠夺式的资本主义，显然都能提供最大的赢利机会。这种机会要比寻找出口途径，致力于同其他政治实体成员进行和平贸易的工业经营活动通常能够获得的机会大得多。因此，无论什么地方，只要实体本身或其分支（自治市）通过公营经济在相当大程度上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就始终会存在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这样的经济越是强大，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就越是意义重大。
今天，越来越多的海外赢利机会再度出现了，特别是在那些打开了政治与经济门户的地区，就是说，引入了现代特有的国有与私有经营的地区。这些机会来自国家的军火合同，来自国家或被授予垄断权的建筑商进行的铁路建设以及其他建设项目，来自对工商业征税的垄断组织，来自垄断性特许权，来自政府贷款。
这种赢利机会以牺牲普通民间贸易的利润为代价，它的优势越来越大，国有经营作为供给需求的普遍形式就会获得更大的经济重要性。与这种趋势紧紧相伴的则是得到政治支持的经济扩张以及各国之间的竞争，它们的成员能够提供投资资本，目的在于确保自己在公共佣金（public commissions）中的这种垄断地位和份额。于是，有利于民间货物进口的单纯“门户开放”的重要性便逐渐退到了幕后。
为本实体成员垄断与外国领土上的国有经济相关联的赢利机会，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占领外国领土，至少是以“保护国”形式或某种类似的安排臣服那里的政权。因此，这种“帝国主义”倾向正在日益取代仅仅以贸易自由为目的的“和平主义”扩张倾向。只有在由私人资本主义供应需求的组织把和平主义贸易而不是垄断贸易，至少不是把政治权力垄断的贸易作为资本主义赢利机会的最佳条件，和平主义扩张倾向才会占据上风。
“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历来就是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对政治施加影响的寻常方式，它的普遍复活以及追求政治扩张的复活也就并非偶然。就可以预计的未来而言，恐怕不得不认为形势将对它有利。
如果拿出一会儿工夫做个思想实验，从某种角度把一些具体的国家看作是“国家社会主义”共同体，就是说，看作一种尽可能由集体经济供应需求的组织，那么上述局面就不可能发生根本变化。它们会寻求以尽可能低廉的价格购买并非在本土生产，而是由他国天然垄断的必需品（比如棉花之于德国）加以利用。如果使用暴力能够轻易带来有利的交换条件，这时就有可能使用暴力，而弱势一方将不得不履行进贡的义务，即便不是形式上的，至少也是实际上的。在其他方面，人们也会理解，那些强大的国家社会主义共同体不会不屑于在可能的情况下也为了自己同伙的利益而榨取那些弱势共同体，一如早期历史上随处可见的那种情况。即使非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实体，公民大众也会像任何单独的阶层一样很少对和平主义感兴趣。阿提卡的平民——不仅仅是他们——在经济上就是以战争为生的。战争给军人带来报酬，胜利后还能从臣服者那里得到贡品。贡品实际上会在全体正式公民当中分配，而分配是在民众大会、庭审和公共庆典上以毫不掩饰的出勤费方式进行。这样，每个正式公民都能直接领会到帝国主义政策与权力所包含的利益。但是如今，从海外流入一个政治实体成员当中的收益，包括帝国主义性质的收益和实际上来自纳“贡”的收益，已经不会导致能够被大众理解的利益格局了。因为，在目前的经济秩序下，向“债权国国民”进贡的表现形式是偿付债务利息或者资本利润，它们都从海外转入了“债权国”的有产阶层之手。人们尽可以想象废除这样的进贡，但这就意味着像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国家对本国产品的购买力明显下降，而这将以有害无益的方式影响到劳动力市场。
尽管如此，债权国的劳工还是有着强烈的和平主义心态，而且总体上说，并没有对持续强制征收外国债务人共同体拖欠的这种进贡表现出任何兴趣。劳工们也没有表现出暴力参与剥削外国殖民地和公共佣金的兴趣。这是当下阶级状况的自然结果，但另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时代各共同体内部的社会与政治状况的自然结果。有权得享进贡的那些人属于支配着共同体的对立阶级。任何进行对外强制的富有成效的帝国主义政策，一般——至少在开始时——也会增强那些领导获得了这种成就的阶级、身份群体和政党的国内声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和影响。
除了社会与政治格局所决定的对和平主义的支持以外，大众——尤其是无产阶级——对和平主义的支持还有其经济根源。任何对战争装备与战争物资生产的资本投入，都会带来就业与收入机会；任何国防合同都会成为扩大需求、推动商业经营紧张运转从而直接促进繁荣的一个因素。不仅如此，这还可以间接成为参与其中的产业界增强信心寻找经济机会并导致投机活跃的一个源泉。然而，这种投资却使资本退出了其他可供选择的用途，并使它更加难以满足其他领域的需求。至关重要的是，通过征税方式支撑战争手段，会完全放弃出于“重商主义”考虑而对严密控制财产所施加的限制，而统治阶层凭借自身的社会与政治权力，一般都知道如何把税负转嫁给大众。
那些几乎没有军费负担的国家（美国），特别是那些小国（比如瑞士），往往会比某些大国体验到更加强烈的经济扩张欲，它们对外国的经济剥削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它们并不会引起这样的担忧：经济入侵之后可能就是政治干预。
经验表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者阶层的和平主义关切往往非常容易失灵。部分原因在于，所有无组织的“大众”都很容易受到情感的影响，部分原因则是他们还抱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即战争说不定会带来某些意外的运气。在这个背景下，人口过剩的国家会产生获取移民区的希望，这样的和平主义关切当然也不可小觑。另一个推动因素则是这一事实：与其他利益集团相比，“大众”在主观上冒险投下的赌注很小。如果输掉了战争，君主当然会担心自己的王位，共和政体的掌权者以及在共和宪法中享有既得利益的群体则不得不担心自己凯旋的将军。多数有产的资产阶级照例会担心生意衰退带来的经济损失。在某些条件下，由于战败带来的混乱，贵族统治阶层会担心权力的暴力转移将有利于无财产者。而“大众”本身——至少在他们的主观意识中并就极端情况而言——除了生命以外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可供损失。对这种风险的估价和感受，在他们头脑中是高度波动的，从总体上说，它能够很容易地在情感的影响下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