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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法律中的排他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西方特有的司法行政类型是在理性而系统的立法基础上出现的。然而，它的基本形式特性却绝不是能够清楚界定的，实际上，这种模糊性乃是较晚近发展态势的直接结果。
那些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使“权利”和“法律”产生了连锁关系的古代原则，特别是只有凭借个人在某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才能使个人权利具备“有效”特性——而这种特性为该群体所垄断——的观念，已经不复存在了。个人权利之总和所具有的集团特性或身份群体特性，以及由此赋予这些权利的“排他性”，比如曾在自由联合体、篡夺或者合法特权基础上存在过的“排他性”，如今也都属于过去了。同样已成往事的还有与身份地位等等有关的特别法庭和特别诉讼程序。然而，并非所有的特别法或属人法以及所有的特别管辖权都已彻底消失。恰恰相反，非常晚近的法律发展态势已经在法律体系中产生了日益增强的排他主义。发生了典型变化的只是不同领域的划界原则。商法就是一个典型情况，它实际上是现代排他主义最重要的范例之一。根据《德国商法典》，这部专门法适用于某些类型的契约，1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有利可图的转售为目的而获取货物的契约。这种对商业契约的定义与一种理性化的法律体系完全一致；该定义并未涉及形式特性，而是针对具体交易的预期功能意义。另一方面，商法也适用于某些范畴的人，他们的关键特征在于这一事实：契约是由他们在自己的经营过程中订立的。2因此，为这个法律类型的范围划定界线，真正关键的就是“经营”（enterprise）概念。如果这种特定性质的交易是一项经营的构成要素，那么该项经营就是一种商业经营。因此，实质上——从意图上说——“属于”商业经营的每一项契约都要接受《商法典》调整，尽管单独来看它也许并不属于通常定义的商业交易范畴，甚至在特殊情况下这种契约可能是由非商人缔结的。所以，这套专门法的适用性要么取决于具体交易——尤其是它的预期意义——的实质特性，要么取决于一项交易和一项经营的理性组织之间的客观联系。然而，它并不取决于个人是否具备一个通过自由协商或者凭借特权而合法构成的身份群体中的成员资格，而这在过去却是适用专门法的关键因素。
由于商法是针对人格划定适用界限的，所以它是与阶层而不是与身份群体有关的法律。然而，这种与过去的对比只是相对的。实际上，就商法以及其他与纯经济“职业”有关的法律而言，管辖权限的原则始终就具有一种纯实体法的性质，尽管外表上多有变化，本质上却完全相同。但是，在构成一种限定身份的法律时，法律制度的那些排他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此外，即使是针对职业的特别管辖权，只要管辖权并不取决于诉讼当事人在某个法人团体中的成员身份，通常就是仅仅取决于形式标准，比如获得一项特许或者一种特权。例如新的《德国商法典》规定，只要某人在一个商行登记注册，即可被视为商人。3因此，适用商法的人员范围就是决定于纯形式的标准，而在其他方面则要依据特定交易想要达到的经济目的来划界。专门法对于其他职业群体的适用范围主要也是决定于实体法性质或者功能性的标准，而且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会根据形式标准决定它的适用性。许多这样的现代专门法也都兼有自己的特别法庭和特别诉讼程序。4
这些排他主义法律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这是职业分化以及工商界压力集团为自身争取更多利益的结果。他们对这种排他主义安排的期望，就是把自己的法律事务交由专业化的专家去处理。5第二个原因在今天则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即要求消除普通法律程序的繁文缛节以找到更便捷、更能适应具体情况的解决办法。6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出于实体法性质的权宜考虑而削弱法律形式主义，因此它不过是整个一系列类似的当代现象中的又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