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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律专家的作用
然而，如果没有那些训练有素的专家们的关键性合作，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经过正式阐述的法律，而正是这些法律，构成了一个被自觉应用于判决的行为准则综合体。他们所属的不同范畴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与裁判有关的“法律实践者”阶层，除了官方的司法行政人员以外，还包括各种法律显贵，即lag saga、rachimburgi、Schöffen（陪审员）以及——偶尔还有——祭司。由于司法行政要求具备越来越丰富的经验，最后则是要求具备专业化的知识，我们便看到了一个新兴的范畴，即私人顾问和律师，他们通过“法律发明”影响着法律的形成，而这种影响往往都是不可小视的。后面将会讨论这种群体的发展所需要的条件［见下节］。对专业法律知识不断增长的需求，使得职业律师应运而生。对经验和专业知识的需求不断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促进法律不断理性化，几乎始终是因为商业和参与商业的人们有着不断增长的重要性。解决新问题必然会要求专业的——理性的——训练。我们这里集中关心的是法律“理性化”的方式与结果，即成为当今之特征的那些法律品质的发展。我们将会看到，一种法律体系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被理性化，但是未必符合其“法律”品质的发展方向。然而，这些形式品质的发展方向要直接决定于“intrajuristic”（法律界内部的）条件，即决定于这样一些个人的特殊性质——他们可以凭借所处的职业地位去影响法律形成的方式。不过，一般的经济与社会条件对于这项发展只有间接的影响。通行的法律教育类型，即法律实践者的训练模式，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为重要。
注 释
1 Puchta，Das Gewohnheitsrecht，2 vols.（1827/37），可谓德国《学说汇纂》学家对习惯法学说的经典阐述；现代的简明论述，见I Enneccerus，Allgemeiner Teil（1928）31，64，79；另见Maine（1861），c. i；J. C. Gray，Nature and Sources of Law（2nd ed.1927），c. XII；Vinogradof，The Problem of Custom, Collected Papers，II，410；此外还有Allen（5th ed. 1951），cc. i and ii，那里充分讨论了对于习惯在普通法中的法律效力的大不相同的检验标准。
2 E. Zitelmann，Gewohnheitsrecht und Irrtum（1883），66；Archiv für die civilistische Praxis，323；O. Gierke，Privatrecht，I，1569.
3 见E. Lambert，La fonction du droit civil comparè（1903），172，216；Ehrlich，436；另见Gray，op. cit. supra n. 1，at 297。兰伯特与埃尔利希都认为，习惯的起源并非见之于Volksrecht（蛮族法），而主要是见之于Juristenrecht（法官法）之中。更特别的是，他们（尤其是兰伯特）坚持认为，只有在那些利用习惯的人们断定法庭不会偏离法官已经规定好了的行为路线，自己最好还是以同样方式去适应这些规则，犹如一个人必须适应立法机关制定的规则，这时习惯才会变得确定不移。这种对习惯的看法等于是为历史学派敲响了丧钟，后者认为，习惯在获得司法与法律承认之前，首先是产生于consensus utentium（使用者的共识）。埃尔利希不像兰伯特那么激进，尽管他也特别强调了判例法的创造性力量。他在Rechtssätze（即裁判规则）与Rechtsverhältnisse（即社会上现存的法律安排）——比如财产、家庭等等——之间做出了区分。在处理Rechtsverhältnisse问题时，法官的功能大概更少原创性且更受限制，因为法官必须始终顾及到社会上现存的私人安排和惯例；但是按照埃尔利希的说法，法官的立法过程仍然清晰可辨。
4 关于consuetudo作为法律之源的中世纪学说，见Brie，Lehre vom Gewohnheitsrecht（1899），§§12 et seq.；Engelmann（1938）81；关于英格兰，见Pollock and Maitland 183；Allen；Holdsworth，III，167—170。
5 对这种冲突的讨论，可见Mitteis，Reichsrecht（1891）；Jolowicz，66—71。
6 参阅1 Pollock and Maitland 107，184，186，220，222；Holdsworth I，1—20；II，3—21；206—207；Allen，86—88。
7 参阅注4，另见Savigny，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Rechts im Mittelalter（2nd ed. 1850）esp. I，115，178。
8 Ijmā，伊斯兰教法指学者的一致同意，这在对《古兰经》以及其他穆罕默德言行录记述的先知言论做出法律补充时被认为是必须的。
9 关于历史学派，见Stone，421的详论。
10 K. Knies，Die politische Ökonomie vom geschichtlichen Standpunkte（1883）. Cf. also Weber's Roscher und Knies und die logischen Probleme der historischen Nationalökonomie，Schmollers Jahrbücher（1903，1905，1906），reprinted in GAzw，1—145.
11 zadruga（重音在第一音节）是极为常见的家族共同体现象的南斯拉夫变体（参阅Peake，Village Community，15 Encyc. Soc. Sci，253，256）。据Troyanovitch，Manners and Customs in Serbia，ed. Stead，London，1909，c. xii，这是一种在父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大家族或氏族，居住在同一个大宅子中，共同拥有土地、家畜与货币。这些zadrugas会连续几代人不分家，往往包括了多达百余人的成员。他们由长老（stareshina）统治，通常是家族中能够行使权威的最年长者。一个zadruga解体时，物资储备将在全体成员中间平分，但土地仅分给男性成员。
zadruga一直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土著居民”共同财产权理论的证据，或者被认为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模式（S. Marcovic，10 Encyc. Soc. Sci. 144）。特别是，zadruga一直被用作主要例证以说明国家法律作为社会调节手段之多余或无效。这种看法似乎是产生于埃尔利希所利用的Bogišic对南斯拉夫法律的研究（见Demelic，Le droit coutumier des Slaves méridionaux d'après les recherches de v. Bogišic，6 Rev. législ.An cienne et moderne（1876）253）。埃尔利希的那个著名段落如下（p. 371）：
“Bogišic的研究表明，在《奥地利民法典》有效覆盖的版图范围内，所有南斯拉夫人当中全都存在着一种著名的南斯拉夫家庭共同体，即Sadruga；《民法典》对此根本一无所知，而且与它的原则绝对格格不入。”
然而，被韦伯接受下来的这个命题是站不住脚的。
在前奥匈二元君主国中，匈牙利的一个半自治地区，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王国，是zadruga的主要存在地区。1811年的《奥地利民法典》是在1852年引进该地区的（1852年11月29日法律，Austrian Reichs-Gesetz-Blatt 1852，No. 246）。在《法典》作为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法律予以实施的过程中，1853年4月18日的奥地利司法大臣法令（R. G. Bl. 1853，No. 65）为在该地区引进土地所有权登记制度预做了准备。法令第29项明确规定，在土地为“家族公社（house communion）”所有的情况下，登记为所有者的应是家庭本身，而不是任何单独的个人。该法令等于是通过官方法律明确承认了zadruga。这是延续了一个传统，在奥地利开始对这个所谓Militär-Grenze（“军事接壤区”，即毗邻土耳其边界的地区）进行统治时，奥地利的正式立法就已经确立了这个传统。建立这个“军事接壤区”的1754年法令［Militär-Grentz-Recht für das Carlstädter und Varasdiner Generalat，Part IV，§37；另见Grenz-Grundgesetz of 1807；参阅M.Stopfer，Erläuterungen der Grundgesetze für die Carlstädter 1，Varasdiner, Banat, slavonische und croatische Militärgrenze（Vienna，1830）；另见Vanicek，Geschichte der Militargrenze，4 vols.（1875）；Hostinek，Die K. K. Militärgrenze，2 vols.（1861）］就明确提到了zadruga。
1850年的《基本法》（Kaiserl. Patent v. 7. Mai，1850，R. G. Bl. 1850，No. 243）明文规定，“该边界地区居民的家长制生活受本法保护”（§31）；根据这项原则进一步做出的许多规定，则厘清了“家庭团体（family houses）”的内部结构及其与外界的关系（§§16，22，27，33—45）。后来，根据1870年的《克罗地亚条例》，家长和乡村当局对zadruga成员的惩戒权力再次得到了明确承认和调整［参阅Bidermann，Législation autonome de la Croade（1876），8 rev. dr. intl. Et legisl. Comp. 215，266］。在奥地利本土，zadruga仅存于狭小的白卡尔尼奥拉（White Carniola）地区，那里的司法实践同样把zadruga的土地看作是被家庭而不是个人所有。所以说，正式的奥地利法律，包括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法律，都对zadurga不抱敌意。大概也很难看出zadruga在哪个方面与《奥地利民法典》的任何规定格格不入。像所有现代的法典编纂一样，这部奥地利法典也为私人当事人按照自身意愿调节彼此间事务留出了空间。它在契约问题上的多数规则都是一些权宜性法律（ius dispositivum），仅仅在当事各方不能自行达成安排时适用。它就不动产以及死者财产问题阐述的规则，很容易适应各种形式的共同保有权。因此，很难看出有什么理由能把zadruga当作法律调节失效的例证。
关于zadruga的更多资料，见Maine，Early Law 232—282；Weber，History（1950）12，47；Y. Peritch，Opposition between communism and bourgeois democracy as typi fi ed in the Serbian Zadruga Family（1922）16Ill. L. Rev. 423；S. H. Cross，Primitive Civilization of the Eastern Slavs（1946）. 5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Europen Rev. 50；P. E. Moseley，Adaptation for Survival；The Varzic Zadruga（1942/43）2 Slavonic and East-European Rev. 147—170；关于zadruga晚近的发展状况，见M. Isic，Les problèmes agraires en Yougoslavie（1926）32，48，319。
12 伊斯兰教法理学的四大正统学派为哈乃斐（Hanefte）、沙斐仪（Shafte）、马立克（Malekite）和罕百里（Hanbalite），见Shalute 8 Encyc. Soc. Sci. 344以及该处援引的文献。
13 关于法兰克帝国的“属人法”制度，见Maitland，Prologue to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1907）Selected Essays in Anglo-American Legal history 20；see also 1 Brunner，259；Smith，115 et seq.；K. Schröder，Die Franken und ihr Recht（1881）36。
14 这里指的是阿兹哈（El-Azhar）学院，伊斯兰教最著名的学术中心，公元988年建于开罗。
15 韦伯这里指的是1920年代凯末尔主义改革之前的旧土耳其；参阅Vesey-Fitzgerald，Muhammedan law（1931）36f。
16 从传统上说，可以列举出古代罗马律师活动的三个主要类型：释疑解答（respondere）、agere和cavere。释疑解答就是说明某种法律观点，尤其是回答向法学家（responsa prudentium）提出的问题；agere是代表委托人到法庭进行诉讼；cavere指的是起草契约、遗嘱以及其他文件。“法学家”（“jurisconsult”）和“辩护人”（雄辩家、演讲家）之间是有区别的。后者是在法庭上活动，特别是在刑事法庭上，演讲术在那里被认为大有助益。法律训练对于雄辩家来说既非必需也不常见。比如，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和政治家相比，西塞罗的法律知识就显得不如人意。参阅Schultz，history；另见Wormser，The Law（New York，1949），c. ix，其中“罗马法的工厂如何运作”有一番通俗的说明；韦伯的进一步讨论，见下文（四），三。
17 Kautelarjuristen，这种律师包括像英国撰写转让契据的律师（conveyancer）或者现代美国的公司法律顾问（corporation lawyer），他们运用自己的技能起草文书，尤其是发明新的条款以保护委托人的利益并防止未来的诉讼。使用这个术语乃是特指德国17、18世纪那些精于此道的专家，也是说明罗马法律早期发展阶段的特征（参阅第十一章注5）。
18 Weistum（复数形式为Weistumer），类似于英格兰的costumals或者习惯法典（customaries），是一个特定地方法律习惯的汇编。“如果回到加洛林王朝时期，我们就能看到一个采邑官员每年一次对现行习惯追根溯源的做法。这样汇集起来的素材每年都要背诵，后来则发展为书面形式并要当众诵读。这种习惯从采邑共同体又普及到了自由农民以及自由乡村共同体。”［von Schwerin，Deutsche Rechtsgeschichte（2nd ed.1915），with bibliography］。
19 Vladimirski-Budanov，Mikhail Flegontovich，1838—1916，俄国法律史学家；参阅15 Encyc. Soc. Sci. 274关于他的传记词条；见他的Russian Legal History（Obzor istorii russkago prava，1907）59，88。
20 对英国法律中遵从先例（stare decisis）原则的发展所做的最新、最全面的论述，见Allen 43，150f，525f。
21 关于新近对“正义感”的讨论，见E. N. Cahn，Te Sense of Injustice（1949）；E.Rieziler. Das Rechtsgefuhl（2nd ed. 1946）；Hoche，Das Rechtsgefühl in Justiz und Politik（1932）；H. Coinc，Grundzüge der Rechtsphilosophie（1950）48。
22 韦伯这是在直接反对法理学的历史学派学者，他们把所有法律都看作是每个民族所特有的“民族精神”的产物，尤见Savigny，Vom Beruf unserer Zei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1814），translated by Hayward（On the Vocation of Our Age for Legislation and Jurisprudence，1831）；参阅Stone 421。正义感的民族特性理论被纳粹党人所接受，并被用作他们法律理论的基础之一。
23 关于英格兰通过立法而自觉创新法律的缓慢发展，见Allen 354，365 et seq.；S.Torne，Introduction to a Discourse upon the Expos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Statutes, with Sir Thomas Egerton's Additions（1942）。
24 韦伯这里表述的观点是典型的大陆法律思想的观点；美国的现实主义者则抱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尤见Jerome Frank，Law and the Modern Min（1930）；for a more realistic description of the American approach，see Edward Levi，introduction to Legal Reasoning（1949）；另请参阅Stone 192以及本章（八），二。
25 关于这种法律诉讼的程式特征，见Jolowicz 87，181；Wenger 123；Engelmann and Millar 269，281；2 Jhering，496—695；关于中世纪诉讼程序的形式主义，见Brunner，Wort und Form im altfranzösischen Prozess in Sitzungsber. Der Akad. Der Wiss. Zu Wien，phil-hist。Classe LVII（1867），655；Engelmann and Millar 174，386，649；O. v.Zallinger，Wesen und Ursprung des Formalismus im altdeutschen Privatrecht（1898）；Schroeder，§§13，25，37，63。另见（四），一和注4（fautes volent exploits）。
26 见（一），五。
27 古典罗马法在negotia stricti iuris和negotia bonae fdei之间做出了区分。在前一种情况下，债务人必须丝毫不爽地严格履行承诺，主要范例就是要式口头契约这样形式化的承诺。后一种情况则是后来发展的产物，债务人必须按照诚信和公平交易的要求，特别是根据当地的或者商业的习惯去做。参阅Sohm，367；Jörs and Kunkel 165（with bibliography）；另见Schulz，principles 223 et seq。
28 日耳曼法律史学家习惯于把提供证据叫作“权利”，并把它与现代的举证“责任”加以对照。参阅2 Brunner，Rechtsgeschichte §105；Schroeder 84；Amira，130. 161；Maurer，Geschichte des altgermanischen Gerichtsverfahrens（1824）；另见1 Pollock and Maitland 39；2 Holdsworth 107，112。在英格兰，被告在比较古老的诉讼形式中以宣誓断讼法（wager of law）申明案情的权利，至少在形式上一直延续到被the statute 3 and 4 William 4 c. 42，Sec. 13（1833）正式废除。一般关于原始诉讼程序中的举证问题，见Declareuil，Preuves judiciaries dans le droit franc（1898）22 Nouvelle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220。
29 “Lag saga”就是诵读法律，有时是以诗歌的形式，在斯堪的纳维亚和冰岛定期举行的平民大会上诵读。该词也适用于指称以这种方式诵读法律的人。见Bryce，327；另见下面注57。
30 1166年由亨利二世发布克莱林登饬令（Assize of Clarendon）设立的诉讼；见Pollock and Maitland 145—147；Plucknett 339—342；另请参阅Joüon des Longrais，La Saisine（1925），以及同一作者的La portée politique des réformes d'Henri II（1936）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540。
31 不动产诉讼（real action）即要求收回土地的那些普通法诉讼。当16世纪大量发生要求收回不动产的诉讼（action of ejectment）时，它们就成了一种累赘，而且非常拖沓，终至变得不合时宜。参阅Maitland，Forms 7；Plucknett 336—337，354。
32 这里提到的强制形式即严刑逼供（peine forte et dure）。最早由《威斯敏斯特条例》（1275）规定对不愿接受陪审审判的重罪犯使用。到16世纪时已经变成了一种拷打形式：被告被夹在两块特制木板中间，然后用重力挤压，直到他表示接受陪审审判，否则最终就被挤压致死。
33 强制仅用于重罪案件。陪审审判很快就变成了民事诉讼中的常规模式。尤见Plucknett 125；Brunner，Schwurgerichte（1876）；Holtzendorff's Rechtslexicon 559，repr. 1 Abhandlungen zur Rechtsgeschichte（1931）82。
34 Brunner，Entstehung der Schwurgerichte（1872）是关于陪审团起源的经典著作；关于综合论述，见1 Pollock and Maitland 138；1 Holdsworth 298；Tayer，The Jury and Its Development（1892），5 Harv. L. Rev. 249；另见Radin，204。
35 关于曼斯菲尔德勋爵，见12 Holdsworth 464—560；另见C. H. S. Fifoot，Lord Mansfeld（1936），esp. 82—117。
36 见下文（四），三，以及注39。
37 关于这个问题，参阅Jerome Frank在以下各处表明的观点：Law and the Modern Mind，c.xvi and App. 5；Courts on Trial（1949），c. viii。
38 日耳曼诉讼程序（即罗马法的继受之前）的有条件审判或举证审判，仅仅是裁决哪些事实陈述是案情的决定性成分，因而哪些事实陈述应予证明，哪一方当事人应当举证。如果不能举证，审判将自动有利于另一方当事人。换句话说，“举证成败的法律后果不言而喻：举证审判的性质在这方面丝毫不容置疑。”（Engelmann and Millar 143—144）这种类型的审判不同于罗马的诉讼程序，在罗马，原告会力求结论性地证明自己的权利主张，从而在判决对他有利时保证当局使他的权利主张得到强制执行。在德国的制度中，权利主张事实上是不确定的，被告一旦在反驳原告的举证时失败，就必须按照他在接受法庭给出的举证结果时做出的许诺，而不是根据审判本身给予赔偿。Engelmann and Millar，ibid.
韦伯的文本中接着还有如下说法：“诸如一方当事人被要求进行决案宣誓（decisory oath）这样的情况，就非常类似于我们目前的做法。”这里指的是《德国民事诉讼法》1877年原版第445—463款。根据这些规定，当事人如负有举证责任且非如此就不能证明对方所知范围内的重要事实，便可以要求后者宣誓坚称前者的事实陈述并非实情。这时，法庭即可作出一项有条件的最终判决：如果后者宣了誓，裁决便会有利于他，但如不宣誓，裁决就会有利于前者。根据是否进行了宣誓，这样的取舍便会立即生效。1933年10月27日的发令废除了这种诉讼程序（R. G. Bl. 1933 I 779，781）。
39 韦伯这里做出的类比首先是罗马的争讼程序（litis contestatio）和日耳曼的Urteilserfüllungsgelobnis。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就在于，两者事实上都是当事各方达成的协议以服从可能做出的裁决。第二个类别似乎是罗马的争讼程序和日耳曼的有条件审判或举证审判（见上面注38），后者在英格兰也一直存在，直到陪审审判取代了神明裁判法、决斗断讼法等等其他举证模式。
40 参阅第九章，一；第十章，三。
41 Palaver，“交谈，会谈，商谈，讨论；主要指非洲人或者其他未开化土著人同贸易商或旅行者之间颇费唇舌的交涉”，7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1933）390；参阅Letournequ，L'êvolution juridique（1891）78，89。
42 W. Munzinger，Ostafrikanische Studen（1864）478.
43 见A. Elkin，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1938）28—31，36—37，102以及该处引用的文献；另见Spencer，The Arunta（1927）I，11—13。
44 Hans Christian Monrad，Gemälde der Küste von Guinea und der Einwohner derselben.Trans. From the Danish by H. E. Wolf，1824（describes a journey in 1805—1809）.（W）
45 M. J. Herskovits，dahomey, An Ancient West African Kingdom（1938）II，5—16；R.Rattray，Ashanti Law and Constitution（Oxford，1929）；D. Westermann，The African To-day and To-morrow（3rd ed. 1949）72；E. C. Meck，Law and Authority in a Nigerian Tribe（1937）247 et seq.
46 在德语中，这种区别由于以下事实而变得模糊不清：“Recht”一词既指“法律”也指“权利”。
47 关于英国“制定法”从专门的王室特许权（royal grant）或王室命令向现代意义上的立法法案的缓慢发展，见Allen 357；Plucknett，Statute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4th Century（1922）；Torne，op. cit. supra n. 23；Richardson and Sayles，The Early Statutes（1934）50 L. Q. Rev. 201，540；另见Radin 327 et seq.。
48 “背离普通法的成文法必须严格解释！”
49 罗马司法行政官（magistrate）的政令对他的继任者并无约束力，因此，当一个新的行政司法官（praetor）接任时，行政司法官敕令就要重新颁布。然而，如果司法行政官被质询并获得了平民大会（comitia）的同意，情况就会不同。这时他的法令就会正式升格为一项约法（lex），或者更明确地升格为一项民决约法（lex rogata）。它有别于仅由司法行政官不经平民大会同意而颁布的官定约法（lex data）。后者多被用于临时性或地方性的治理目的以及紧急立法目的。平民大会既不能倡议也不能讨论立法，这是罗马立法程序的一个特征。法律草案由作出动议的司法行政官提交给平民大会，大会只能就此表示同意或拒绝。参阅3 Mommsen，310 et seq.。
50 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皇帝，1152—1190年在位。是否能够言之凿凿地认为他“最早”利用了罗马的成文法概念，这至今尚无定论。自公元800年查理曼复兴了帝国之后，人们一直认为日耳曼皇帝都是罗马帝国皇帝的继承人，参阅C. Dawson，The Making of Europe（1935）214 et seq.；P. Koschaker，Europa und das römische Recht （1947）6—54以及该处引用的文献。
腓特烈一世尤其直言不讳地这样认为，并坚称罗马法构成了帝国的连续性法律，其中他的法规与古代先人的法规具有同等地位。参阅I Stobbe 617。
51 关于法兰克帝国“成文法”（“written law”）的简要说明，见Smith 124 et seq.。
52 Blackstone I，172，173.
53 关于Schofen，见Brunner I，209；II，296—303；Engelmann and Millar 98 et seq.，144 et seq.；Smith 135，247，et seq.。
54 关于爱尔兰的古代法律以及所谓Brehon laws，见Maine，Institutions 9，24，279 et seq.；J.H. Wigmore，Panorama of the World's Legal Systems（1936）669—713，and literature cited at 730；E. MacNeill. Law-Celtic 9 Encyc. Soc. Sci. 246，266（bibliography）。［Brehon，爱尔兰语，指古代的法律解释者，大体上等于今天所称的法官，实际上Brehon是根据证据解决纷争，严格遵从爱尔兰法律做出裁决的仲裁者。但只有争议双方不用受到监狱和警察的强迫和威吓的情况下，对他的决定完全满意时才会执行他的裁决。现代仲裁只针对商事争端，但是Brehon却可以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的争议——从盗窃母牛案到皇室谋杀案进行裁决。——译注］
55 Maine 662—669；MacNeill，loc cit. ［Druid，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世纪分布于高卢、不列颠、爱尔兰等地的凯尔特人的祭司、法师或预言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都被公认为古代智慧的守护者，有着崇高的道德修养，并对自然科学和神学有很深的造诣。——译注］
56 Brunner，Rechtsgeschichte I，240，209；II，295—300，302，472；Smith，134；另见Haf，Der germanische Rechtsprecher（1948）66 Sav. Z. Germ. 364.
57 瑞典的“法律代言人”即laghmather；见E. Künssberg，Hermanic Law 9 Encyc. Soc. Sci.237；v. Amira；Nordgermanisches Obligationenrecht（1882）5，15，20，143；see also Wigmore，op, cit. supra n. 54，at 818；Bryce 328，329，332；Maurer，Vorlesungen über altnordische Rechtsgeschichte（1907/10）IV，263 et seq.，280；v. Amira，op，cit.；R.Schroder，Gesetzsprecheramt und Priestertum bei den Germanen（1883）4 Sav. Z. Germ.215，and literature there cited；K. Haf，Der germanische Rechtsprecher als Träger der Kontinuität（1948）66 Sav. Z. Germ. 364.
58 选任的审判员（iudex），即asega，必须发现适当的法律并提交共同体批准。Brunner I，205；Smith 37；另见Schräder 221.［关于弗里斯兰人的âsega以及加洛林王朝时期其他日耳曼领地内的“法律代言人”，另请参阅P. Heck，Die altfriesische Gerichtsverfassung（Weimar 1894）；id.，“Die friesische Gerichtsverfassung u. die mittelfriesischen Richtereide，”Mitt. D. institutes f. österr. Geschichtsforschung，Suppl. VII（1907），741f.；id., Übersetzungsprobleme im frühen Mittelalter（Tubingen 1931），36—43 and passim.——（Wi）］。
59 韦伯说的是“萨利克法”序言。较早的《萨利克法》版本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萨利克约法”（“Pactus legis Salicae）”，只有该版本才有这里提到的序言，全文如下：
“法兰克人和他们的大人物一致认为并决定，为在他们中间保持和平的热忱，应消除一切失和的原因。正如他们的武力优于所有相邻部落，他们的法律也应当优于它们。应即停止要求按照争端的种类予以修订。故此，从莱茵河东岸，即波多海姆（Bodoheim）、萨利海姆（Saleheim）、维多海姆（Vidoheim）选出若干人士，人称维索加斯（Visogast）、萨利加斯（Salegast）、阿罗加斯（Arogast）、维多加斯（Vidogast），他们召集了三次司法集会，慎重讨论了所有争端的原因，并逐一作出了裁决。”［“萨利克法”前言，译自K. A. Eckhardt，Die Gesetze des Merowingerreiches（1935）481的拉丁文本。］
60 Capitula legibus addenda，修订那些由官方汇编的通行法律——比如《萨利克法》、《里普利安法》（lex Ribuaria）——的王室法令（capitula）；参阅Brunner I，543—550；关于法兰克王朝的法规汇编，见Pollock and Maitland I，16。
61 P. Carus，Oracle of Yahveh（1911）22—26，32；S. A. Strong，On Some Oracles to Esarhaddon and Asurbanipal（1893）.
62 F. W. H. Myers，Greek Oracles（in E. abrott，Hellenica，1880）425，453—465；W.Halliday，Greek Divination（1913），cc. iv，x；Bouché-Leclerq，Historire de la divination dans l'antquité（1879），4 vols；尤见III，147，149—152，156—161。
63 见Carus，op. cit. 1—21，33，35。关于以色列与埃及的比较，同上，pp. 11—12。
64 thesmothetai似乎一直是雅典的一个司法机构，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解脱行政司法官的某些司法职责。见I Bonner and Smith，85。
65 Umstand是平民大会（thing或gemot）的成员，他们环绕在审判场所周围并对所提议的审判表示同意或反对。
66 关于Urteilsschelte，见Brunner II，471。
67 这是荷马在《伊利亚特》中的著名叙述（∑497—508）；参阅Maine，385以及405—407（F. Pollock所作）注释“S”；尤见H. J. Wolf，The Origin of Judicial Litigation among the Greeks 4 Traditio（1946）34—49，以及p. 82的参考文献。
68 Sohm，Fränkisches Recht und römisches Recht（1880）I Sav. Z. Germ. I，9.
69 主教每年一次巡视主教教区大概是个很古老的教会习惯。在法兰克帝国，这种习惯到墨洛温王朝晚期渐被忽略，在7世纪加洛林王朝时代又得以恢复，并与一般的巡视有了区别，成了一种特定的制度，目的是发现并惩处教会犯罪，此即所谓巡回法庭（Sendgericht）。它被看作是一种调查，每个堂区都有一群“成熟、正直而诚实的人”（iuratores）被要求宣誓向主教的巡回法官揭发他们所知的一切罪行。参阅5 Hinschius，System des katholischen Kirchenrechts（1895）425。关于教会巡回法庭作为王室调查的样板，因而对于陪审制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见Brunner，Schwurgerichte（1876）。
70 韦伯假定存在着《东斯拉夫法典》的后续译本，其根据似乎是Goetz的著作［Das russische Recht（1910）24 Z. f. vgl. Rw. 1］以及Kholer［Die Russkaja Prawda und das altslawische Recht（1916）33 Z. f. vgl. Rw. 289］。一些最新的调查（Academy of the U.S. S. R.，Pravda Russkaya 1940，I，29，55）对这些研究提出了疑问，调查指出，现存最早的手稿标明的年代是1282年，所有归到后来版本上的早期年代纯粹都是推测。关于《东斯拉夫法典》的性质也存在争议。按照Kluchevsky［History of Russia，trans.Hogarth（1911），cc. ix and x］的说法，此书既不是一部君主制定的法规，也不是一部私法著作，而是教会编纂的世俗习惯法汇编，在必须对非神职臣民行使一般管辖权时由教会法庭适用。关于《东斯拉夫法典》的英译本，见Vernadsky，Medieval Russian Laws（1947）。
71 Hoplite army（希腊重甲步兵军队）：一种由装备有重型兵器的士兵组成的军队。韦伯将该词用作一个技术术语。
72 Provocatio（申诉）——被判犯有死罪的罗马公民向参加comitia centuriata（百人团大会）的人上诉的权利。见Jolowicz 320 et seq.。
73 见Brunner I，204；Smith 38；Engelmann and Millar 96。
74 参阅L. Asmis，Die Stammesrechte der Bezirke Misahöhe, Anecho und Lomeland （Schutzgebiet Togo）（1911）26 Z. f. vlg. Rw. 1。
75 见注70；参阅J. Kohler，Die Russkaja Pravda und da altslawische Recht（1916）33 Zeitschrift fur offentliches Recht 289；另见（六），一及注8。
（四）法律显贵及法律思想类型1
职业性法律训练以及由此形成的特殊法律思维模式，可能会有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一是将法律作为一种技艺的经验式训练，这是在现实的法律实践过程中多少像是师徒授受的学习方式。第二种可能性则是在专门的学校中教授法律，那里的重点是法学理论和法律“科学”，就是说，是对法律现象进行理性的系统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