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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计划
漫步于不发达国家，现实与观念之间鲜明的对比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那些观念却正是这些国家以及西方世界的许多知识分子所持有的。
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都想当然地认为，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以及自由市场都是用来剥削大众的工具，而中央经济计划是大势所趋，只有它才能使他们的国家走上经济快速发展的康庄大道。我们不应该忘记，就在不久以前，我们当中的某位经济学家曾评论说印度的中央计划搞得过细，就遭到了一位著名的、事业上非常成功而且学识修养极高的印度企业家反唇相讥，从体态上来看，他正是那种大腹便便的资本家，他说我们的评论是一种批评，这一点倒是理解对了。他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像印度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政府必须控制进口、国内生产和投资的分配，并且还暗示我们政府必须授予他在这些领域种种特权（正是他发财的源泉），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会的各种优先需要压倒那些自私自利的个人需要。他还说，他这只不过是在附和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的教授和知识分子所持的观点而已。
事实本身完全不是这样。凡是那些个人享有较大的自由，普通公民能够支配的物质享受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人们普遍地对未来的进步充满信心的地方，我们就会发现其经济活动主要是靠自由市场来组织的。凡是那些国家对其公民的经济活动事无巨细地加以控制，详细的中央经济计划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我们发现其公民深受政治束缚，生活水平较低，而且几乎没有力量来掌控自己的命运。在这些地方，国家可能很富有并且创造出各种丰功伟绩，特权阶级也能拥有充足的物质享受；但是普通民众只是用来实现国家意志的工具，只能得到微薄的收入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国家要求他们既温顺听话同时又具备相当程度的生产能力。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东、西德国之间的对比，二者本是一个整体，战争把它撕成了两块碎片。人们流着相同的血脉，属于同一种文明，拥有相同水平的技术和知识，但是却分别生活在两片土地上。
在柏林墙的一面，灯火通明的街道上和商店里挤满了欢乐而忙碌的人群。有的人正在购物，商品来自世界各地；有的人正在前往电影院或其他娱乐场所，各种场所多如牛毛；报纸和杂志上刊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人们可以自由地购买；人们彼此之间甚至和陌生人都可以谈论任何话题，表达各种各样的观点，完全不用小心翼翼地看看背后有没有人。走上几百步，排一个小时的队，填完一堆表格，然后再等着把护照拿到手，你（我们也一样需要办理这些手续）就可以到墙的另一面去看一看。那边，街道上显得空空荡荡，城市一片灰白，商店的橱窗呆板而毫无生气，建筑物上满是污垢和灰尘。30多年了，战争时期的破坏仍然没有得到修复。在对东柏林短暂的访问中，我们发现唯一气氛欢乐活跃的地方就是娱乐中心。只要在东柏林待上一个小时，就足以明白政府当局为何要竖起一堵墙来。
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西德这个战败并被摧毁的国家便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的经济体之一，这似乎是个奇迹。这正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奇迹。一位名叫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经济学家，当时正担任德国的经济部长。在一个星期天，即1948年6月20日，他下令发行一种新的货币，即今天的德国马克，同时废除对工资和物价的一切管制。他总喜欢说，他在星期天采取行动，是因为法国、美国和英国的占领当局在星期天不办公。考虑到占领当局凡事都倾向于管制的态度，他确信如果在他们的工作日采取行动的话，占领当局一定会撤销他的命令。他采取的措施似乎具有魔力，短短几天之内，商店里就堆满了琳琅满目的物品；几个月之后，德国的经济便活跃起来了。
即便是苏联和南斯拉夫，也形成了类似的对照，尽管不那么鲜明。苏联是由中央机关密切控制的，它未能完全取消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但却尽可能地把它们限制在有限范围内。南斯拉夫在开始时走的也是同样的道路，但是，当它在铁托的领导下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关系破裂之后，就遽然改变了发展路线。南斯拉夫有意识地促进非中心化的进展，并开始运用市场力量来发展经济。大部分农田是私有的，其产品也在相对自由的市场上出售。小型企业（不到5个雇员的小企业）可以为私人拥有并管理运作。尤其是在制作手工艺品和发展旅游业方面，这些小企业发展得很不错。稍大些的企业其实是工人合作社，这是一种低效率的组织形式，但至少能使个人具有一些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南斯拉夫的居民是不自由的，与相邻国家奥地利的居民或其他类似的西方国家居民相比，他们的生活水平要低得多。然而，南斯拉夫还是给我们这样刚从苏联过来的旅行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苏联相比，这里就是天堂了。
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尽管声称自己坚持而且政府的确对经济进行了广泛的干预，但是其市场领域仍然富有活力，这主要是对外贸易带来的一个间接后果。以色列实行的干预政策阻碍了经济增长，不过比起埃及人民来，以色列人民享有的政治自由程度和生活水平都要高得多。埃及的政治权力要比以色列集中得多，对经济活动的控制也严格得多。
远东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还有日本，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广泛地依靠私人市场来发展经济，因而都很繁荣。人民对未来满怀信心，经济高速增长。年人均收入是最好的衡量方法，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些国家和地区年人均收入从马来西亚的约700美元到日本的约5000美元不等。相比之下，印度、印度尼西亚等都是严重依赖中央计划的国家，这些国家都是经济停滞和政治压制并存，其年人均收入还不到250美元。
有一个事例极富启发性，值得加以详尽考察，这便是印度和日本的对比。我们指的是将1947年印度取得独立之后30年内的经历与1867年日本明治维新后30年内的经历进行对比。通过做实验来验证假说在物理学中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一般来说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很少能像物理学家那样来做可控制的实验。不过，这里提到的印度和日本的经历非常接近于可控制的实验，可以用来检验各种组织经济活动的方法之差异的重要性。
印度独立和日本明治维新之间相差80年。不过，在两段经历的开始时期，这两个国家各方面的情形都十分相似。两国都拥有悠久的文明和高度复杂的文化，都有高度结构化的人口。日本是一个由大名（即封建领主）和农奴组成的封建社会；印度实行的是严格的种姓制度，人人都按照英国人所谓的“预先排好的等级”从高到低排列，最上面的是婆罗门，最下面的是贱民。
两个国家都经历了重大的政治变革，由此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种制度安排经历了剧烈的变动。两国分别由一群精明能干并且愿意为事业献身的领导人掌权。他们都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立志改变经济停滞不前的状况并使其快速增长，决心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
两国之间的所有差别，几乎都对印度而不是对日本有利。明治维新前的统治者几乎使日本完全与世隔绝，一年一度有一艘荷兰船只光顾日本，这就是日本仅有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联系。几个少得可怜的西方人，日本人也只允许他们待在大阪港一个小岛上的居留地内。长达300多年的强行隔绝，使日本对外界一无所知，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西方，几乎没有一个日本人能够讲或读汉语之外的其他任何外语。
而印度则幸运得多。它的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得到了巨大的增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印度为脱离英国获得独立而进行斗争，因而经济增长转为停滞，但是并未倒退。交通运输状况的改善结束了反复出现的地区性饥荒。许多印度领导人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国受过教育。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给它留下了大量技艺娴熟而训练有素的公共服务人员、许多现代化的工厂和一个高质量的铁路系统。而这些在1867年的日本一样也没有。和西方世界相比，印度的技术是比较落后，但是这差距和1867年日本与当时发达国家的差距相比要小得多。
印度的物质资源也要比日本优越得多。日本唯一拥有的物质上的优势就是海洋，海洋提供了便利的运输和丰富的渔产。但是在其他方面，印度的国土面积几乎是日本的9倍，而且境内多是地势相对平缓、交通便利的土地。而日本境内多是山地，仅有沿海岸线一带狭窄的土地可供居住和耕种。
最后，日本的发展靠的是自力更生。当时，并没有外资投向日本，也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或基金会组成财团向日本提供低息贷款，或给予馈赠。日本只得依靠自身的资本来支持经济的发展。其间仅有一次侥幸的机会，那是在明治维新后不久的一段时间，欧洲的丝织品产业经历了严重的萧条，由此日本得以借助丝织品出口赚得了更多的外汇。
印度的境遇则要好得多。自1947年获得独立之后，印度从世界各国得到了大量的资源，其中大部分是无偿赠予。时至今日，这种资源仍然持续不断地流入印度。
尽管1867年的日本和1947年的印度有着相似的境况，但二者的发展结果却大不相同。日本打破了封建秩序，大大拓展了人民的社会和经济机会；即便人口激增，普通百姓的命运也得到了迅速的改善。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本成了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虽然日本并未实现完全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但在这方面有了重大的进步。
印度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废除种姓制度的藩篱，但在实践中却进展甚微。少数人和多数人在收入与财富方面的差距未见缩小，反而越拉越大。正如80年前的日本一样，印度的人口也出现了激增，可是单位资本的经济产出却未增长，其经济几乎停滞不前。事实上，印度最贫穷的1/3人口的生活水准可能还有所下降。在经历了英国的统治之后，印度认为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体，对此还颇为自豪，但没过多久它就滑向独裁专制，限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目前它再次处于这样的危险之中。
两国的发展结果不同，对此应如何解释呢？许多观察家提到，两国的社会风俗不同、国民特性不同。宗教禁忌、种姓制度、宿命论哲学——据说所有这些都将印度人禁锢在传统的桎梏之中。人们还说，印度人懒散怠惰，没有创业精神。相比之下，人们却称赞日本人，说他们吃苦耐劳，精神饱满，对外国的各种影响积极热切地做出反应，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能够巧妙地吸收从外部世界学到的各种知识为己所用。
今天，对日本人如此描述可能是准确的，但在1867年却并非如此。当时在日本居住的一位外国人曾写道：“我们认为，它（日本）永远不可能变得富强。除了气候之外，大自然赋予日本的各种优势和日本人游手好闲、耽于享乐的禀性都使日本无法富裕起来。日本人是一个快乐的民族，他们知足常乐，似乎并非不厌求索。”另一位写道：“在这里，西方世界确立并认可的各种原则，似乎完全失掉了它们原有的功能和活力，不幸地日趋杂芜、败坏。”
同样，对印度人的描述，可能对今日的某些印度人而言是准确的，甚至对大多数印度人也是准确的，但这只是对居住在印度本土的人而言；对于那些移民到其他地方的印度人，这样的描述完全不正确。在许多非洲国家，在马来西亚、斐济群岛、巴拿马以及在最近的大不列颠，印度人都是成功的企业家，有时还构成了企业家阶层的中流砥柱。他们常常是发起并促进经济进步的动力之源。在印度国内，凡是政府管制较弱之处，就存在进取心和事业心、创业动力、首创精神。
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和社会进步都并非取决于群众的品性和行为。在任何国家，都是极小一部分人设定前进的步伐，决定事态的进展。在那些发展得最迅速、最成功的国家里，都是极少数积极进取、愿意担风险的人率先前行，从而给仿效者创造了机遇，继而使得大多数人的生产效率得以提高。
许多外界的观察家为印度人的国民性感到痛心疾首，而这些特性与其说是妨碍进步的原因，毋宁说是缺乏进步的表现。当努力劳作和甘冒风险不能带来回报时，懒散怠惰、不思进取的情绪才会泛滥。而宿命论哲学正是对外部世界停滞不前的一种自我调适。印度并不是没有人才来激发并促进经济发展，就像1867年之后的日本所经历的那样，甚至像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经历的那样。事实上，印度真正的悲剧在于，我们认为它本来能够发展成一个繁荣昌盛、生机勃勃、日益富强的自由社会，而它却仍然是一个穷人遍布的次大陆。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解释日本在1867～1897年的经历与印度在1947～1979年的经历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呢？我们认为，这其中的原因与导致西德与东德的差异、以色列和埃及的差异的原因是一样的。日本主要依靠的是自愿合作和自由市场体制，仿效当时英国的模式；而印度主要依靠的是中央经济计划，也是仿效当时英国的模式。
明治政府确实以多种途径干预经济事务，并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政府派出很多日本人到外国去接受技术培训，并且从外国聘请专家。在许多产业中，政府建立了领头的工厂，并且给予其余企业大量补贴。但是明治政府从未试图控制总产量、投资方向或产出结构。国家仅在造船业和钢铁业持有大量股份，它认为这对军事力量是至关重要的；之所以要保有这些产业，是因为私人企业不愿在这些领域经营，况且还需要大量的政府补贴。这些补贴耗费了日本的经济资源，因此妨碍而非促进了日本的经济发展。最后，根据当时的国际条约，在明治维新后的30年内，日本无法将关税提高到5%以上。事实证明，这一限制虽然在当时曾为人诟病，而且关税在条约期满之后便提高了，但在当时对日本绝对是大有裨益的。
而印度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印度领导人认为，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同义语，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他们着手实施一系列苏联式的五年计划，对投资计划进行详细的擘画。政府保有某些生产领域，其他领域虽然允许私人企业经营，但必须与国家计划相一致。国家通过关税和配额来控制进口，通过补贴来控制出口。印度领导人理想中的状态是自给自足。不用说，这些措施导致了外汇的短缺，因此只能通过琐细而又广泛的外汇管制来加以弥补，而这正是导致经济无效率和经济特权的主要根源之一。工资和物价也受到管制；开办工厂或进行任何投资都需要经过政府批准。各种税收多如牛毛，纸面上写得有板有眼，实践中偷税漏税屡见不鲜。走私活动、各种黑市、形形色色的非法交易像税收一样无处不在，这些虽然削弱了法律的尊严，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中央计划的刻板僵化并可能满足某些紧急的需求，从而发挥了有价值的社会功用。
日本依靠市场体制，使深藏于国民中的活力和创造力得以释放，其活力之强、创造力之大谁都不曾料到。同时，日本防止了既得利益者阻挠制度变革，并使其经济发展接受效率准则的严格检验。而印度则依靠政府管制，从而严重地挫伤了国民的创造性，或者说，将国民创造性白白耗散于无用之途。同时，印度保护各种既得利益，使其免遭变革之侵害；在印度，决定何者生存的准则不是市场效率，而是官僚们的认可。
家庭纺织品和工厂纺织品在日本与印度的不同经历，可以说明两国政策之区别所在。当时，可能是日本在生丝生产上本就具有优势，加之欧洲生丝产业萧条，因此国际竞争对日本家庭丝织品生产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国际竞争几乎完全消灭了日本的家庭棉纺业，继而便是家庭手工织布业。之后，日本的工厂纺织业便发展起来，最初只能生产最粗劣、最低档的纺织品，但随后其产品档次不断提高，最终成为日本的主要出口产业之一。
在印度，政府却对家庭手工纺织业提供补贴，并保证其产品有销路，这样做据称是为了稳妥地过渡到工厂生产方式。正因为政府要对家庭生产进行保护，所以工厂生产虽然逐渐发展起来，却受到政府故意的阻挠。保护就意味着规模扩大，1948～1978年，印度手工织布机的数量大约翻了一倍。在今日印度的万村千乡，手工织布机的声音从清晨一直响到深夜。其实，只要能和其他产业公平竞争，手工纺织业也没什么不好。日本就是这样，现在日本仍然有家庭纺织业，尽管整个产业规模很小，但却很兴旺。其产品是奢华的丝织品或其他织物。而印度家庭纺织业的兴旺靠的却是政府补贴；为了使那些手摇织布机的人赚钱比在自由市场体制下多一些，其他人就要为此多纳税，而后者过得并不比前者好。
英国在19世纪早期面临的问题，与几十年后日本面临的问题和100多年后印度面临的问题完全相同。当时，繁荣兴旺的家庭织布产业面临着被动力织布机毁灭的危险。为此，英国专门委派了一个皇家委员会对纺织业进行考察。该委员会确曾考虑过对家庭纺织业提供补贴，并确保其产品能有销路，后来印度采取的正是这种政策。但委员会马上就否决了这种政策，因为这只能使最根本的问题更为恶化，即手工织布者已经过多了，后来印度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英国采取的办法和后来日本采取的一样，即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这是一种暂时严酷但终能获益的政策。2
日本和印度两国的经历的对比是饶有趣味的，它不仅清楚地表明了两种组织经济活动的方法所导致的不同后果，还表明了在所追求的目标和所采取的政策之间相去甚远。其实，明治政府领导人心中的目标倒是和印度采取的政策更加合拍，因为他们一心想要自己的国家强大辉煌，不把个人自由看得很重；而印度领导人心中的目标却和日本采取的政策更为合拍，因为他们真心实意地希望促进个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