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结果平等
结果平等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在20世纪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它先是影响了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各国的政府政策，继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某些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对结果平等的渴望已近乎宗教般的虔诚。他们希望所有的人都同时停止相互竞争，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那只渡渡鸟所说的，“大家都是胜利者，人人都应该得奖”。
“平等”一词在这里和在前两个概念里（即个人平等和机会平等）一样，都不能照字面意思理解为“完全同一”。实际上，说人不分男女老幼高矮胖瘦，吃饭穿衣的定量标准都应该完全一样，现在谁都明白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结果平等的目标，与其说是“人人一样”，还不如说是“公平”。不过公平这个词汇的含义更为含混不清，要想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是相当困难的。当前，“公平分配”已经成了一句时髦的口号。
但是，结果平等的概念与前两个平等概念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促进个人平等或机会平等的政策措施，同时也是增进自由的；但那些促进“公平分配”的政策，却会损害我们的自由。如果用“公平”准则来衡量人之所得，那么究竟公平不公平，由谁说了算呢？正如大家异口同声地问渡渡鸟：“由谁来颁奖呢？”其实，如果“公平”不再意味着“完全同一”，那它就不是一个客观的标准了。“公平”，就像“需要”一样，人们各有各的看法。若要保证人人都得到一份“公平的份额”，那么就必须由某个人或一群人来决定多大的份额才算是公平的；而且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别人，对其超过“公平份额”的那一部分所得予以没收，转给那些所得不足“公平份额”的人，即“损有余而补不足”。但是，这些制定决策发号施令的人，与他们为之做主的那些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吗？我们保证不会身处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之中吗？在那里，“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某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此外，如果人之所得都要由“公平”准则来决定，而不是由其劳动生产来决定，那么发给他们的“奖品”又从何而来呢？在此，人们从事工作和生产的动力从何而来呢？我们又该如何决定谁来当医生，谁来当律师，谁去捡垃圾，谁去扫马路呢？我们又靠什么来保证人们接受分配给他的任务，并尽心竭力地完成任务呢？显然，只有靠暴力强制和恫吓。
这里的关键不仅仅是实践和理想之间有差距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存在，就像在前两种平等的概念中也存在一样。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理想的“公平分配”（或者其前身“按需分配”）与理想的个人自由之间，存在根本的冲突。欲使结果平等成为组织社会活动的首要原则，处处都会受到这一冲突的困扰。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国家笼罩在一片恐怖当中。而且，即便采取了恐怖统治，还是达不到结果平等的局面。在此类国家当中，不管以什么评判标准来看，都存在着大量不平等现象；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不平等的，不单单是在权力上不平等，在物质生活条件上也是如此。4
同样，西方各国打着结果平等的旗号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措施，虽然这些措施没有那么极端，但其结果也差不多，只不过程度较轻。这些政策措施同样限制了个人自由，并且同样没有达到其目的。其结果表明，要想找出一个为大家广泛接受的“公平分配”标准，要想让那些得到“公平”对待的人感到满意，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越是贯彻结果平等的政策措施，人们不满意的程度就越大。
那些呼吁结果平等的人，其内心深处有着深厚的道德热忱，这种道德热忱主要来自这样一种普遍信念：有些儿童仅仅因为生在富裕的家庭里，就比其他儿童优越得多，这是不公平的。这当然不公平，但是，不公平的表现形式还有很多。比方说，人们在财产继承方面是不公平的，如继承债券、股票、房屋、工厂等；在天资继承方面也是不公平的，如继承音乐才能、体力资质、数学天赋等。只不过，对财产继承进行干预要比天资继承容易得多。但是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二者之间有区别吗？然而，很多人对财产继承深恶痛绝，对天资继承却并不耿耿于怀。
我们再从父母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你希望自己的子女得到较高的收入，有几种不同的办法。你可以花钱供他上学接受教育，这样他将来就能找到一份薪水较高的工作；你可以花钱给他开一家公司，这样他就能比那些拿工资的雇员赚得多；你也可以给他留一笔财产，这样他也能过得不错。你采取的这几种支配财产的方式，在伦理意义上有什么不同吗？进一步，难道说国家在征税之后还应该管你怎么支配税后所得吗？难道说国家应该只允许你把钱用在花天酒地的生活上，而不允许你留给子女吗？
这里面涉及微妙而又复杂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绝不是靠“公平分配”这个简化了的公式就能解决的。如果我们真要生搬硬套这一公式的话，我们就应该让那些没有多少音乐才能的青年接受更多的音乐训练，以弥补他们天生的不足；而对那些颇有音乐天赋的青年来说，不让他们接受良好的音乐教育。对于其他各种继承而来的资质，我们都采取这种办法来对待。这对那些缺乏天分的青年来说，或许是“公平”的；但对那些具有天分的人来说，也是“公平”的吗？要拿出钱来培养那些没有天分的青年，必定要有人为此辛勤工作而纳税，对他们来说，这“公平”吗？若把钱用来培养那些具有天分的青年，这本来是对很多人有好处的，但若把钱花在没有天分的人身上，这些人便无缘享受这种好处了，对他们来说，这“公平”吗？
人生本就是不公平的。大自然造物，本就是各色人等参差不齐。想靠政府来抹平矫正，这种想法确实很诱人。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正是由于这种不公平，我们从中受益良多！
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生就一双修长的美腿，人人爱看，这当然是不公平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天生神技，成为一代拳王，这当然也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千百万人喜欢看玛琳·黛德丽的美腿和穆罕默德·阿里的拳击比赛，他们之所以能够大饱眼福，正是因为大自然是不公平的，正是因为这种不公平才造就了玛琳·黛德丽和穆罕默德·阿里。如果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那这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阿里打一晚上的比赛就能赚几百万美元，这当然是不公平的。但是，若是我们单单为了追求一种抽象的平等理念，就不允许阿里打一晚比赛（或备战一天）比社会底层的码头工人干一天粗活赚得多，这对那些喜欢看阿里拳击比赛的人来说，公平吗？这样做也并不是办不到，但是人们再也没有机会观看阿里的拳击比赛了。如果让阿里和码头工人挣得一样多，那他恐怕就不愿意为了比赛进行艰苦的训练了，或者干脆就不打比赛了。
公平问题的复杂性还有其另外一面，可以用冒险投机的事例来说明，不妨以赌博中的巴拉卡纸牌游戏为例。开始时，各玩家的筹码可能是一样多的，但是玩过几局之后，各家的筹码就不一样多了。一晚上下来，有的人可能赢了不少，有的人却输得精光。若按照理想中的平等理念来看，赢家是不是应该把钱退还输家呢？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游戏也就索然无味了，即便是输家也会觉得没意思。可能在他输钱的时候，他希望退给他钱；但如果从此以后不管是输是赢，他的钱赌完之后和没赌的时候一样多，他还愿意再来玩吗？
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赌博当中的情形，其实，这个事例涉及的问题，在现实世界中也是大量存在的。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决策的时候，都会涉及冒险投机的问题。有时涉及的还是一些很重大的问题，比方说，选择干哪一行，选择跟谁结婚，选择买房还是做一笔重大的投资，等等。当然，更多的时候涉及的都是些琐碎小事，比方说，打算去看哪部电影，要不要在车流不息的时候横穿马路，是买这种保险还是买另一种，等等。上述情况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或者机遇，究竟由谁来决定？当然应该是谁承担结果就由谁来决定。如果是自己来承担结果，那么我们当然可以自己来决定。但如果是别人承担结果，那么还应该由我们来决定吗？人家允许我们来决定吗？如果你是替别人来玩巴拉卡游戏，用的是人家的钱，他会让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吗？难道说人家应该放手不管吗？你替别人打牌，绝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不会完全让你自己做主，总要给你订一些规矩，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与上面的例子完全是两码事，但道理有相通之处。如果政府（其实也就是其他纳税人）承诺，你的房屋一旦被大水冲毁，它将给你补偿损失，那么你想在一片水灾频仍的土地上自由建房，政府会由着你自作主张吗？一面是“公平分配”的呼声甚嚣尘上，一面是政府对个人决策的干预越来越多，二者可谓携手并进，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人们自己做主自己决策，并且自己承担其大部分后果，这种体制占据了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正是这种体制，激励着亨利·福特家族（Henry Fords）、托马斯·爱迪生家族（Thomas Edisons）、乔治·伊斯特曼家族（George Eastmans）、约翰·洛克菲勒家族（John Rockefellers）、詹姆士·潘尼家族（James Penneys），他们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使我们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是这种体制，也激励着其他人，他们愿意为这些发明家和工业巨头所开办的风险企业提供风险投资。当然，这一过程中有许多人失败了，可能失败者比成功者要多，而且他们的名字也为人所遗忘。不过，大多数失败者不是看不明白，他们也知道自己是在冒险赌一把。不论他们个人是成功还是失败，只要他们肯冒风险，整个社会便由此获益。
这一体制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好处，便是产生了新的产品和服务，或是产生了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新途径，或是大范围地配置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新方法。如此一来，整个社会财富增长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虽然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发明家、工业巨头的财富也会增加，但与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相比，后者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亨利·福特本人确实发了大财，但整个国家也因此拥有了更加便宜、更加可靠的运输手段，拥有了从事大规模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个人财富最终还是造福于整个社会。美国有难以计数的私人慈善机构，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不过是其荦荦大者。大量私人慈善机构的兴起，正是因为美国的体制长期以来秉承了“机会平等”和“自由”的理念；直到晚近，人们对“平等”、“自由”的理解才偏离了其本来的含义。
仅举一例，便可一窥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美国慈善活动勃兴之风貌。海伦·霍洛维茨（Helen Horowitz）在一本描述“19世纪80年代至1917年芝加哥文化慈善事业”的书中写道：
19世纪末20世纪初，芝加哥这座城市呈现出种种彼此矛盾的发展趋向：它既是一个商业中心城市，工业社会的各种基本商品都在此交易；同时它也是一个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城市。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说，“芝加哥是一个奇怪的城市，可谓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并存”。
芝加哥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便是在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早期，建立了一批赫赫有名的文化机构。如艺术学院、纽伯利图书馆、芝加哥交响乐团、芝加哥大学、费尔德博物馆、克瑞尔图书馆……
这些机构是芝加哥出现的新事物，不管其成立的最初动机是什么，它们大多是由一批商人和企业家来组建、维护和管理的……尽管是由私人资助和管理，但这些机构都是为整座城市设计建立的。其领导班子致力于文化慈善事业，使其不仅仅满足个别人的艺术或学术追求，更主要的是满足一系列社会需求。那些商人和企业家，一方面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羁绊（对这些力量他们无法控制），另一方面也充满理想主义的文化情结，把博物馆、图书馆、交响乐团、大学等文化机构视为涤荡净化城市风气，促进城市文化昌明的手段。5
当然，慈善活动绝不限于建立文化机构；正如霍洛维茨在另一处写道，（慈善活动）“是一种多层次的全面勃兴”。而且，慈善事业兴盛之处，也绝不限于芝加哥一地，霍洛维茨还说“芝加哥可以说是美国的缩影”。6在文化慈善事业发展的同时，其他慈善活动也广泛展开。芝加哥市在简·亚当斯（Jane Addams）的主持下建立了美国第一所贫民讲习所——赫尔讲习所，对穷人进行文化教育，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之后，这种讲习所在美国各地迅速建立起来。除此之外，医院、孤儿院等各种形式的慈善机构也纷纷建立。
实行自由市场体制与追求各种社会、文化目标之间并不矛盾，自由市场体制并不妨碍人们同情那些不幸的人，不管是以哪种方式同情。只要体现了人们帮助穷苦人的愿望，任何形式皆可，可以像19世纪那样开展私人慈善活动，也可以由政府出面对其给予援助，当然，后者日益成为20世纪的主要形式。不过，各种政府援助形式之间的差异可能极大，以下两种形式便是一例：第一种是，我们当中90%的人同意政府向我们课税，以此来帮助那10%的社会底层人民；第二种是，我们当中80%的人投票通过，要求政府对那10%的社会上层人士课税，以此来帮助那10%的社会底层人民，而这正是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所谓“由B和C共同决定D应当为A做些什么”7的著名案例。就帮助那些不幸的人来说，第一种方法可能明智也可能不明智，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但它和机会平等与自由的信念还是不矛盾的。但第二种方法，却是在寻求结果平等，与自由是完全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