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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护理
医药是政府在最近一个时期扩大其作用的一块福利阵地。在公共卫生（环境卫生、传染病等）以及提供医院设施方面，州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发挥作用，联邦政府也在较小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另外，联邦政府还为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提供医疗照顾。但直至1960年，政府用在人民保健事业方面（即不包括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的开支仍然不到50亿美元，只占国民收入的1%略多。自1965年实施《医疗照顾法案》和《医疗补助法案》后，政府在保健事业方面的开支迅速增加，1977年达到680亿美元，约占国民收入的4.5%。政府在全国医疗总开支中所占的份额几乎翻了一番，从1960年的25%增加到1977年的42%。然而，要求政府起更大作用的呼声仍然越来越大。卡特总统已对实施国民健康保险计划表示赞同，但限于财力，只能以有限的方式来搞。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Edward M.Kennedy）没有这种顾虑，他主张立即通过法律由政府对全国公民的保健负完全责任。
政府在医疗上的额外开支与私人健康保险的开支齐头并进。在1965～1977年，医疗费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长了一倍。医疗设施也增加了，但费用没有增加得那么快。其必然结果是医药费和医生以及其他提供医疗服务的人员的收入猛增。
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曾试图管理医疗服务并压低医生和医院的收费。这是它应当做的事。政府既然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自当关心花了钱得到了多少好处：这叫作出资者做主。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其最终结果不可避免地会是医疗社会化。
国民健康保险是使人产生误解的另一个例子。国民健康保险不同于私人保险：在你所交的钱与你可能得到的福利总额之间没有联系。另外，国民健康保险并不是为了给“国民的健康”（一个毫无意义的词）保险，而是为本国居民提供医疗服务。它的倡议者所提倡的实际上是社会化的医疗制度。著名的瑞典医学教授、瑞典一家大医院的内科主任根纳·俾奥克（Gunnar Biörck）博士曾写道：
几千年来的行医过程是病人作为医生的顾客和雇主。今天，国家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自命为雇主，要由它来规定医生工作的框框。这些框框可能不会——最后一定不会——限于工作小时、薪金和药品的规格；它们可能影响病人和医生的所有关系……如果今天不打这一仗并取得胜利，明天就没有仗可打了。20
美国提倡医疗社会化的人们，为了使其事业名正言顺，过去总是引用英国，最近总是引用加拿大的例子作为成功的样板。加拿大最近才实行医疗社会化，还不能对它下结论，因为新扫帚总是扫得特别干净，但它现在已经出现了困难。英国的国家卫生局已经建立了30多年，对其作用我们现在完全可以下一结论了。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被举出来代替英国作为样板的原因。英国医生马克斯·甘芒（Max Gammon）博士用了5年时间研究国家卫生局。他在1976年12月提出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国家卫生局）实际上使全国所有医疗服务都由中央政府提供资金，由中央政府进行控制。在过去200年中发展起来的民间医疗事业几乎已完全被消灭。现行的强制性医疗制度经过改组实际上已成为普遍的医疗制度。”
另外，“在国家卫生局建立的最初13年中，实际上没有新建一座医院，而现在，1976年，英国拥有的医院床位比1948年7月刚建立国家卫生局时还要少”。21而且，这些床位中的2/3是设置在1900年以前由私人医生和私人资金建立起来的医院里的。
甘芒博士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他所谓的官僚替代论：即机构越官僚化，无用工作取代有用工作的程度也越大，这可以说是帕金森定理的一种有趣的延伸。他用英国1965～1973年医院服务的材料证明了这一理论。在这八年期间，医院的工作人员总数增加了28%，行政和协助办事人员增加了51%，但按每日床位的平均使用率来计算的产量却下降了11%。而且正如甘芒博士赶忙补充的，这并非由于缺少病人去使用床位。在任何时候，总有60万左右的人等待医院的床位。许多被保健机构认为是可收可不收或可以等些时候的病人，要等几年才能得到手术治疗。
医生纷纷逃离英国。每年移居国外的医生约相当于英国医学院校毕业生人数的1/3。近来，私人行医、私人健康保险、私人医院和私人疗养所迅速增加，也是对国家保健事业不满的结果。
在美国，实行医疗社会化的论据主要有两个：一，大多数美国人负担不起医药费；二，医疗社会化将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医药费用。第二个论据可以立即排除，除非有人能找到一个政府管理比私人经营更为经济的事例。至于第一个论据，可以说人民总是要这样或那样支付医药费用的，问题只在于，是人民直接自行支付这些钱，还是通过政府官僚来支付。这些官僚们会从中抽去相当大的一部分作为他们自己的薪金和开支。
无论如何，大多数美国家庭支付得起普通医药费用。他们可以买私人保险，以应付意外的特大开支。住院费用的90%已经由第三者偿付。人们有时肯定会遇到特殊困难，这时应该由私人或政府提供某种帮助。但偶尔帮助人们克服困难，并不能证明强加给全国人民一套制度是合理的。
我们可以从以下的比较感觉到医疗费用的巨大：私人和政府花在医疗事业上的费用，总共为住房建设费用的2/3，汽车制造业开支的3/4，烟酒制造业开支的2.5倍。烟酒业的开支无疑增加了医疗费用。
我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实行医疗社会化。相反，政府在医疗方面的作用已经太大了，其作用的任何进一步扩大将违反病人、医生和保健人员的利益。在第8章，我们将讨论医疗的另一方面，即发放医生执照和这一措施对美国医学会的权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