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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
在以往的报道中，我们总是能够读到这样的内容：高失业率和经济的低增长率是治理通货膨胀的途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之间进行抉择，政府也正在调节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以治理通货膨胀。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确放慢了，平均失业率也上升了，但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却越来越严重。我们既有高通货膨胀率，又有高的失业率。其他一些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就是，经济的低增长速度和高失业率并不是治理通货膨胀的有效途径，而是成功治理通货膨胀时才会产生的负面效应。我们所实施的一些政策不仅妨碍了经济的正常增长，而且增加了失业，甚至还加重了通货膨胀。比如，对物价和工资进行管制的政策，增加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所有这些都伴随着政府支出和流通货币量的急速增加。
另一个医学上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治疗和负面效应的区别。假如你患了急性阑尾炎，医生建议做阑尾手术，而且告诉你手术之后要卧床休息一段时间。你拒绝动手术，但是开始卧床休息，认为这是轻松治疗阑尾炎的好方法。虽然这看起来很荒唐，但是人们在看待失业率究竟是一种治理途径还是治理产生的负面效应时，总是会犯一样的低级错误。
既然治理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是具有严重危害的，所以有必要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负面效应，以及怎样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它们的危害。我们早在第1章就阐述过产生这些负面效应的原因，即政府不断更改货币量的增长率，对价格系统的信息传递产生干扰，进而使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做出了错误的反应，而对这些错误的纠正需要花很长时间。
首先，考虑一下当货币量开始膨胀性增长时会发生什么情况。通过增加货币的印制量来解决高消费的问题，对于商品的出售者、劳动者或者其他需要付费的服务提供者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例如，铅笔零售商发现，在原有价格的基础上销售量有所增长。所以起初他不会提高价格，而是会多从批发商那里购进铅笔，接着批发商又会向厂家多订货，然后厂家再向原材料供应商多订货，依次沿着供应链级级向上。假设铅笔需求量的增加是以其替代品需求量的减少为代价的，例如圆珠笔，而非货币膨胀性增长的结果，那么整条铅笔供应链的增值，必然伴随着整条圆珠笔供应链的贬值。最终，铅笔以及制作铅笔所用的原料会依次涨价，而圆珠笔以及制造圆珠笔所用的原料就会依次降价，但是平均物价水平不会发生变化。
然而，如果铅笔需求增加的原因是货币量的增长，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时，铅笔、圆珠笔以及绝大部分商品的需求量会同时增加，消费总额（按美元计算）会增长。但是铅笔零售商并不懂得这个道理。在他重新订货之前，他还是会保持铅笔价格不变，希望以此增加销售量。然而此时，铅笔行业需求量的增长，是与圆珠笔行业以及其他许多行业需求量的增长同时发生的。为生产出足够的商品来满足社会需求量的普遍增长，就必须使用更多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工人和原料供应商最初的反应与铅笔零售商相似——加班工作和生产更多的产品，然后，由于相信社会对他们提供的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所以会提高价格。可是这一次不会发生抵消效应，不会有与某行业需求量增长基本匹配的另一行业需求量的下降，不会有与某种商品价格上涨相匹配的另一种商品的价格下跌。当然，这一点在变化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是不容易察觉到的。在一个动态的世界里，需求总是在变化，一些物价在上涨，另一些在下跌。我们常常无法辨别到底是社会需求在普遍增加还是仅仅个别商品的需求在增加，我们总是会把这两种需求增加信号混淆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货币量快速增长的负面效应会被误认为是经济繁荣和就业人数增加。但是，负面效应就是负面效应，其本质迟早会显现出来。
一旦这种本质显现出来，工人、厂商和零售商就会发现他们受骗了。当他们对于自己销售的那点商品的增长需求量做出反应的时候，误以为只有自己的商品卖得好，至于自己需要购买的其他商品，价格并不会变动。当他们发现自己的错误时，会进一步提高工资和价格——不仅是对需求的增加做出反应，也是因为他们所需商品的价格在上涨。此时，我们就陷入一种价格——工资螺旋上升的过程中，这是通货膨胀的后果之一，而不是诱因。如果此时政府不继续推进货币量的增长速度，那么通货膨胀对就业形势和产出的影响，就会由最初的积极作用转为消极作用，就业人数和产出量都会因为工资和物价的循环上涨而逐渐下降。宿醉的痛苦感终究会胜过最初喝酒时的惬意。
这些变化的依次发生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在美国、英国和一些其他西方国家，平均需要6～9个月，货币量的增加才能影响到社会经济，使得经济增长和就业人数增加。再经过12～18个月，才能对物价水平有明显影响，产生或者进一步恶化通货膨胀。这一过程在这些国家中之所以需要如此长的时间，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量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除了战争期间）都不曾出现过明显变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的平均批发价格基本与200年前差不多，美国的与100年前差不多。在这些国家，通货膨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一种新现象。通货膨胀率时高时低，在一定的时期内不存在明确的发展趋势。
许多南美洲国家则不具有这种优越的历史条件。在这些国家，货币增长对经济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要短得多——至多几个月。如果美国不对其近年来的经济过热进行调控，而是任由通货膨胀率大幅度变动，那么货币增长对经济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也会逐渐缩短。
放慢货币增长率后会出现的情况，与上文所描述的恰好相反。最初，开支的减少会被认为是对某些特定产品需求的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后，这将导致产出总量和就业人数的减少。再过一段时间，通货膨胀得以缓解，同时出现就业的人数增加和产量的提高。酒鬼经过一段最难熬的自我克制期后，终于戒酒成功。
上述这些调整变化都是随着货币增长速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发生的。如果货币增长率高而且稳定，物价就会逐年上涨，譬如说10%，则经济也许就能够自我调整，从而与此相适应；工资每年也只会以10%的速度增长；利率同样每年也只会以10%的速度增长——为了补偿债权人因为通货膨胀而遭受的损失；税率也会为适应通货膨胀而进行调整，诸如此类。
虽然这样的通货膨胀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但是也没有任何积极作用。它不过是让经济的正常运转多走了几条弯路。问题是，一旦这种情况稍有恶化，经济就不会继续保持稳定。如果从政府的角度看，制造一个10%的通货膨胀率是有利可图的，而且也是可行的，那么一旦通货膨胀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政府的野心也会水涨船高，希望通货膨胀率涨到11%、12%，甚至15%。历史经验证明，没有通货膨胀才是可行的政治目标，而非使通货膨胀率达到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