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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代金券计划的障碍
在25年前，我们首次提出代金券计划，以之作为解决公立学校体系缺陷的切实可行的办法，自那以后，支持这一办法的人不断增加。今天，一些全国性组织也对此表示赞成。20自1968年起，先是联邦经济机会办公室，而后是联邦教育研究会，都对代金券计划的研究工作给予鼓励和资助，并且为试行代金券计划提供资金。1978年，密歇根州为通过一项有关代金券计划的宪法修正案进行了投票。1979年，加利福尼亚州展开了一场运动，支持在1980年对有关代金券计划的宪法修正案进行投票表决。最近，又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专门研究代金券计划。21在联邦一级，有人提出一些法案，要求对家长交给非公立学校的学费纳税额给予某种程度的信用赊欠待遇，这些法案好几次都差点通过。尽管这些法案本身并非代金券计划，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代金券计划的变体；之所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一方面是因为赊欠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方法很难把没有能力（或几乎没有能力）纳税的人都包括进去。
要在学校教育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教育界官僚们的自私自利马上就表现出来了，这正是引入市场机制的主要障碍。正如E.G.韦斯特教授所说，在美国和英国，这一特殊利益集团在建立公立教育事业中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对代金券计划进行任何研究、探索或试验，他们都坚决反对。
黑人教育家和心理学家肯尼思B.克拉克（Kenneth B.Clark）总结了管理学校的官僚们的态度：
……看起来，为提高城市公立学校效率所必需的改革似乎很难有所进展，尽管从道理上来说这种改革绝对应当进行……要想知道教育部门为何能拥有抵制这种改革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公立教育体系是一个受保护的垄断领域，来自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的竞争极为有限。批评美国城市公立学校的人，甚至包括像我这样的严厉批评者，几乎没有谁敢对目前公立教育的组织状况提出任何质疑……也不敢对选拔学监、校长和教师的标准与规则提出质疑，不敢过问所有这一切给公立教育的目标——即培养从事民主事业的、有知识有文化的、具有社会责任感、尊严、创造性而又尊重他人的人——带来的影响。
垄断组织无须关心这些问题。只要各地的公立学校仍然能够得到州政府的补贴和联邦政府越来越多的补贴，只要它们不必为激烈的竞争节省开支，那么指望公立学校的效率有所提高就是痴心妄想。如果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现行的教育制度——不包括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因为它们的发展几乎已经到了极限——那么，改进公立教育的可能性是十分有限的。22
虽然联邦政府对代金券计划提供资助，但教育部门随后做出的反应，恰恰证明上述说法是正确的。当时，很多地区采取了初步的行动，而且都颇有成功的希望。但只有加利福尼亚州阿卢姆罗克地区的计划获得了成功。我们最为了解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新罕布什尔州，因为我们亲历了这一过程。该州的教育委员会主席威廉P.比特本德（William P.Bittenbender）全力推行这一试验。各种条件似乎都很有利，联邦政府拨了款，计划定得很详细，进行试验的地区也选好了，家长和行政官员也达成了初步协议。就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各个学校的负责人（还有其他头头脑脑）却开始挨门挨户地进行游说，说服各地区退出这一试验，于是整个探索便宣告失败了。
阿卢姆罗克地区的试验是实际进行的唯一一场试验，但要说它是检验代金券计划是否切实可行的一场试验，恐怕不合适。这是因为，试验仅限于少数几所公立学校，而且在资金来源方面，除政府拨款外并未接受家长或其他人的资助。建立了许多所谓的微型学校，其课程设置各不相同，家长可以任选一所学校让孩子在那里上3年学。23
正如负责这项试验的唐·艾尔斯（Don Ayers）所说：“可能最有意义的事情便是，教师第一次拥有了一些权力，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安排学生所需的课程。州和地方学校委员会对麦克科兰学校的课程设置不予干涉。对于学校事务，家长的参与程度也越来越高，他们经常出席学校的各种会议。此外，如果家长看中了另一所微型学校，那么他们有权让孩子转学。”
尽管这项试验的范围十分有限，但由于家长有了更大的选择权，因而还是对教育质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考试分数上看，麦克科兰学校在当地的排名从第13名上升为第2名。
但是现在，这场试验已经结束了，像哈莱姆预备学校的命运一样，正是教育部门的百般阻挠使其半路夭折。
在英国，改革也遇到了同样的抵制。英国有一个叫作“选区教育代金券试验之友”的组织，其影响力非常大，该组织在英格兰肯特郡的一个小镇上花了4年的时间来推行一项试验。政府当局对此表示欢迎，然而教育部门却极力反对。
肯特郡阿什福德学校校长、当地教师联合会秘书长丹尼斯·吉（Dennis Gee）的一番话，明白地道出了职业教育工作者看待代金券计划的态度。他说：“在我们看来，这项计划是设置在我们与家长之间的一道障碍。他们手里拿着这张汗津津的小纸片（即代金券）来找学校，对我们的工作指手画脚。我们之所以要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行事，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样做对每个孩子最为有利，而不是因为有人说，‘要是你们不干，我们就自己干’。这种市场上的交易哲学，恰恰是我们反对的。”
换句话说，丹尼斯·吉反对让顾客（在这里便是家长）决定孩子应当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他希望让官僚们来决定。
丹尼斯·吉说：
我们通过管理机构向家长负责；通过巡视人员向肯特郡议会负责；通过女王陛下的检察官向国务大臣负责。这些人都是内行和专家，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认为，家长并不完全知道什么样的教育对孩子最有利。他们知道给孩子吃什么最好，知道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对孩子最有益。但我们这些人接受的职业训练却是，弄清孩子们身上存在的问题，发现他们的弱点，纠正那些需要纠正的毛病。我们希望在家长的协助下，而不是在不正当的压力下，自由地做我们的工作。
不用说，至少有一部分家长对此持有异议。肯特郡的一位电工和他的妻子，为使儿子到一所他们认为最适合于他的学校上学，竟与官僚们斗争了整整一年。莫里斯·沃尔顿（Maurice Walton）说：
我认为，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家长丝毫没有选择的自由。究竟怎样才对他们有好处，居然要听老师们的话。有人对他们说，教师从事的是伟大的工作，对此不要多加过问。我认为，如果实行代金券计划，将使教师和家长走到一起，使他们结合得更加紧密。为子女感到担忧的家长，会把孩子从办学不好的学校转到办学好的学校去……如果一所学校校风不正，纪律松弛，学生无心读书，专事破坏公物，那么它便会因此而倒闭；但在我看来，这倒是件好事。
教师们都说，代金券计划就好比一把架在脖子上的刀，对此我能够理解，但此前他们又何尝不是把这把刀架在家长的脖子上？家长找到教师说，我对你们的工作很不满意。教师就会相当粗暴地回答说：你不能把孩子带走，也不能给他转学，你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走开，别来烦我！这可能就是某些教师的态度，而且他们确实常常这样对待家长。但是现在（有了代金券计划以后）情形颠倒过来了，家长们能够气势汹汹地对教师说话了：你们要卖力地工作，别让我们的钱花得不值，学校事务我们也要管得多一些。
尽管教育部门坚决反对，但我们相信，代金券计划或其他类似的计划将很快以某种方式得到采纳。我们认为，教育事业的前景要比福利事业乐观得多，因为教育关系到绝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与消除救济金分配上的浪费和不公平相比，我们愿意尽更大的努力来改善孩子们的教育状况。对学校教育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在我们看来，目前减少这种不满情绪唯一可行的途径便是给予家长以更大的选择权。虽然代金券计划一再受到抵制，然而却一再被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