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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中与利益分散
无论是权力的无限细分还是各项政策的自相矛盾，都根源于民主制度的政治现实，这一制度就是通过颁布各种详尽和具体的法律条款而运作。这种系统倾向于赋予那些高度集中的小型利益集团过多的政治权力，也更重视那些能够产生明显、直接、即时效果的政府举措，而那些意义深远、造福子孙，但是短时期内看不出明显效果的政策往往不会被采纳，这种系统常常通过牺牲公众利益来实现少部分人的特殊利益。从以往的经验可以看出，在这种体系下，政治家们也掌控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其作用与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恰好相反。那些一心一意想要提升公众利益的人，往往会被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误导，最后提升的只是他们原本不想理会的少部分人的特殊利益。
一些事例可以说明这一问题的本质。例如，政府有一个偏袒海运业的计划，即对造船和出海运营进行补助，同时针对沿岸的水路交通状况为本国的商船提供便利条件。据估计，执行这一计划给纳税人造成的税收负担是每年6亿美元——换种方式说，对于这一产业的40000名纳税人来说，每人每年要交15000美元。船主、船长和船员都十分希望政府能够实施此项计划。为此，他们在游说政客和政治捐款方面花费巨资。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将6亿美元平均分给两亿人，也就是每人可得3美元，对于一个四口之家来说，也就只有12美元。有谁会为这12美元的负担就给国会议员的竞选人投反对票？又有多少人会认定为了取消这项计划，继续花些钱也是值得的，甚至是会认为花些时间来熟悉事件的来龙去脉是值得的？
还有一个例子。那些钢铁企业的股票持有人、公司的执行官以及所有钢铁工人都知道，如果美国增加钢铁的进口量，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挣钱的机会和工作的机会都在减少。他们清楚地知道只要政府实施减少进口的措施，就能使他们受益。而此时那些处于出口行业的工人们却并不知道自己正受到失去工作的威胁，因为减少从日本的进口商品数量，就同时意味着向日本出口的商品数量也会减少。这些出口工业的工人大概只有到失业的时候才会明白发生了什么。对于汽车、厨房用具和其他钢铁制品的购买商来说，他们可能只是会抱怨自己的进货价格在不断上涨。可是有多少购买商会把这种高价格和政府的限制进口政策联系起来：是因为政府减少了对国外的低价钢材的进口数量，才导致生产商必须使用本国的高价钢材。这些买家很可能只是会指责“贪婪的”生产厂家和“得寸进尺的”工会会员。
农业是另一个例子。农民们开着自家的拖拉机来到华盛顿，要求政府对提高农产品价格予以支持。在政府做出决定之前，为了使自己的行为看起来合乎常理，农民们常常以气候太差，或者修建教堂为理由，而不会直接指责白宫的政策。可是，即便是对食品这样的生活必需品来说，也不会有消费者采取游行的方式反对价格保护。至于农民自己，尽管农业是美国的主要出口业，也不会意识到政府对国际贸易的干涉与他们面临的问题到底有多紧密地联系。他们大概永远不会想到政府对钢材进口的限制对他们会造成怎样的伤害。
我们再举一个非常不同的例子，美国邮政局。每次政府想要削弱邮政局的垄断地位时，就会受到来自邮政部门工会的强烈抗议。因为他们很清楚，一旦向私人企业开放邮政服务业务，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失业。所以他们要尽一切可能阻止这一结果的发生。可是发生在罗彻斯特的案例却证明，如果推翻了邮政局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就会出现一个生机勃勃的私人行业，可能由上千家小型公司构成，同时雇有数以万计的员工。其实目前邮政局的一部分人知道自己极有可能在这样一个新行业中找到更有发展前景的机会，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也不会去华盛顿向国会委员会说明这一点。
个人可能会对政府的某一计划有特殊的偏好，因为能够从中受益，同时个人也可能会反对政府的某些计划，因为会使他的利益受损，而且这两者之间，收益可能大于损失。但是支持一项计划的实施能给他带来直接的收益，而反对某一计划的实施却不行。此时，个人会欣喜地发现他和与他有着相同价值偏好的人群完全有能力为更改某一计划而承担相应的财力和精力的投入。如果没能让政府采用对他们有利的计划，那么被采用的计划就可能伤害到他们的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个人愿意为利己计划的采用付出多少代价，就会愿意为反对其他计划的实施付出多少代价。而这显然是个错误的决定。
市民们通常都关注税收——但即便是这种高度关注也会被绝大部分税种的隐含税负本质所蒙骗。企业税和消费税都是价内税，我们在购买商品交付货款的时候就交纳了，但是并没有独立核算；大部分的所得税在我们得到收入前就已经被扣除了。通货膨胀是性质最为卑劣的隐性税，但是它的这一本质也最难被发现。只有营业税、财产税以及超过抵扣金额的那部分所得税是直接的、显而易见的税负——人们抱怨的也只是这几个税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