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人类自由
对经济自由的种种限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一般的自由，甚至影响到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下面这段文字是从李·格雷斯（Lee Grace）1977年写的一封信中摘出来的，他当时是一个石油煤气协会的执行副总裁。关于能源立法问题，他写道：
大家知道，真正的问题并不是1000立方英尺[1]的煤气应该定多高的价格，而是保障言论自由，这一问题可以说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延续。管制愈加详细、严格，就像一位老大哥似的把我们盯得死死的，我们就越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敢实事求是，不敢戳穿谎言和谬误。国内收入署的审计、官僚主义的钳制或政府的烦扰都让我们深感恐惧，这种恐惧心理正是反对言论自由的强大武器。
1977年10月31日出版的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华盛顿传闻”栏目中指出：“石油产业的从业人员声称他们收到了能源部长詹姆士·施莱辛格的最后通牒：‘要么就支持政府提出的原油税，要么就接受更严厉的管制，甚至被解散。’”
李·格雷斯的这些话被石油产业人员的公开行为所充分证实。在一次会议上，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斥责石油产业赚取了“肮脏的利润”，在场的众多石油产业经理中竟没有一个人敢反驳他，甚至都不敢拒绝再受人身攻击而离开会议室。私底下，不论是对当前限制公司运作的复杂的联邦管制结构，还是对卡特（Carter）总统提出的扩大政府干预的做法，石油产业的经理们都表示强烈的反对，但在公开场合却都发表措辞温和的言论，自称赞成政府管制的目标。
几乎没有哪个企业家认为，卡特总统提出的所谓自愿工资和物价管制，是对付通货膨胀的可取且有效的办法。然而，各家企业、各位企业家都纷纷表示赞成该方案，到处是一片颂扬之声，并且承诺愿意合作。只有少数人有勇气对此表示公开的反对，一位是前国会议员、白宫官员和内阁成员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还有就是那位虽然年已耄耋却老而弥坚的前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George Meany）。
当然，人们要想言论自由，应该要付出一些代价；如果代价仅仅是不受欢迎和招来批评，那么此类代价就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但是，言论自由的代价绝不能是“令人胆寒的后果”（套用一句最高法院的著名判词）。然而当前企业经理们的自由言论的确存在这样的后果，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
“令人胆寒的后果”不仅发生在企业经理们身上，所有人都会面对这样的后果。拿我们自己最熟悉的学术界来说，许多从事经济学的和自然科学的同行，会得到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同行，会得到国家人文科学基金的资助；所有在州立大学任教的教师，其薪水都有一部分是从州立法部门那里得到的。我们认为，设立国家科学基金、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以及对高等教育给予税收补贴都是不可取的，都应当予以废除。当然，这种观点即便在学术界也还是少数意见，但即便是少数，也要比人们从各种公开言论中所能搜集到的多得多。
出版界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政府，作为主要的新闻来源，它依赖政府，而且在大量日常事务中它也依赖政府。且看来自英国的一个例子，它足以让人感到震惊。像伦敦《泰晤士报》这样的大报，几年前居然被自己的一家工会干涉而不能正常出版，原因是它打算刊登一篇报道，说工会企图影响报纸的内容。工会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力量，是因为它们从政府那里得到了特殊的豁免权。在英国，一个全国性的记者联合会正在形成某种圈内人士的职业联盟，威胁说如果哪家报社雇用了非联合会成员做记者的话，他们将集体抵制那份报纸。这一切居然发生在英国，而英国正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主要发源地。
再来看宗教自由。美国信仰安曼教派的农民，其住房及其他财产曾被没收，因为他们以宗教的理由，既拒绝缴纳社会保障税，也拒绝接受社会保障。教会学校的学生曾被法院传讯，罪名是旷课并违反义务教育法，其实是因为教会学校的教师没有必需的资格证书，来证明自己符合州政府的要求。
尽管以上这些事例仅仅触及问题的表面，但也足以说明一点：自由是一个整体，在我们的生活中，减少某一方面的自由，很可能也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自由。
自由不可能是绝对的，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彼此相互依赖的社会中。之所以必须对我们的自由加以限制，是为了避免更坏的限制。然而，我们在这一点上已经走得太远了。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消除这些限制，而非再增加限制。
[1]1立方英尺=0.0283168立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