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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与平等
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现象，可谓遍布世界各地，我们大多数人对此深恶痛绝。一面是阔人们锦衣玉食挥霍无度，一面是穷人们食不果腹备受煎熬，此情此景，谁看了都不会无动于衷。
几个世纪以来，渐渐流传起了一种说法，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也就是我们阐述过的机会平等体制，加剧了世间种种不平等现象，还说，这一制度是富人剥削穷人的制度。
这种说法实在值得商榷。现在，凡是自由市场制度顺利运行的地方，凡是有接近机会平等的因素存在的地方，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之高，是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相反，凡是那些不允许自由市场制度运行的社会，其贫者之贫，富者之富，贫富之间差距之大，皆为世界之最。在中世纪的欧洲、获得独立之前的印度、当代南美洲大多数国家，情况就是这样，人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在实行中央计划体制的社会里，情况也同样如此，在这些国家里，一个人能否进入政府部门便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甚至，只要引入了中央计划因素，情况便是如此。
苏联的国民可以分为两类，一边是一小撮上层特权阶级，各级政府官僚、科技人员都属此类；另一边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先辈们强不了多少。上层阶级可以到专门的商店里购物，可以到专门的学校里上学，可以享受各式各样的奢侈品；广大群众却只能消费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我们在莫斯科旅行时，看到一辆大型轿车，于是就问当地的导游买这辆车要多少钱，导游答道：“哦，这个不卖，这是政治局委员专用的。”近来，有几位美国记者的著作，详尽地描绘了苏联的社会风貌，其上层特权阶级生活之优越，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之贫苦，恰成鲜明的对照。10即便同处底层水平，苏联工厂里一个工头的平均收入，也要比一个普通工人的平均收入高出好几倍；而且，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要比美国工厂里的差距大得多。这也很正常，毕竟，美国工头最担心的也不过是被解雇，但苏联工头却要担心被枪毙。
其实，工业的进步，机器的改进，以及当代一切伟大的“奇迹”，对富人来说意义并不是很大。对古希腊的富翁来说，现代化的自来水管道可能没有什么用，因为他的仆役小厮们自会跑去为他打水。电视机和收音机也用处不大，古罗马的贵族们在家里就能欣赏一流的音乐家和艺人们的表演，他们也能把大艺术家豢养在家中。成衣、超市以及各种现代发明，不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现代交通和医学方面的进步，他们可能会感兴趣，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取得的其他各项伟大成就，主要是给普通百姓带来了好处。而这些成就给普通百姓带来的便利和舒适，在过去只是有钱有势者才能享受的特权。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1848年写道：“到目前为止，机械方面的各种发明是否减轻了人们每天繁重的劳动，仍很值得怀疑。这些发明使更多的人过上了同样艰苦和贫困的生活，使更多的制造商和其他人得以发财致富，并提高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但这些发明却至今未按其性质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使人类的命运发生重大变化。”11[1]
可如今谁也不敢说这样的话了。走遍整个工业化世界就会发现，如今只有那些进行体育训练的人，才会因为工作累得筋疲力尽腰酸背痛。若想看看究竟还有哪些人仍未从机械发明中获益，仍未摆脱艰苦的体力劳动，你只有到某些非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找到；或者到那些较为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去，如非洲、中东、南美以及近来的西班牙和意大利。
[1]转引自胡企林、朱泱等译《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第322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