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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观念和行为
之所以说费边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的思潮已经达到顶峰，不仅仅是因为知识分子在文献中表示出的观点态度，也不仅仅是因为政治家们在竞选演讲中提及的政策倾向，而是因为普通民众的行为方式。当然反过来说，他们的行为选择必然会对理论界的观念导向和政府的政策制定产生极大的影响。
正如A.V.戴西（A.V.Dicey）凭借其超凡的预测能力在60年前写下：“如果社会的立法进程受到了阻碍，原因不会是思想家们对公众的影响，而是一些引起大众关注的，有深刻社会影响的举措，例如增加赋税，税收就算不是社会政策的永恒产物，至少也是常见的辅助手段。”2如今，通货膨胀、高额税率、明显的低效率、官僚统治以及来自大政府的过量干预都在如同戴西所预言的那样，发挥着各自的社会效应。这一切迫使民众不得不自谋出路，想办法避开政府设置的各种障碍。
帕特·布雷南（Pat Brennan）是一位在1978年引起了极大社会反响的重要人物，因为她和她的丈夫与美国邮政局开展了业务竞争。他们的创业地点是纽约州罗彻斯特市里的一间地下室，他们的业务特色是，保证当天将包裹和信件投递到罗彻斯特商业区的指定地址，而收费标准低于国家邮政局。很快，他们的业务量就开始飙升。
可惜，他们违反了美国法律，国家邮政局把他们告到法院。这场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但还是以他们的败诉告终。期间，很多地方商人都给过他们经济上的支持。
帕特·布雷南说：
我想美国即将会爆发一场平静的反抗，而我们就是这场运动的先行者……你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反对官僚统治，而在若干年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会受到镇压……人们决定要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交给那些不在乎人民生活的华盛顿的官僚们。所以，这不是一个提倡无政府主义的问题，而是一个人们在反思官僚权限和如何限制他们权限的问题……
在各行各业中，出现了有关自由的困惑——你是否有权利从事某种职业，以及你是否有权利决定你要怎样做你的工作。自由问题同样存在于他们对廉价且质优服务的选择权方面，根据目前的联邦政府法规和相关的私人快递法律，我们没有权利开展业务，消费者也没有权利选择服务——在我们这样一个以自由和自由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的确让人感到困惑。
当有人试图控制我们的生活，而这一切又与他毫不相干时，估计每个人都会做出与帕特·布雷南一样的反应。最初的反应就是愤恨，然后是希望能够借助法律的手段绕过这些障碍，最后就是，从此不再信任法律。这种结局让人遗憾，但是不可避免。
在英国，也有类似的例子，就是人们对没收性征税制度的强烈不满。英国的一位权威人士格雷厄姆·特纳（Graham Turner）说道：
我认为，公平地说，在过去的10～15年间，我们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弄虚作假的民族。
人们是如何作假的呢？通过各种极为类似的方式。让我们从社会的底层阶级谈起，以一个农村的杂货铺为例，店主是如何挣钱的呢？他发现如果在正规批发商那里进货，他就得使用发票，但是如果他通过现款取货商店进货……那么这部分商品带来的利润就可以逃税，因为税收人员根本不知道他买了这些商品。这就是他赚钱的方法。
至于社会高层阶级，我们以公司的管理高层为例，他们能够弄虚作假的方式就更多了。利用公款吃喝，以出公差的名义度假，安排自己的妻子成为公司的董事，哪怕她们连工厂都没考察过。在公司建造厂房时，他们偷用公司的材料为自己建住宅。
从下到上，从做着卑贱工作的社会底层人员到社会上层阶级——企业家、高级政治家、内阁成员、影子内阁成员——全部都在作假。
我想，几乎每个人都认为现行的税收制度有失公平，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在想办法避税、漏税。现在，一旦人们就税收制度很不公平这一问题达成共识，那么实际上国家就多少有些像个阴谋集团——大家在勾结作假。
想要在这个国家作假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每个人都会协助你。而15年前的国情就很不一样。如果那时的人看到当今的社会，一定会感叹地说，嗨，真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局面。
《华尔街日报》曾刊登过一篇题为“瑞典人的抗税运动”的文章（1979年2月1日，第18页），作者是梅尔文B.克劳斯（Melvyn B.Krauss），这篇文章也很有代表性，以下是其主要内容：
发生在瑞典的，反抗西方国家最高赋税的运动是由个人发起的。瑞典民众没有依靠政府，而是依靠自己掌控事态，简单地说就是拒绝缴税。要达到这一目的有很多种方法可供选择，而且其中的大部分是合法的……
瑞典人拒绝纳税的方法之一就是减少工作时间……在斯德哥尔摩美丽的海面上总是有坐船游览的瑞典人，这恰能生动地描绘出这个国家正在和平进行的抗税运动。
瑞典人通过自己的方式逃避纳税……
以物易物是瑞典人逃避税赋的另一种方式。想要说服一位正在看网球比赛的牙医放弃比赛，回到诊所给病人看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一个患有牙疼的律师也许可以做到。因为律师可以为牙医提供法律服务作为回报。这种以物易物的方式可以为牙医节省两种税负：他本人的所得税和向律师付费时包含的消费税。尽管以物易物是原始经济的一大特征，但是瑞典的高额税赋却使得它在这个福利国家中，尤其是在一些高技术含量的领域中，成为一种流行的交易方式……
瑞典的抗税运动不仅仅只是有钱人热衷的运动，各个收入水平的人都参与其中。
瑞典这个福利国家，目前正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它的意识形态迫使政府不断地扩大支出……但是对于民众的税收负担承受能力来说，存在一个极限，一旦超过这个限度，民众就会团结起来反对增加税负……瑞典人抵制高额税负的所有办法都是在损害经济的发展。所以，增加公共支出就是在削弱社会福利所依赖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