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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男耕女织”的分工体系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陶渊明在《归田园居（其三）》中，用短短几句诗描绘了那个时代自身辞官归隐，在田园劳作之乐。一个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田地里忙碌的身影，诗人用艺术手法表达了内心的悠闲自得，我们也透过诗词本身，看到农民通过双手劳动创造财富的最直接画面。
这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劳动特征，农业是最主要的产业，绝大多数人都与土地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围绕土地进行的生产劳作构成了几千年农业文明的核心内容，在农业社会，生产都是以家庭为基本单元展开的。无论是西方古代夫妻构成的小家庭模式，还是中国很多几世同堂的大家庭模式，都是农业社会主要的生产单元。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
在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中，非常形象地描写了一个五口之家的日常生活情景，一对满头白发的老夫妻，在酒后互相逗趣的闲聊，远处，他们的大儿子忙着在豆地锄草，二儿子在院内编织鸡笼，而还没成年的小儿子正处在淘气的年纪，当然无法分担家里的劳作，而是躺在小溪边拨着莲蓬吃。
在这首词中，我们能够想象到一个农业家庭的分工景象，由于更多的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独立进行春种秋收的全年劳作，而从社会范畴来看，较少有跨越家庭、宗族乃至地域范围的分工协作体系出现。所以，如果说农业社会有所谓的分工1.0形态，那也更多地体现在一个生产单元，也就是家庭内部之间最简单的分工协作了。
提起中国古代的社会职业划分，首先映入脑海的便是典型的士、农、工、商四种职业划分，这种职业划分贯穿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为历代帝国政府所沿用。那么是谁最先提出的这种划分方式呢？正是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治国名臣——管仲。
一次，齐桓公与管仲在探讨治国之道时，管仲提出了著名的四民分业论，他主张将当时的齐国人划分为士、农、工、商四大职业集团，并且按各自的分工不同，由国家指定所居住的区域。“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把士人安置在清净的学府里，把工匠安置在官府中做活，把商人安置在市场集镇买卖，把农民安置在乡间野地耕种，各安其分，互不打扰。
管仲认为，如果各类百姓杂居一处，都不安心本职工作，容易滋生事端，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统治稳定。倒不如按照职业不同分居各处，每一种职业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相互交流，比如士人们可以聚在一块探讨“仁、义、礼、孝”等思想观念，老人们在一起研讨学问，孩子们从小耳濡目染，也就保持了心性的专注，传承上一辈的观念和认知。商人们聚在一起，可以互相交流市场情报信息，根据季节的变化和当地的供需情况，掌握市场价格，也可以互相做交易买卖。
管仲提出四民分业的观点，直接影响便是职业的世袭化，从此以后“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职业世袭化的结果，是劳动技能在固定的范围内得到有效传承，也保证了每一种职业能够有不断的新劳动力承接。例如，农民的儿子也是农民，子承父业，世世代代在土地上打拼，他们的种地技术是从小由父母手把手教出来的，更容易在种地这类工作上取得成功。
这种职业划分，成为了最早期的社会分工体系，管仲的分工理念契合了后世经济学家提到的专业化分工理论，因为各个行业的人聚集在一起，逐渐加强了行业内专业知识的交流和积累，提高了从业人员的素质能力，自然提升了各自的专业化水平。同业聚居之下，劳动者能够更熟练地掌握专业技能，在单位时间内的生产率也自然会有较大的提高，实际上促进了社会整体的发展水平，这是分工推动经济发展的早期体现。
跨过两千年的时代鸿沟，如果从现代科技产业的发展角度重新来看管仲当年的同业聚居做法，也许会让我们有不小的惊叹。如今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工业园区、科技城、汽车城等产业布局，实际上是管仲四业分居理念的某种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