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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羊吃人”带来的身份变迁
提到人类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的身份转变，就不得不提英国历史上有名的“羊吃人”运动（也叫“圈地运动”）。
15世纪末，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全球的商业贸易重心逐渐从地中海转移到北大西洋沿岸。英国正处于大西洋航运的中心线上，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羊毛出口和相关的毛纺织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因此，英国的羊毛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养殖业成为最赚钱的行业之一。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英国的农场地主开始大规模地圈占土地。一开始只圈占公有土地，后来逐渐又圈占小农户的土地。最终造成的结果是英国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都变成了牧场。在圈地运动中，原本依靠耕种生活的农民被赶出自己的土地，从此丧失生活来源，只能跑到城市里成为廉价劳动力，因此，这被称为“羊吃人现象”。
在农场主肆意圈占土地的过程中，英国王室发布的一系列限制性的禁令在客观上反而进一步助长了“羊吃人”趋势。为了让那些被驱赶出土地家园的农民快速安置下来，英国国王颁布禁令，一方面限制圈地运动不要太过激烈，另一方面又强迫那些被赶出家的农民接受城市里工资低廉的工作。凡是有劳动能力的游民，如果不能在规定的时间里找到工作安稳下来，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例如，第一次被抓住四处流浪，可能就会受到鞭打，然后被送回原籍。如果第二次被发现，就要被割掉半只耳朵。发现三次，就会被处死。后来，政府又颁布新的法令，规定凡是四处流浪者，如果在一个月内没有找到工作安稳下来，就会被卖为奴隶。如果逃走被抓，就会被终身判为奴隶。
在英国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两代国王统治期间，有大批失去土地被迫流浪的农民被处死。英国农民的数量越来越少，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避免被进一步迫害，只能进入城市，进入到生产羊毛制品等其他手工场，接受薪水极低的工作，变成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18世纪之后，英国最终实现了圈地合法，英国农民的数量减少到了历史最低点。
今天，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回望几百年前人类社会的这段历程，虽然充满流血、痛苦甚至牺牲，但是在客观上，英国的圈地运动是一种推进历史发展的事件，更具体地说，是有力推动了当时在英国还不算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发展。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需要的无外乎三个条件：一是广阔的销售市场，二是充足的原材料供给，三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很显然，圈地运动不仅为农场主扩大农场规模、提供更多的羊毛原料，同时还为工场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廉价劳动力。从而在客观上极大地满足了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需求。
当然，农场主和工场主需求的满足并不是关心的重点。我们注意的是，与其说圈地运动代表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初期血淋淋的原始积累，不如说是伴随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原初的农耕文明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与此相关的则是人的身份的变迁，即大规模地从农民（分工1.0）的身份向工人（分工2.0）过渡，尽管这一过渡时常会伴随流血的代价。
到这里，就逐步明晰了分工1.0之后的又一个概念——分工2.0。与前者相比，以工人身份为代表的分工2.0有着更加明确的内涵：现代社会分工流水线上确定的劳动角色。而以农户为代表的分工1.0则相对更加丰富：一个农民可以通过耕种、捕鱼、放牛等不同的方式获得维持生计的资本，而且即便是在其中的一种方式下，他也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分工2.0的状态下，虽然不能说工人除了在流水线上的工作别无所能，但扩展到社会层面上，他能够赖以生存的技能及可承担的身份的确少了很多——在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他就是一个工人，而且这也可能是他最重要、最引以为傲的。
当然，以上所说的从分工1.0到分工2.0的过渡并非单纯指的是时间维度上的，或者可以说，时间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而已。两种分工状态并非截然分开，尤其是到了现代社会以后，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分工1.0和分工2.0共存的状态，甚至是在同一类人或者说同一个人身上仍然有共存的状态。
在现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身上，分工1.0和分工2.0就是一种共存的状态。在作为农民的时候，他们是家里的“多面手”，他们在自家的土地上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他们大多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有一天，他们决定要背井离乡，只身踏入城市，加入到一个个钢铁水泥构成的生产线上，他们就是在进行一种身份的转变。没有了自给自足，没有了靠天吃饭，没有了熟悉的乡音和土地的味道，他们像是一片片无根的叶子，飘到了这个城市里，飘进了一个庞大的陌生集体中。他生活的世界一下子从“熟人社会”变成了“生人社会”。他甚至一天24小时都生活在工地上，但那不是他要生活的地方，那里的人也没有一个是自己真正的“熟人”，他彻彻底底变成了一颗“螺丝钉”。或许他在工地上还有几个比较熟悉的老乡，但这也根本改变不了他作为一颗“螺丝钉”的身份。
所以，如果想要更加深切地了解分工1.0和分工2.0之间的差别、转换及二者之间的共存，就有必要对当下中国的农民工群体及与之相关的城乡二元发展的社会现实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农民工的总量大约为27747万人，比上年增加352万人，增长1.3%。他们进城务工经商，跨地区流动就业，大中城市的建筑、纺织、第三产业等许多重要领域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由于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政策，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里，我国城镇化水平从12.6%上升到17.9%，年均上升0.2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开始受到冲击，城镇化步伐逐步加快，到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上升到56.1%，比改革开放初期增加了接近40个百分点。但即便如此，仍然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明显。
改革开放期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加快，第二、第三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形成了对劳动力的新需求，同时放开对农民生产经营，包括流动就业的限制，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城市就业。另外，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干了数千年，一直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付出了很多却从未获得足够的价值。当现代工业带来的工作机会在等着他们时，大家自然会积极投身进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农民，解决了他们的温饱问题，作为城市打工者，则满足了他们想要收获更多价值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