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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道
二战胜利后，美国国运达到鼎盛。20世纪50年代，道琼斯指数比20世纪40年代的低点增长了3倍多，而股市交易量则增长了10倍多。与此同时，股市里也出现了大批新玩家。《1940年投资顾问法》出台，拉开了美国基金行业的帷幕。1950年，美国基金行业的总规模不过20亿美元左右，1960年猛增至大约200亿美元，1970年则已超过500亿美元。
既然水大、鱼大，那么池塘、河道也不得不做出相应改变。我们知道，纽约证券交易所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取消场内人工撮合，而当年更是全部依赖场内交易员手舞足蹈地撮合交易。相比于计算机自动撮合，人工撮合效率低还在其次，最麻烦的是没法保证匿名。如果大家都是散户，那倒也没什么匿名问题。可是假如某个机构想要卖出20万股福特汽车，那问题可就大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会传遍整个华尔街。原本挂在合理价位上的买单也会瞬间不翼而飞。于是大宗交易的客户希望不要进入场内报单，而是只打一个电话就敲定整笔交易。可是由谁来接盘呢？
要是在“贵族投行”时代，摩根财团的抛盘肯定是没人敢接的。因为当时的交易文化就是这样。如果没有天大的事，摩根是不会卖出旗下的股权的。而如果摩根真的决定卖出了，那它本身就是天大的事。
《1934年证券交易法》出台。同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成立。在它们的威慑下，很少有人胆敢在相关信息没有充分披露的时候进行大宗交易，因为这会构成内幕交易罪。所以，“接大宗”就变成一个折扣率的问题。只要在市价上打一个足够大的折扣，能够覆盖偶尔踩雷的风险，那么接盘大宗交易就总是有利可图的。
历史上第一个靠做大宗交易扬名立万的人叫迈克尔·斯坦哈特。他是对冲基金历史上一位划时代的风云人物，也是《福布斯》亿万富豪榜上的常客。其实无论是在美股还是A股，做大宗交易都是一项相当繁荣的业务，只不过它的圈子一般比较封闭，不为外人所知。原因是大宗交易很依赖个人信誉。
比如说，有人要出50万股，我根据近期盘面判断，95折拿下可以赢利。结果成交后发现，他其实不只找了我1个下家，而是找了4个下家，每家出50万股。那么明天就会有200万股夺路而逃，这一单基本就亏定了。
所以在大宗交易这个赛道上，谁做得早，谁做得大，谁的信誉高，人脉好，谁就能处于优势地位，谁就能赚钱。
1964—1981年，道琼斯指数17年总计上涨幅度为零，而同期的消费物价涨幅每年都在两位数上下，17年总计差不多200%。也就是说，这17年间股票指数虽然持平，但是购买力却损失了三分之二。这是一场隐形的大熊市。不过这场熊市倒是为一位传奇基金经理的职业生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976年，富达投资集团旗下的麦哲伦基金与埃塞克斯基金合并。后者是一个反向的“传奇”。它从1亿美元开始投资，一直亏到只剩下1200万美元，积累了整整5000万美元的税盾。A股没有税盾的概念。它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美国炒股票，盈利部分需要缴纳资本利得税。符合一定条件的历史亏损可以拿来与近期的盈利抵销，免于缴税。这样的历史亏损就像盾牌一样可以抵御税收的进攻，所以称为税盾。
1977年，彼得·林奇被任命为麦哲伦基金的基金经理。此时基金净值1800万美元，税盾5000万美元。更妙的是，熊市尾端的客户犹如惊弓之鸟，一见回血就赎回。所以到1981年，麦哲伦基金的单位净值增长了300%，但是净值金额却仍然只有5000万美元。此时税盾已经差不多消耗完毕了，麦哲伦基金便转向外部资金开放。
对公募基金行业来说，富达投资集团开创了一种新的经营模式：以大公司的投研平台，支持一个小规模甚至是迷你型的基金，并且配给最优惠的税收条件；先在封闭期内创下骄人业绩，然后转开放。
此外，富达投资集团还推出了另一项业内领先的功能，即允许投资者在本公司旗下各只基金内互转份额。这样一来，即使投资者想要锁定利润，也不必赎回基金，只要把份额从股票型基金转入债券型基金就可以了。肥水不流外人田。
对投资经理个人来说，彼得·林奇也开创了一种新的投资方法：分散投资于大量股票，保持对各种消息敏感，见好就收，高换手，不在乎卖出后买回再卖出。
彼得·林奇的这种操作方法特别适合熊末牛初不断迎来增量资金入市的阶段，因为新入场资金的操作习惯正是听消息，炒题材，买入五花八门的热门股票。如果新增资金越来越多，那么它就会逐渐成为一种主流投资风格。这时候，投资经理就需要判断这种风格是否会长期持续，如果会，那就把它做到极致。
1990年，彼得·林奇在职业巅峰急流勇退。这对历史观察者来说是很可惜的。因为我们对他的一切观察都只来自牛市前期的特殊环境。假设身处震荡市和熊市之中，他将会如何操作？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笔者在兴全基金时，曾听明星基金经理傅鹏博这样总结：牛市分散拿妖票，熊市集中拿白马。这样对仗的两句话，也算是一个不错的“补丁”吧。当然，我们A股基金行业也有自己的财富故事，相关内容请见后文《公募基金行业往事》。
2000年，科网泡沫破灭。客观地说，不破灭不行，泡沫太大了。纳斯达克100指数整体市盈率接近200倍。财务造假、编造题材、强行炒作，不一而足。
在估值严重泡沫化的市场上，我们应当如何投资？答案是反其道而行之。买起来不舒服，那就从卖的角度去想想。直接做空当然算一个选择，但是比较危险。或者我们也可以考虑从一级市场上买，然后到二级市场上去卖。这就是PE（私募股权）的思路。一级市场还可以再分出几个层次：如果pre-IPO（准上市）企业也都贵了，那就去找尚未长成的企业，做VC（风险投资）；VC里面最早期的，又可以分出来一种叫天使投资。
2018年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苹果期货合约。先是期货被爆炒，然后带动现货大涨，最后一群金融机构白领跑到田间地头，指着绿芽儿跟老农民订货。这两件事情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期货就相当于二级市场，现货就相当于一级市场，还没入库的苹果就是准上市企业，买绿芽儿就是天使投资。
私募股权投资领域有个教父级人物，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大卫·斯文森。为什么他能够功成名就？首先，他的投资平台特殊。他管理的是耶鲁大学捐赠基金会，也就是外部机构、校友给耶鲁大学的捐款，一时用不掉的，都放到他这个基金里保值增值。所以他什么都能投，期限还特别长，债务和业绩考核的压力也远比一般基金经理要小。其次，耶鲁大学是美国顶尖名校，精英校友遍布各界，而且它位于加州，临近硅谷，搞高科技创投具有人脉优势。最后还有一点，斯文森从1985年担任此职至今，资历特别老。在这个充满诱惑的圈子里，出人头地之后一般都是只管自己的钱，像他这样坚持“给人打工”的还真不多。所以他的身家可能不如某些对冲基金大佬，声誉威望则过之。
在中国证券行业的历史上，也有不少像斯坦哈特、彼得·林奇、斯文森这样，开辟新的赛道，顺应时代变迁的代表人物，比如说杨怀定。
1988年，国家宣布开始国库券（国债）交易试点。最早从7个城市开始，逐步放开到61个城市。由于各地之间国库券的价格有差异，钢厂工人杨怀定辞职全仓进行套利交易。他在价格较低的城市买入，到价格较高的城市卖出，来回不息，一时暴富，人称“杨百万”。现在人们已经很难理解这个事情了。空麻袋背米，无风险套利的事情，为什么会轮到他来做呢？
按照当时的国家规定，国库券交易是开放试点了，但那是指定区域内的行为，跨地区交易并没有开放。按照当时的《刑法》，不论什么东西，只要是异地贩卖，或者囤货居奇，都涉嫌“投机倒把罪”。这个罪名直到1997年才被取消。
如果经济学里的理性人和完全信息假设成立，那么投机倒把是无法打击的。因为供给是确定的，需求也是确定的。供给小于需求，价格就一定会上涨，即使不能明涨，也会变相暗涨。但是在现实情况中，打击投机倒把有利于压制通胀预期，从而降低需求。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这个原理再一次得到证明。仅供正常使用的口罩可能本来是够用的，可是一旦引发恐慌囤积，多少口罩也不够用了。碰到这种时候，就必须打击投机倒把。
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一种观点认为，炒作金融资产可以分流一部分消费资金，有利于缓解通胀，所以应该鼓励炒股票、炒企业债券。但是后来发现这也行不通，因为存在“货币幻觉”现象。也就是说，当人们观察到资产价格上涨时，并不需要从中抽出资金来消费，而是会直接提高消费倾向，把储备的现金或者原本用于别处的资金转移过来消费。这一点在后来多次房价上涨导致的消费热潮中也得到了证明。
从这个角度说，杨怀定炒高国库券价格，同样会引发货币幻觉，加剧通货膨胀，所以他一直担心自己可能遭到“重拳打击”是有道理的。这绝不仅仅是他个人赚钱太多的问题，国家其实并没有那么在乎一个自然人能赚多少钱。
但是当年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国库券的利率设置过低，跑不赢通胀，因此不受欢迎，只能摊派销售。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央政府的赤字都是由人民银行直接“发票子”解决的。所以如果国库券销售不畅，将会引发高能货币直接漏出，这个危险比货币幻觉大多了。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国家才会对国库券的炒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宁可让他们把国库券的行情炒起来，以便拉动销售。
总结起来，当时的情况是，消费品和外汇是万万不能炒的，生产物资和金融资产也是不能随便炒的，唯有国库券可以炒。国库券是唯一炒高了反而有利于控制通胀的投资品种。杨怀定当年也许并不理解这个道理，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误打误撞成了“杨百万”。这个现象也成了后来“327国债期货”事件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