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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商主义正名
中国铜钱主要用于国内的日常交易，但是对于依赖骆驼、马匹运输的长途、大额西域贸易来说，携带几百、几千斤的铜钱就太不方便了，此类交易使用的货币主要是价值更高的金银。顺便提一句，中国古代对日本、东南亚的贸易主要用船，不怕负重，所以还是经常使用铜钱的。
作为货币，金银的需求结构跟铜差不多。它们都有生产物资的用途，金银可以打造首饰、器具，也可以打成箔片，用于包覆部件或者美化雕像等等。因此每当经济繁荣的时候，生产物资的用途就会与作为铸币原料的用途争夺有限的原料供给量。跟铜钱一样，金块、银块和金银币也不可能做得太小。如果说铜钱的重量下限是4克，那么金银的下限只会更高，所以金银比铜钱更敏感，更容易退出日常交易市场。
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后1世纪，分处亚欧大陆两端的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都达到鼎盛，丝绸之路上贸易络绎不绝。有趣的是，就在这段时间，双方同时出现了金银流出的记载。罗马的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估计，罗马帝国每年需要向东方诸国支付1亿赛斯特斯（古罗马货币单位）的金银。汉朝的桑弘羊则在《盐铁论》中提出：“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他在书中的立场是为当时的政策辩护：金银乃无用之物，对外支付金银买入来自西域的有用物资，这种交易对汉朝是有利的，所以不需要改变。
顺便说一句，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对峙双峰。对照双方的史料，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有意思的东西。读者若有兴趣进一步探究此话题，可以移步社会文明篇的《罗马的兴衰》。
为什么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都觉得自己付出了金银？金银到底去哪儿了？现代人可以很轻松地讨论顺差和逆差，那是因为现代海关和中央银行能够严密跟踪全部进出口贸易的发生金额、交易对手和资金属性。无论是老普林尼还是桑弘羊，当时他们有这个条件吗？没有。所以，他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跟我们今天是不一样的。外国商队往来，说明对外贸易繁荣了，这个他们肯定能观察到；市场上金银日见紧张，不敷使用，这个他们只要观察到金银的相对价格上涨，也可以推断出来。把这两个现象串联起来，得出的结论肯定就是：我们的金银被外国人带走了。
当然，这个结论也不能算错。但是请注意，我们可不能把这个结论轻易套用到顺差或逆差的概念上来。我们不能随便下结论说，罗马帝国有逆差，或者汉帝国有顺差。因为同样是“把金银交给外国人”，可能是用于进口消费，也可能是用于扩大生意规模，这两种资金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按照今天的定义，一种叫经营性现金流，一种叫投资性现金流。尤其是当汉朝和罗马都认为自己的金银“被外国人带走了”的时候，很可能这只是国际贸易规模扩大的自然结果。
国际贸易需要占用大量的金银用于在途周转。如果你手头没有足够的金银做本钱，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被排斥在国际贸易之外。16世纪以前，欧洲流行着一种“重金主义”。它的代表政策就是限制金银输出。外国商人到本国来做生意，当他们在本国出售商品后，不得携带金银离境，必须把它们用于采购本国商品，全部花完之后才能离开。
如此只进不出，刻意地积累金银，到底有什么好处？现代人好像很难理解这一点。确实，你很难用收入、产出、物价之类的变量来解释它。但是具体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答案又是很显然的。如果国王想要一件中国丝绸做的长袍，那么他手里必须有金银。有金银，那就好说。可能5两银子就够了，再不行就10两。不过你要是没有金银，那对不起，哪怕你愿意用100头羊或者整个仓库的苹果来换，旅行商人连眼皮都不会抬一下。
货币啊货币，你在微观上和宏观上的面目竟是如此不同！
类似重金主义的情况在中国也发生过。唐朝初年实行“租庸调”制。所谓租，就是粮食；庸，就是服力役；调，就是土产，一般指布料。此时官府收税，征收的都是实物，用不着铜钱。公元780年，“两税法”颁布。因为它规定一年收税两次，故称“两税”。夏税6月缴纳，秋税11月缴纳。这两次收税，都只收铜钱。以前的租、庸、调一概取消。
在钱荒的大背景下，两税法改革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弹。白居易有诗云：“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他的意思是说：在租庸调制度下，官府以粮、布等形式收税，农户无论有多困难，毕竟还可以通过辛苦劳动生产出来，但是在两税法下，官府收税要收铜钱，农户真的是没法凭空变出铜来。
重金主义积累金银的意图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强买强卖的政策过于简单粗暴，效果不好。所以后来欧洲君主们改变方式，重点培养本国的出口产业，让外国人心甘情愿地把金银交出来。这种经过“市场化改造”的重金主义，被称为重商主义，后来人们干脆把重金主义作为重商主义的早期形态。
16—18世纪的英国，是重商主义政策的最典型代表。当时英国的扶持对象是羊毛纺织业。英国有牧场，羊的品种也好，出产的羊毛颇负盛名。在这些客观条件的基础上，英国进行了一系列操作：首先，禁止出口本国羊毛、小羊和公羊，以防品种外流，打击外国毛纺业；偷运种羊出境的，将被处以砍手的刑罚。其次，为了防止国内羊毛价格过高，鼓励进口外国羊毛。再次，鼓励进口棉花、亚麻和染料等生产配料。最后，严防技术外泄，禁止纺织机械出口，禁止制造业技术工人出国任职，初犯者罚款500英镑，入狱1年。要知道，当年的500英镑可是天文数字，一般人被罚500英镑直接就倾家荡产了。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英国的纺织业蒸蒸日上，一度执世界市场之牛耳，成为“日不落帝国”最重要的商业根基。甚至可以说，美国和印度的棉花、英国的纺织机器，再加上全世界的市场需求，构成了引爆工业革命的三位一体。
历代经济学家中，总有许多人前赴后继地努力，想要否认当年英国重商主义的成功，这是很可笑的。《吕氏春秋》里有一则寓言，叫作“刻舟求剑”，讽刺有些人不懂时势变迁。确实，历史环境就像江河一样变动不居。过去能够成功的，现在未必能够成功；别人能够办到的，你未必能够办到。这本是很简单的道理，可是有些人的脑子就是转不过弯来，认为既然历史上有这个成功案例，那么只要自己依葫芦画瓢，就也一定能够成功。这些人已经很可笑了，更可笑的是有些想要反驳他们的人，却也沿用了他们的逻辑，以至于费了很大的工夫去否定历史上的那个成功案例。请问这样能够达到效果吗？恰恰相反，历史上没有人成功过的事情，我来试试，也未必不能成功。更何况，历史事实是不容否认的。
我们学习历史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历史案例还原到历史背景中去，然后再将今天的环境与当年相比，看哪些条件发生了变化，有利还是不利，以此得出今天的最优决策并估计成功概率。哪怕是要变革某些事物，你也要首先承认它们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合理性，然后指出因为这些合理性条件已经不复存在，或者被其他条件压倒，所以它们不得不做相应变化。如果丝毫不能发现既成事实的合理性，那只能说明你还没有把事情真正弄懂，不宜随便发言。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花了大量篇幅来反驳当时盛行的重商主义。其实仅就这一目的而言，他的很多论述都是隔靴搔痒。虽然他对放任自由的歌颂很有道理，但是这并不能有效地破坏重商主义的逻辑根基。在笔者看来，顶多算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罢了。倒是他在第1篇第11章第3节后面的附录里，有一小段话足以起到“孤篇压全唐”的效果。
在这篇附录中，亚当·斯密指出，地理大发现之后，由于美洲金银的大量流入，欧洲物价出现普遍上涨，其中谷物相对于白银的价格，大约上涨了3倍。
是的，这就够了。中国铜钱2000年来反复探索的历史经验证明，由于物理性质的限制，金属铸币的存量有一个下限。低于这个下限，就会形成钱荒，影响它履行货币的职能，甚至破坏整个经济体的正常运行。可是一旦高于这个下限，则进一步增加金属铸币就只能起到通货膨胀、推高物价的效果。
所以，这是一个不对称的函数。金属存量低于下限的时候，重商主义是对的，积累金属铸币必须优先进行。“看不见的手”想要发挥作用，首先就得有足够的货币来维持市场的运转。而当金属存量高于下限的时候，放任自由是对的，因为此时已经没有必要牺牲经济自由来积累金属了。前三十年河东是对的，后三十年河西也没有错。
以上是笔者个人的原创性观点。道理似乎并不复杂，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困扰经济学界如此之久呢？我认为这是西方经济史料断裂的缘故。他们已经不记得大航海时代之前，货币匮乏导致经济退化的历史了。而中国的史料恰好可以补上这个逻辑链条上的关键一环。
事实上，其他学科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人类的祖先亲手驯化了狗、鸡、猪等动物。然而驯化的过程没有留下文字史料。所以后来的人们又遗忘了这段历史，以至于无法解释这些动物是如何来到自己身边的。直到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才帮助大家“回忆”了起来。
仅就技术层面而言，当今世界各文明的历史资料都已经高度匀质化了。语言和信息量并不构成跨文明比较研究的根本障碍，傲慢自大的治学态度才是最反智的，比如欧洲中心论、美国例外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