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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
由于地广人稀，美国自建国之初，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就一直高于欧洲。不过在文化和科技等软实力上，美国并不占优。到20世纪20年代，大西洋两岸已经是此消彼长，高下立判。美国的繁荣、美国人的富裕，全面超越了欧洲。《了不起的盖茨比》就详细描写了当年纽约夜夜笙歌、纸醉金迷的景象，以至直到今天，美国人仍然留恋地称那个时代为“黄金年代”。
民族自豪感和过度乐观往往很难区分。1989年，石原慎太郎出版了《日本可以说“不”》，试图宣告日本正式摆脱美国的控制。然而当日本国内资产泡沫达到顶峰，随之而来的就是“失落的10年”，然后是“失落的20年”，至今已是“失落的30年”了。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地产泡沫，就好像是20世纪20年代佛罗里达地产泡沫的重演。当年美国人在佛罗里达州疯狂抢购土地，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的一片沙滩，插上一块牌子就可以卖。参与土地炒作用不着太多资金，只要首付10%左右就可以签下整片土地。而这些首付单据，则被当作“楼花”，以每周甚至每天的频率不断转手。
与地产泡沫相比，股市的表现也不遑多让。按照道琼斯工业指数计算，1924—1927年，股市市值翻了一番。1927—1929年，股市市值又翻了一番。也就是说，股价平均水平在5年内上涨了3倍。
与此同时，金融制度建设方面的进展依然缓慢。1929年，纽交所共有580家上市公司，其中只有半数披露了最基本的总收入数字，能够披露净资产、净利润的公司更是少之又少。至于数量更为巨大的场外交易公司，那就更别提了。
在一片狂欢的气氛之中，二级市场的游戏规则也发生了改变。人们不再关注股息率。因为与股价本身的变化相比，那一点儿股息简直微不足道。由于信息披露不足，基本面分析没有用武之地，人们只能依赖图表分析和题材炒作，股价因此失去了“锚”。只要图形好看、题材合适，任何价格似乎都是合理的。
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1929年10月，在没有任何外部刺激的情况下，崩溃发生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在一个季度之内下跌了40%，随后又在半年间收复了一半的跌幅。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1929年大崩盘。
事实上，仅就波幅来说，大崩盘并不比19世纪的历次危机更加剧烈，它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有很强的预示作用。这又是一条历史的反证。股市投机过度，说明钱没地方去。假如在实体经济中机会很多，钱怎么会没地方去呢？这就好比社会学上说，失业率高的地方往往犯罪率也高。假如人们都忙工作，哪儿来这么多心思犯罪呢？
果然，1931年美国经济进入严重衰退，银行倒闭，工人失业，这场危机还波及全球，史称大萧条。与股票市场的大崩盘相比，实体经济的大萧条才是真正恐怖的事情。1932年，道琼斯工业指数跌破50点，甚至低于一战之前的水平。如果按最低点计算，指数的最大跌幅超过80%。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称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这种说法广为流传，因为大家都同意，大萧条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最接近灭亡的一次经历。股神巴菲特的好朋友查理·芒格也有一句名言：“如果可以问上帝一个问题，我想知道我会死在哪里，然后我就永远不会去那个地方。”从这个角度看，似乎只要知道了如何避免大萧条，资本主义也就永远不会灭亡了。
其实，伯南克还说过一段话。他在弗里德曼90岁生日宴会上致辞：“关于大萧条，你是对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很抱歉。但是感谢你，我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如果你把伯南克的两段话连起来看，就会发现，其实他并不是以一种探究未知的态度号召大家去研究大萧条。恰恰相反，他是志得意满地高调宣称：“圣杯”我已经找到了，就是弗里德曼主张的货币主义，有了货币主义加持，资本主义便可以千秋万代。
伯南克在他的学术论文里说得更加清楚：只要以0利率向市场注入无限流动性，再疲软的经济体也会恢复活力。他甚至提出，如果量化宽松仍然无效，就用直升机在城市上空撒钞票，到时候，不信还没人消费。因此，他还得了一个绰号“直升机”。
要说伯南克异想天开，大萧条时代的经济学家也丝毫不落下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就提出：如果要治理衰退，可以在大量玻璃瓶中塞满钞票，然后由政府出面，雇用一群工人把瓶子埋入地下，再雇用另一群工人把瓶子挖出来，这样一来，埋瓶子的人就有钱消费了，挖瓶子的人也有钱消费了。当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凯恩斯所说的，其实就是一个模拟开采金矿的过程。他是在抱怨金银不足呢。
伯南克和凯恩斯的思路其实并无二致：无论通过什么手段，一定要让没钱的人获得足够的钞票。两者的差别仅仅在于，伯南克认为应该由央行出面，而凯恩斯则希望由财政出面。
事实上，无论央行还是财政，其操作成本都将由全体国民分担。所以归根结底，这就是一个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怎么个分配法呢？因为衰退期没人消费，所以其实直升机和挖瓶子都不是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精准定位，谁有消费需求，就把钞票分配给谁。这个说法，其实已经接近马克思的“按需分配”了。
凯恩斯在其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还曾做出预言，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投资机会不断收敛，无风险利率最终将趋近于0。最后，他甚至喊出了结论：食利者终将消亡。这……不知道是不是拿错了剧本？
以上都是学术界的观点，或许多少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那么在实践中，美联储又是怎么操作的呢？我们还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说起。
美联储刚刚成立没几年，就碰到一战引发的黄金流入，通货膨胀随之而来。它按照经典教科书的理论，连续加息，降低货币的流通速度，但是国际压力随之而来。因为欧洲人正急缺黄金，美国人却把黄金锁起来。这怎么行？
假如有上帝视角，这时候就缺一个“马歇尔计划”。如果能让黄金满怀信心地主动流回欧洲，那么欧洲的汇率问题解决了，美国的通胀问题也解决了。
货币就像水，如果把渠道、阀门、滤网等基础设施都弄好了，一片田地自然能够灌溉均匀；如果渠道不通，那么无论是抽水还是放水，都不会出现理想的效果，这就叫“宽严皆误”。如果基本原理还没搞懂，就想用数量模型去计算“最优”货币供应量，那就叫“缘木求鱼”。
进入20世纪20年代，欧洲开始战后恢复，黄金流入美国的趋势也已暂时停止，于是美联储又开始降息。英法两国就是在美国人“高抬贵手”的环境下，先后于1925年和1928年恢复了金本位。这一轮操作，利率高点在7%左右，低点在3%左右。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低利率环境引发了美国国内的地产、股市投机风潮。于是美联储从1928年又开始加息，最高加到6%。这一加息，效果很明显，加出了一个大崩盘。然后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联储又大幅快速降息，一直降到2%以下。可惜这次市场不听它的了，大萧条如期而至。
仅就上述回顾来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似乎确实顾此失彼，颇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假如我们相信，美联储换一套操作方案，就有可能避免大萧条，那真是“想多了”。
查阅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中整理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大萧条前后20年的债券利率、货币供应量等市场数据，与美联储贴现利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换句话说，当时的金融市场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根本就无动于衷。
当年的主流价值观认为，美联储作为一个政府组织，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金融市场是私人领地、“贵族”的世界，轮不着政府官员插手。所以当年的美联储根本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对金融市场发挥“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作用。
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纯粹的流动性问题或许可以用货币政策来对付，涉及基本面的问题就只能用经济发展来解决，至于深入骨髓的社会问题，那肯定还得依靠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