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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流
在当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双重化装舞会”中，银行凭借其信用，保证它发行的银行券可以兑换为法币。而政府则凭借其信用，保证它发行的法币可以兑换为贵金属。这两重关系是相互依托的。法币的价值稳定是银行开展存贷业务的基础，如果在贷款期间，法币价值明显下降了，贷款人显然吃亏；反之，如果法币价值大幅上升了，借款人就要受损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政府为了应付军费开支，不得不脱离金本位，开始滥发法币。这种政策，对外表现为货币贬值，对内表现为通货膨胀。
仅就通货膨胀而言，它损害的主要是货币和债权持有人的利益。实业资产、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的价格都可以跟随通胀上升。此外还有一部分以金银为单位计价的特殊债权，它们的价值不会受到贬值的影响。比如德国的战败赔款就是以黄金计价的，即使德国马克全部通胀成废纸，也丝毫不能缓解赔款的压力。
用现代眼光看，当年金融机构的资产配置是非常极端的，绝大部分资产都是长期的固定利率债权或者类债权。这就使得它们对通货膨胀非常敏感，一旦发生币值波动，就极易受到损失。
现代银行放贷，最标准的定价方式是浮动利率，也就是约定一个升水，比如说在基准利率之上再加2.5%。那这个基准利率是从哪里来的呢？通常是由大型做市商或者中央银行确定的，基本上跟着通胀走。通胀高，央行就加息；通胀低，央行就降息。这样一来，浮动利率就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通胀风险。
在那个信息匮乏的时代，金融交易的基础是银行家和企业家的个人信用。契约条款大部分都属于“君子协议”，事前一口价。事中盯盘和事后结算都需要大量的信息交流和处理，是极其困难的。
所以说，现代人习以为常的“基准利率”，简简单单四个字，背后不知道包含了多少制度建设的成果。如果没有基准利率，那当然浮息贷款也无从谈起了。
作为投资者，我们关注过去的“无”，并不是为了夸耀今天的“有”。其实与未来的“有”相比，我们今天在许多领域仍然是“无”。真正的大智慧、大机遇，恰恰蕴藏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之中。
对当年的各家银行来说，还存在一个久期错配的问题。因为一般来说，存款的期限比较短，通常就是几个月，而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动辄三五年。如果利率是可以浮动的，那么存贷款利率同升同降，问题不大。如果有一头利率锁死了，就会产生风险，而且贷款期限越长，风险越大。
对小股东来说，当年的股票本质上也是类债权资产。它的价格主要取决于面值和约定股息率。如果企业不能或者不愿意等比例派发额外股息，股票也不能抵御通胀。
综合以上情况，就形成了一个逻辑链条：各国的战争损失决定了政府赤字，政府赤字决定了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又决定了各国金融行业的兴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德国的银行业被完全推倒重来，金融秩序崩溃，出现了上万亿倍的通货膨胀；在战争中惨胜的法国物价上升了数倍，银行业也遭到重创；战胜国英国的通货膨胀最不明显，银行业基本保持完好；坐收渔利的美国情况最妙，大大地发了一笔横财。
由于信息、财务、监管等软硬件基础设施都不完备，当年的银行家不知道如何在通胀环境下开展业务。所以在大战之后，世界陷入了迷茫：社会发展往哪里去？讨论来讨论去，主要形成了两种思路；一种是走回头路，想办法重建金本位，恢复原有的金融秩序，笔者称之为华尔街路线；一种是干脆绕开银行家，换一拨人来充当经济活动的中枢，调节资源配置，笔者称之为苏维埃路线。
美国是华尔街路线的典型。它在一战中没有损失，反而大赚一笔。金本位下的美元十分坚挺，美国经济还享受了一波景气高潮，由于当时的美国总统是约翰·柯立芝，因此史称“柯立芝繁荣”。
俄国则是苏维埃路线的典型。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几乎所有的生活、生产物资都由苏维埃统一调配。黄金在苏俄境内成了无用之物，被大量出口到西方。
其他欧洲各国的调整思路，基本上都在上述两个极端之间，形成了一道连续的光谱。
德国的银行业已经毁灭，因此不得不借助政治力量来安排经济活动。1919年，也就是战败之后的第二年，纳粹党宣告成立，很快就夺取了政权。
英国的金融实力比较完整，在1925年恢复了金本位，英镑的含金量与战前持平，1英镑兑4.86美元。就其国力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勉强的价格。可以说，英国人是一边吐着血，一边维护着旧时帝国的荣光。
法国则在1928年重回金本位，并且耍了一个小聪明。新法郎的含金量还不到战前的1/5，可是实际上，法郎在国内的购买力并没有那么低。也就是说，如果境外的黄金按照标准价兑换成法郎，可以在法国境内买到更多的东西。这样一来，便吸引了大量的黄金流入法国，并且由此引出一桩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