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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弊之辩
管仲、商鞅和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对经济制度进行顶层设计的3个标志性人物，唐朝的刘晏、宋朝的蔡京等人也都颇有作为，但是终究不能超出这3个人的成例。
管仲治理下的齐国“煮泲水以籍于天下”，靠自然资源就可以向天下人收费。它类似于今天的沙特，是拥有特殊资源的国家。今天很少有人认为沙特以工业立国，更没有人认为它以商业立国。所以虽然管仲确实很重视工商业发展，但是他最主要的一条政绩“官山海”，很难算是工商业上的成功。
商鞅所处的战国时代，是名副其实的乱世。史籍所载，动辄斩首几万人、坑杀几十万人。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产业升级都是奢谈，生存永远是人的第一需求。在商鞅看来，活下去就是胜利，至于手段是农业、工商还是文学，是发展山海还是抑制山海，都没那么重要。
从这个角度说，商鞅与管仲的处世哲学并无不同，都是以智谋调动天下的资源。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最终目的不同。前者以维持君王贵族的安乐为限，后者则谋求整个民族在全国的生存空间。
与前两者不同，汉武帝可用不着去适应时代，而是有机会去开辟一个新的时代。所以他面对的环境，才是更加典型的政策抉择。下面，我们就展开讨论一下，汉武帝的顶层设计对国运的影响。
第一，不削藩行不行？恐怕不行。因为中国地理上缺乏自然分隔，所以割据势力的边界天然不稳定。合未必强，但是分则必乱，这已被春秋战国的历史所证明。此外，统一的大市场无疑也对贸易和文化有利。
第二，不征匈奴行不行？消极防御或许也可以，但是从结果上看，汉武帝主动出击，开疆拓土，此后几十年间人口倍增。征匈奴的决策是划算的。如果再考虑到沟通西域、走向世界，引进新的物种和技术，那更是善莫大焉。
第三，打仗不花钱行不行？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儿奇怪，但是先秦时代打仗还真不怎么花钱。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当兵的只求吃饱，打仗主要消耗粮食，赏赐激励主要用耕地。但是汉朝的生活丰富多彩，货币已经是必需品了。
第四，军费不加于民间行不行？汉武帝已经把“少府”的私房钱捐了，政府的钱也不能凭空多出来，所以羊毛必须出在羊身上。
第五，开征财产税行不行？“算缗”就是这样的政策。不过针对存量财产征税，偶尔一次或许可以，很难周期性地反复执行。当然，其根本症结还是赤字巨大。汉武帝把自己的身家放进去，犹如杯水车薪，再抄几个富翁的家，也还是不敷使用。
第六，开征所得税行不行？在现代社会，这是最完美的办法，但是在汉武帝时代，纸张尚未发明，信息的收集、存储和传输都非常困难，建立相关的观念和制度更需要潜移默化，因此开征所得税无异于天方夜谭。直到今天，也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建成了以所得税为主的税收体系。
第七，开征流转税行不行？汉朝确实征收流转税，主要体现为各式商税。商税附加在商品上，提高其价格，缩小其市场。对商业发展来说，商税是确凿无疑的抑制力量。不过汉朝商税历来较少，汉武帝也就没有打它的主意。当然，从税制原理来说，盐榷也是一种流转税，这一点我们留到下一条再说。
第八，实行其他商品专营行不行？这个问题比较关键。财政收入取自哪种商品，哪种商品的发展就受到抑制，这是显然的。那么应该如何选择收入来源？为什么要选择盐呢？
盐产业链很短，提取技术上也没难度，而且是人人需要的必需品。所以作为一个产业来看，盐业是最不怕低效率，最不怕压制的。相比之下，茶、酒的工艺和销售要求就比较高，产业链也更长，低效率经营对这些行业的损害就比较大。其他加工食品或手工艺产品更是如此。这些经验都是经过历史摸索证明的。
汉武帝以来，历代财政在田赋之外的大头都是盐榷，而不是其他商品专营，或者是普遍征收的商税。这其实是牺牲盐业，保护了其他行业。这已是古代条件下的最优解。
我们以宋朝为例。宋朝不仅重视盐榷，而且把军需增量全部都压在盐业上。盐专营收入占宋朝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北宋的不到20%，一路攀升到南宋的50%以上。可以说，宋朝其他商品和商业的繁荣发展，正是建立在盐业专营的基础之上。
第九，为什么不能提高田赋？我们知道，种田需要人力、工具、种子等成本投入，把这些成本扣掉，可以得到一个种田的毛利率。如果田赋高于这个毛利率，那么这块田就不值得种，就会荒芜，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就会减少，就要饿死人。
但是问题到这里并没有完。如果我们再想下去，饿死人之后呢？无疑人口和耕地会达到新的平衡。而这时候，低毛利率的劣田已经退出了耕作，全国耕地的平均亩产提高了。
假设原本农民1家4人，全力耕作也只能供养5人，现在则可以养6人了。那么原本4户农民才能供养1户非农人口，现在2户农民就可以供养1户非农人口了。原本全国至少要有80%的人口务农，现在只要67%就可以了。
更少的人口，更多的人均资源，更高的非农人口比例，假如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终极追求，为什么不能动田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