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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在农
在许多人的脑海中，地中海是与欧洲紧密相连的。一说到濒临地中海的国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西班牙、意大利或者法国等国。意大利半岛就像是一只伸入海中的长靴，而罗马城的位置，似乎正处于整个地中海的中心。
然而实际上，西欧国家只不过位于地中海的西北一隅，远远谈不上中心。在地中海的西南方向，有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在东南方向，有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在东北方向，有土耳其、希腊和塞尔维亚等国。这四个方向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地中海世界。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地中海世界的格局大致是这样的：埃及和两河流域是两大原生文明，依赖本土的物质和文化资源发展；希腊和迦太基则是两个次生文明，需要借助外部资源的输入，而罗马不过是一个次次生文明。
重新确定了视角的中心之后，我们不难看出罗马的尴尬处境：黑海与地中海的交流必须经过希腊，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必须经过迦太基，这是它俩成为次生文明的天然条件。但是当时没有任何一条重要商路需要经过罗马，它所处的位置，实际上是地中海世界中一个孤零零的角落。因此地理环境就决定了罗马不可能以商业立国。
在拉丁语中，财富和牲口是同一个词。由此可见农耕对于罗马人的重要性。意大利半岛也许是地中海世界最能锻炼农民的地方。这里的火山灰质土壤十分肥沃，但是土层很薄，容易被山洪冲走。激励与挑战并存的环境，促使这里的居民在水利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史前水坝和排水沟的遗迹。今天我们在旅游景点还能见到罗马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高大宏伟的引水渠。
在客观上，发达的农业支持了更大数量的人口。这决定了罗马不可能像希腊那些只有两三万公民的城邦一样，实行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事实上，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理想国的人口上限是5040人。
罗马的政治系统要复杂得多。罗马最早实行君主制，有自己的国王。古希腊文化传入之后，君主制被推翻。随后整个罗马被分为35个部落，平均每个部落有数千人。以每个部落推出1名代表的形式议论政治，史称“部落会议”。有财产的市民还可以参加“百人队”，以每队推出1名代表的形式议论政治，史称“立法会议”。此外还有大地主组成的元老院，这里实行1人1票。这三种体制的混合，构成了罗马人的“共和制”。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换算：普通罗马人每人1票，有钱的商人每人100票，大地主每人1000票。总之，在罗马共和国中，不同人物的话语权各不相同。我们这里的具体数字只是示意性质的。
以纪律性著称的罗马军团，作为农民军队，热衷于进行土地兼并战争。到公元前3世纪时，罗马人已经基本统一了意大利半岛。当他们向迦太基宣战时，战争的目标也是西西里岛上的耕地，而不是商路或者掠夺。
根据记载，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一次战争从公元前264年一直打到公元前241年，持续不断地打了23年。这意味着战争开始时出生的婴儿，到后期已经成长为老练的战士了。在持续不断的绞肉战中，农业国家占据有利地位，因为他们只有春种和秋收这两段时间比较忙，其他时候都由大自然替他们“生产”。而经商国家则必须细心操作每一笔交易，很难分出心来跟人拼命。迦太基在雇佣兵身上花费了大笔金钱。然而当战争失利时，雇佣兵担心拿不到报酬，反而在其国内发动叛乱，由此造成的恶性循环令迦太基国力持续衰落。
当然，迦太基也曾经在战场上获胜。那时他们会逼迫罗马签订城下之盟。内容包括不许罗马人到某处经商，罗马船只不得驶入哪片海域，罗马水手不得在哪个港口上岸。不过诸如此类的要求对罗马来说，无异于隔靴搔痒。而当罗马最终打赢的时候，他们就只有一个要求：割让土地。第一次迦太基战争的结果是，罗马占据了盛产小麦的西西里岛。传说罗马只是征收了西西里岛十分之一的小麦，就足以养活自己一半的人口。
对农业社会来说，土地就等于粮食，粮食就等于人口，而人口则是古代战争的核心资源。所以存在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钱赔了不要紧，只要有地，迟早可以把钱抢回来。然而如果地丢了，那么你手里有再多的钱，恐怕也保不住。
当然，迦太基也不是完全看不到这一点，所以第一次战败之后，他们就开始全力以赴，准备跟罗马人决一死战。第二次迦太基战争爆发于公元前218年，也就是第一次战争结束后的23年。这差不多又是一代人的时间，罗马的人口又已经大大增加了。从地理位置上看，罗马在南欧，迦太基在北非，两者隔地中海相望。但是这一次，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出奇兵，绕道西班牙，翻越阿尔卑斯山，从北向南横扫意大利。
汉尼拔与高卢的蛮族联盟，建立了一支极其彪悍的军队，以至他在十几年的漫长战争中，竟然没有一次败绩。当然，这不单单说明他兵法高超，同时也是精确权衡利弊的结果。汉尼拔从来不啃硬骨头。因为罗马人是好农民，也是好工兵。他们的防御工事能够让汉尼拔的轻骑兵无从下手。所以他纵然野战无敌，却只能绕罗马城而过，不敢强攻城池。
不能破城，就无法彻底征服罗马。汉尼拔被迫在敌人的领土上打起了持久战。迦太基人对组织农耕没有兴趣，他们每到一处，就破坏水利、蹂躏农田。
然而在意大利本土遭受了巨大破坏的同时，罗马人仍然在西西里、西班牙甚至北非保持攻势。因为在这些地方作战时，罗马军团除了有限的后勤补给，很多物资都是在当地解决的。所以骚扰罗马本土无法起到“围魏救赵”的作用。
《孙子兵法》云：“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它的意思是说：有智慧的将领，必须尽可能地占有对方的补给。吃掉对手的1份粮食，造成的此消彼长，效果就跟自己拥有了20份粮食差不多。按照这个标准，汉尼拔可以算是猛将，但还算不得智将。归根结底，迦太基是商业民族，他们能够意识到土地是罗马人的力量源泉，也能够想到去破坏它，却不懂得如何吸收、占有这个源泉，所以最终逃不过失败的命运。很显然，当年罗马的国运在农业。农业兴则罗马兴。
深刻的变化发生在战争之后。迦太基一方的大量人口沦为奴隶，促进了罗马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即使是那些逃脱了奴隶命运的人，也不得不把他们的一部分经营成果作为赋税上缴给罗马人。从西西里和北非输入意大利的廉价谷物如此之多，以至当地的自耕农因为无法与之竞争而纷纷破产。军事上不曾败北的罗马军团，却输在了自家的田庄里。
更有意思的是，战后的罗马农业迅速出现了“产业升级”。葡萄、橄榄等多年生植物园代替了谷物和粮食的大田。一方面，这些经济作物需要持续多年的培育投入，后续的酿造和榨油也需要大量的资本来购置工具设备。另一方面，这些种植园占地面积大，对人力的需求却比较低，无法吸收大量佃农在其间工作。
在这种“资本密集型”农业的挤压下，土地迅速向大地主手中集中，破产农民只能涌入城市，成为无业游民。为了抑制失业人口带来的不安定因素，罗马只能让他们参军，并且发动更多的对外战争。
这对罗马的国运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第二次迦太基战争结束之后，罗马的经济和人口都遭受重创，但是他们却进入了一种更加疯狂的战争状态，似乎手中的铜剑完全停不下来。他们进攻高卢，进攻萨丁尼亚，进攻希腊。但是战争越是顺利，进入罗马的奴隶就越多。罗马俗语“便宜得像萨丁尼亚奴隶”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这是一个自我加强的循环，罗马的小农经济迅速瓦解，罗马人开始从农民变为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