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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
秦并吞六国，这是众所周知的。其实在周朝初年分封天下时，并不存在秦国，只有一支在西部边境上养马的部族被称为秦人，后来，秦人帮助周王对抗蛮族入侵有功，才被封为诸侯。
秦人本来就居住在周朝的西部边境上，他们的封地又在崤山以西，所以周王对秦人的分封，等于是开了一张空白支票，想填多少就填多少，只不过填完了得凭自己的拳头去兑现。
后来，秦人的表现远远超出了周王的预期。秦国不断向西扩张，连灭周边12国，辟地千里，一下子成了周朝最大的诸侯国之一。这样的历史渊源，造成了秦国三个与众不同的特征。
首先，秦国没有叠床架屋的贵族阶层，治理结构扁平化。在对周边的征战中，秦国先后有多位国君战死，这在周朝诸侯中是绝无仅有的。
其次，秦国的人口土地大多是征战得来的，正所谓“一张白纸好画图”，没有贵族分封的历史，有利于中央集权，推行各种改革也都比较容易，更便于进行顶层设计。史称秦国“君实有郡县”，也就是说，相比于其他诸侯的“虚有”，秦国的中央政令可以实实在在地通行于郡县。
最后，秦国地处黄土高原，物产种类并不丰富，桑、麻、木材都比较匮乏，先天就缺乏发展工商业的基础。但是这里土地肥沃，十分适宜种植粮食。
相比于中原诸侯，秦国无疑是一个另类的国家。而商鞅变法，更是一个另类的故事。商鞅是卫国人，曾经在魏国做官，后来经人引荐，他当面向秦孝公阐述了自己的改革计划。获得认可后，他就被直接提拔为左庶长（最高行政官），进行改革。可以说，仅仅这个故事的开端，在其他诸侯国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要是秦国国内也有一大群习惯于争风吃醋的权贵集团，他们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外人爬到他们头顶上去？
商鞅变法，本质上也是顶层设计，主要内容也涉及“官山海”。当然秦国没有海，只是把矿山收归官营。管仲在齐国实行“官山海”的同时，还推出了不少配套措施，比如降低税率、简化行政、招徕客商等，商鞅的“官山海”则反其道而行，提高税率、限制交易、禁止迁徙。所以管仲是以官营手段来发展山海，而商鞅则是以官营手段来限制山海。
商鞅一手限制山海发展，另一手却力推农业，降低农业赋税，组织开荒，奖励高产。如果把商鞅的这两手棋归纳起来看，那就是4个字：产业降级。
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发展都是产业升级，产业链是延长的。比如消费粮食，直接吃是最初级的；喂养牲畜然后吃肉，那就是升级；收罗食材，精细烹饪，又升一级。吃的升级了，穿的、用的、住的也都可以升级，永无止境。
但是如果从热量获取的角度看，上述“产业升级”其实是名副其实的“效率降级”。100克小麦直接吃的话，可以提供300多卡的热量。如果用同等数量的小麦喂猪，转换成猪肉的热量不到80卡。如果精细烹饪，热量还要大打折扣。如果再讲究用餐环境，那么消耗掉的人力热量将远远超过300卡。换句话说，本来是想消费100克小麦的，但是弄到最后一个人没吃饱，还累坏、饿坏了三四个人。
假如热量的供给不是问题，那么大可置“热量效率”于不顾，以产业升级、满足人欲为先。但是先秦时代最大的问题，恰恰就是热量的供给。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指出：土地的供给能力与外部投入相关，总是线性增长；而人口的增长则与基数相关，总是指数增长。因为指数增长是加速的，所以无论初始值是多少，它迟早都会超过线性增长，因此每当人口数量超出土地的供给能力时，就必须有人死去。至于怎么死去，是饿死、病死还是战死，并没有本质区别。所以长期来看，唯一有意义的事就是尽可能地提高土地的供给能力。
商鞅主张发展农业、抑制工商业、对外征战，这三个手段，形式虽异，却互为表里，为的都是同一个目标：提高土地对秦人生存的供给能力。商鞅的眼光，超越了某些庸俗的历史评论家。秦国破格重用商鞅的眼光，也超越了其他诸侯。甚至后来商鞅在政治斗争中身败名裂，他的对手们却也不曾“因人废言”，继续沿用他的顶层设计，直至国富民强，席卷中原。这是一种惊人的现实主义精神。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彪炳自己的千秋功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面对皇天后土，他总结了8个字：“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意思是，推崇农业，抑制工商，老百姓因此富足。
商鞅如果地下有知，应当可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