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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在军
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中，罗马基本上把整个地中海西部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当然，如果向北翻越阿尔卑斯山，他们还可以进取今天的法国、德国等地域。但是当时占据法国的高卢人穷得叮当响，根本没有征服的价值。我们前面说过，当年地中海世界的中心在东方。那里有埃及和两河流域两大原生文明，以及希腊这个次生文明。既然另一个次生文明迦太基已经被罗马征服，那么下一个目标显然就是希腊了。
公元前200年，罗马人进攻希腊城邦马其顿。这并不是罗马历史上第一次主动发起战争，但却是第一次不以土地为目标的大型战争。马其顿是希腊诸城邦中最强大的一个，纵横欧亚的亚历山大大帝就出自马其顿。因为地理上隔着一个亚得里亚海，所以罗马人知道自己不太容易把马其顿完全消化兼并，于是他们通过战争胁迫马其顿缴纳了一大笔赔款，并且获得了希腊各个城邦名义上的臣服。随后他们又以希腊为跳板，成功进击叙利亚。这些远离本土的战争虽然名义上为帝国增加了许多东部行省，但实际上掠夺战利品才是罗马人的主要收获。
在罗马人东进的过程中，他们把军需后勤都外包给商人来做。所以在战场上，前面是士兵，后面就是商人。士兵们在前面抢到奴隶、珠宝，就直接拿到后方换酒肉。出生入死的士兵，哪懂得什么讨价还价，所以这一群商人发战争财赚得盆满钵满。
打完了仗，商人又出来调停了，说领土就别占了，狠狠地收他一笔赔款得了。其实商人的小算盘是这样的：第一，领土占了就结束了，下回生意没法做了；第二，那么大一笔赔款，对方肯定是交不出的，所以先由我们商人垫付，回头再让我们分成几年，连本带利去找对方慢慢算。这就是所谓的“包税制”。
在“包税制”下，罗马城的大地主是总包商。他们会预先向罗马国库支付一笔税款，以换取收税的权力。然后由他们负责在各地收税，实际收得的税款与预支税款之间的差额就是总包商的利润。税收当地的大商人通常会担当第二层分包，下面可能还会有第三层乃至第四层。当然，每一层都会力保自己的收入大于承包的标额。
与两次迦太基战争相比，罗马在地中海东部进行的那些战争算不上激烈，持续时间也短得多。掠夺式战争就像一场旋风，对社会基础的破坏不大。但是正因为没有打烂，所以也就无法融合。从长远历史进程看，这些地方罗马化的程度也比较低。500年后罗马帝国分裂，其中西罗马帝国的疆域，基本上就是罗马在两次迦太基战争中确立的势力范围。而在罗马的影响力抽离之后，东罗马帝国也很快分裂成原本就独立的希腊、叙利亚和埃及3个部分。可以说，当年罗马选择了“包税制”的时候，其国运在冥冥之中已有定数。
在行政上，罗马人把海外领地划分为一个个行省，然后派总督去管理。行省总督这个位子很有意思。一方面，他的权力极大，行省之内无人能够制衡。就算他在任期内犯下天大的罪行，也得等他卸任，回到罗马城之后再论。在任期之内，元老院是绝对不能干涉总督的，这就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
另一方面，行省总督在组织结构上也是真正的“孤家寡人”。因为无论是罗马的共和制，还是希腊的民主制，都是根据本地人民自治的要求设计的，没有预留对外统治的“接口”。所以总督到了行省以后，向上没地方请示，向下没人听他布置，想跟罗马联系些什么事情，找不到对口的部门。
现代世界的各国政府，虽然也有各种制度上的不同，但是其实只有最上面10%的区别，剩下90%都是一样的，叫作文官系统，或者叫公务员系统。现代公务员系统有两大特点，一是必须经过考试，二是讲究升迁序列。前者要求公务员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后者要求循序渐进，小事办得好，才能办大事。
古罗马的行省总督想要快速建立自己的“公务员系统”，求之于罗马本土是不可能了。所以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依靠商人，一个是依靠军队。前者具备专业知识，后者有严格的升迁序列，都是可以出人才的地方。
地中海东部的各个行省，经济条件比较好，历来有经商的传统，所以东部行省依赖商人比较多。商人控制的行省是怎么治理的呢？第一条，修路造桥这些基础设施实施难、见效慢，都别搞了。第二条，没有基础设施，就无法大量输出农民到行省来搞开垦，怎么办？没关系，农业不要了，我们经商。第三条，度量衡都没统一，经商收税也很麻烦，那就干脆由商人承包，每年认缴一个固定的金额，类似于包税，其他的事情就不劳总督操心了。
地中海西部的各个行省开化比较晚，蛮族没有彻底归顺，治安都成问题，所以西部行省依赖军队比较多。军队控制的行省是怎么治理的呢？第一条，必须有仗可打，这样才能维持住军队和权力。第二条，大仗少打，小仗不断。战争损耗不能大于战利品的收获，军队才能越打越大。第三条，打仗之余，做一些省力来钱快的勾当，比如说打劫、收保护费、开采金银矿之类的。
东部行省搞的那套制度，与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十分相似。而西部行省搞的那套制度则更接近于蛮族的君主制。无论如何，它们都找到了足以支撑自身存在的社会基础。反倒是罗马本土，此时还实施着部落会议、立法会议和元老院三者并行的传统共和制。罗马的国运再一次面临着道路抉择。
随着外部征服达到极限，大量老兵相继返乡，罗马本土的社会矛盾开始日益激化。这时候有一对格拉古兄弟，他们向元老院提出三个要求：一是限制兼并，分配土地；二是开发殖民地，输出农民；三是改变行省的包税制度，让罗马人自己担任包税商。
这三个要求，直指问题的核心。但是元老院是由罗马本土地主和商人组成的，在他们看来，这三个方案无一条可行。第一条是要割他们的肉，他们当然不愿意了。第二条、第三条说得好听，可是改革行省治理需要做大量顶层制度改革，触动一大批人的利益，谈何容易！所以他们就采用掩耳盗铃的办法，暗杀了格拉古兄弟，这样就没人再提意见了。
老兵的待遇没有着落，军队战斗力也在持续下降。公元前100年左右的一段时间，罗马共和国的几大版图，包括西班牙、北非、小亚细亚都先后发生骚乱，罗马军团疲于应付。最后连阿尔卑斯山北面的蛮族日耳曼人也蠢蠢欲动，准备南下劫掠罗马。
这下元老院慌了。他们找到老将马略，请他到罗马来主持大局。这位马略，是西部行省的实权派，帝王一般的人物，长期在西班牙和北非担任总督和将军。他也不客气，提出约法三章：第一，只要打退了日耳曼人，立刻分地；第二，提高军饷待遇；第三，装备和训练费用由元老院承担。这三个条件，比30年前格拉古兄弟的方案严厉多了。但是蛮族已经兵临城下，元老院不答应也不行啊。这就叫“敬酒不吃吃罚酒”。
按照罗马共和国的传统，执政官任期一年，不得连任。但是马略一口气连任了5届。为了打击马略，元老院又把马略的副官苏拉扶植起来。可是苏拉的胃口更大，他先是带兵赶走了马略，然后挥师杀进罗马城，把反对他的元老斩首示众，最后自任终身独裁官，几乎成了罗马的皇帝。不过这个命运对苏拉来说可能太过突然，他自觉还无力建立起一个新的制度，所以在自己临终前突然宣布退位，留下一个已经残缺不堪的元老院继续执掌罗马。
苏拉死后4年，斯巴达克起义爆发，超过10万名奴隶参与了这场起义。南起西西里岛，北至阿尔卑斯山，战火席卷了整个意大利。罗马人终于认识到，有没有选举权不重要，甚至财产多少都不重要，安全和秩序才是他们现在最紧迫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