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汉武帝
水利工程是一项非常特殊的事业。因为它的设计和实施必须针对整个河流水系，而它的收益和损害也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各个流域，这在经济学上叫作“外部性”。中国最早关于经济“外部性”的论述来自《孟子》，讲的是在洪水期间，各国都想把邻国当成泄洪渠，把水排到邻国的土地上去，由此就有了“以邻为壑”这个典故。秦汉两个大一统王朝，消除了水利等许多社会工程的“外部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汉初60年的休养生息，更使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发展。
汉朝经济的恢复阶段终结于汉武帝。他对内削平藩王，加强中央集权，对外远征匈奴。经过20年的穷兵黩武，汉朝开国以来的积蓄几乎被全部用尽。为什么汉武帝要停止休养生息？或者反过来问，为什么休养生息政策在汉武帝时代终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从表面来看，是因为汉武帝有这个资本。《史记》记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钱已经多得数不过来，粮已经多得吃不完了。那么，这时候汉武帝打打仗、抖抖威风，似乎也很正常。不过如果我们研究历史只是看到具体人物的个人层面，总觉得不太“解渴”。
深一层的原因，是人心取向的变化。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为例。汉朝初年距离战国、秦朝的战乱年代不远，君臣上下都对战争的苦难有直接的认识。在他们看来，战争的痛苦要大于和亲的屈辱。到汉武帝这一代，所有人都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战争，匈奴的骚扰倒是真真切切的。所以他们的看法反过来了，认为和亲的屈辱要大于战争的痛苦。这是从群体意识的角度来解释，视角比个人层面要高一些，但还是偏重于主观因素。那么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人口上。据估计，汉武帝初年的总人口大约是3500万，已经创出中国历史的新高。在汉武帝之前，汉朝的版图仅略大于周朝。当时，朝野上下都已经注意到“土地兼并，豪强四起”的问题。豪强四起的原因是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是人均耕种面积萎缩，小农经济无法维持。所以这一切问题的核心，归根结底就是“生存资源”4个字而已。
在K线分析中，突破创新高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原有箱体的上限往往构成阻力位置，所以此时如果没有基本面上的支持，价格更有可能是往下走的。
具体到马尔萨斯原理来讲，人口到达土地承载能力的历史上限，则瘟疫、饥荒、战争、灾难即将降临人间。然而难就难在它们将要出现而没有出现的时候。中医说：上医治未病。进行顶层设计的政治家往往面临着这种困境。
假如你什么都不做，人民会遭受苦难，但是你不用为此负责。假如你决定做些什么，那么不外乎两种可能性：成功了，很可能也不过是落个毁誉参半，功过相抵；如果失败了，那更是万劫不复。
汉武帝是如何决断的呢？他以损失将近1000万人口为代价，在西北、东北、西南方向拓展了大片领土，置郡设县。其实这些边境领土本身的生产力还是小数，它们带来的战略安全空间使得内地得以安定发展，这部分收益才是大数。
汉武帝身后百年，汉朝人口不仅迅速恢复，而且开启了新一轮上涨，一直逼近6000万的水平，之后才回落。在这里，马尔萨斯定律再一次应验。从长期来看，损失多少人口都只是过程，因为人口总是倾向于无限增长的。唯一影响最终状态的变量，是土地的供给能力。假如土地的供给能力是4000万，那么在达到这个上限之后，饥荒、瘟疫和战乱仍然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如此损失的人口全然无益。如果能以一定的人口损失为代价，把供给能力提高上去，则将给全民族留下一个可以长期享用的遗产。
不过，从人口的角度看问题，只是看到一个总量，而在人与人之间，永远存在分配的问题。比如经过多年征战，存在于汉朝境内的铜钱总数，恐怕并没有减少，但是它们大都从皇帝的国库转移到了富豪商人的手里，因此造成了“用度不足”。如果说汉武帝的功业是为整个经济提供“公共服务”，那么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这项“公共服务”的成本，也就是军费，无法合理地分摊到整个经济中去。
面对军费吃紧，汉武帝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卖爵”和“赎罪”：只要出钱，想当官的当官，想免罪的免罪。这样还不够，他的第二招就是把“少府”的商税拨给“大司农”使用，等于是拿皇室的私房钱补贴给政府。但是这样仍然不够，他又使出第三招，号召富豪商人们捐款，可是响应者不多。不得已，他只好放出第四招，称为“算缗”。这是一种财产税，直接抽取富人资产总额的5%~10%。那富人肯定不乐意，就大肆隐瞒资产。终于第五招出台了，称为“告缗”，凡是揭发富人瞒报资产的，可以分得税额的一半。
汉武帝的这五招，逐次递进。他首先放弃了自己的部分行政特权，然后又做出个人财务上的牺牲，再然后把矛头对准富人，并且越收越紧。请注意，无论财政多么紧张，直到最后汉武帝也没有向农业伸手。汉朝初年定下的十五税一，也就是6.7%的史上最低农业税，始终未变。
不过，战争花销实在太大，仅用这些办法还是难以实现财政平衡。所以在推行上述五招的同时，汉武帝又对“官山海”这个顶层设计进行了改革。汉武帝时期的“官山海”主要涉及3种商品：酒、铁和盐，对它们实行政府专营，也就是统一生产、统一收购和统一销售，中间的差价归政府所有，称为“榷”。
汉朝的酒业还不发达，主要是本地人自酿自饮。所以酒榷完全是政府横插一杠，等于强行加税。而且酒的酿造有相当的技巧性，官府酿酒的品质通常较差，因此酒榷是严重违背经济规律的，很快就取消了。
铁是汉朝的战略资源。配备了铁兵器的汉兵，对匈奴作战优势极大。集中铸铁可以防止铁器流失，而且铁矿的开采冶炼具有规模经济性，所以政府接手之后，效率和水平都得到了极大提高。中国最早的成规模炼铁就发生在汉武帝时代，比欧洲早了1600多年。西汉高炉遗址中出土的铁块最重竟有20多吨，远远超过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水平。所以铁榷制度成了汉朝的一项国策。直到唐宋之际，炼铁技术日益普及，它才逐渐式微。
盐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生活必需品，但是又没有人会吃得特别多，所以盐专营等于平均向全体人口征税。承担此义务的对象群体，基本上与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对象群体相吻合。因此在政府机构运作效率低下的古代，盐榷是非常理想的政府税收替代品。盐专营的制度影响力比铁专营更大。从西汉一直到清代，盐榷之利始终是中央财政的重要来源。由此还引出了无数关于盐票、盐商的历史公案。
汉武帝的“官山海”显然是沿袭管仲而非商鞅，但是两者的出发点仍然有着根本区别：管仲的盐榷，着眼点在攫取类似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式的垄断利润；汉武帝的盐专营，却把着眼点放在平衡政府预算上。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汉武帝是当之无愧的“开万世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