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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的世界
我们的叙述将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引入本文的主角之前,我们先从经济、政治和技术三个方面介绍一下当年的时代背景。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后面的内容。
首先是经济方面。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预言了资本主义的灭亡。《资本论》解释说,人口是呈指数递增的,由人力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自然也是无限递增的,然而以金银形态存在的资本却是有限的。所以当人力、资源和资本三者结合时,资本将具有天然优势,可以无偿地占有超额回报。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占有将越来越多,最终窒息经济的发展。
整个19世纪,欧洲经济都处于剧烈通货紧缩之中。一方面,工业革命带来了物质生产的极度繁荣,另一方面,南美的金银矿山产出趋于平稳,日本的银矿逐渐枯竭。这种通货紧缩体现在消费市场上就是购买力不足,体现在资本市场上就是资本实际回报率过高。两者相结合,就是贫富差距极端化,而这正是革命的火种。马克思从欧洲内部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病灶。但是在欧洲之外,却接连发生了几件大事,预示着资本主义气数未尽。
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这也许是个巧合,但是随后澳大利亚和南非也都接连发现了大型金矿,那就不可能都是巧合了。在通缩环境下,金银的价格高企,商人逐利,自然会增加勘探投入,所以金矿探明储量增加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840年和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顺差逆转。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中国吸纳了大约一半的世界金银产出,现在金银开始流出中国,流进资本主义世界。
请注意,虽然世界各地的金银流向欧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的金银稀缺,但是重工业的发展一日千里,对金银货币的需求增长更快。资本主义世界的通缩趋势并没有彻底扭转。
在政治方面,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义遭到镇压。为了安抚印度民众,英国女王剥夺了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权,开始直接统治印度。
英国政治的传统,就是在贵族统治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说得好听一点,叫作历史传承;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直到今天,英国的王室仍有一定实权,两院之一的上议院仍然由贵族把持。这种体制堪称现代政治中的活化石。所以当年英国政府接手印度时,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根本没有能力为一个数亿人口的大国的政治制度进行顶层设计。那些习惯于坐而论道的贵族绅士,完全无法处理千头万绪的技术难题。
于是英国政府“不耻下问”,从东印度公司那里学了一套考试制度,就是要通过考试选拔官员,唯才是举。这套制度在1870年正式实施,叫作文官(civil service)改革。从此之后,英国才开始有了公务员这个职业。英国首开先河之后,效果很好,于是欧美其他国家也陆续跟进。
像美国这样没有贵族传统的国家,在建立文官制度以前,实行的是政党分肥制(spoils system),哪个党派在总统或州长选举中胜利了,整个联邦或州政府里面的所有职位,就都成了战利品,论功行赏,想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所以叫分肥制。可是这样一来,政府官员走马灯一般变换,许多政策都没法执行。所以到1883年,美国也建立了文官制度,由专业人员来构成政府的中坚力量。现在的美国政府里面,跟随选举轮换的叫政务官,不随选举轮换的叫事务官,后者占绝大多数。
文官制度的问世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讲起来,它与中国历史有很深的渊源,同时又起到了助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化的作用。这中间的故事,详见后文《现代经济制度中的四大发明》。
请记住,很多现代人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比如说由专业人士担任政府官员、制定国家规划、进行宏观调控、中央银行无限供给货币,甚至将利率降至负数等,19世纪50年代的人们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最后是技术方面。技术进步推动时代发展,但是有时它也会设置屏障,使我们难以理解过去的世界。所以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技术进步的影响从自己的脑海中剔除出去,这样才能以当时的条件去理解当时人的行为。
1835年,历史上第一台电报机问世。在此之前,人们如果想要迅速传递一条信息,跟2000年前的人一样——快马加鞭。即使在电报机发明之后,人们也只能通过它传递数十个字符的短消息,大量信息的及时沟通仍然非常困难。
数字的计算是另一个难题。这里我们姑且不说阶乘、开方之类的高等运算,就说最简单的加减乘除吧。一个10步的算式只要有1步错了,整个答案就错了。一个100步的算式还是只要错1步,整个答案就错了。所以随着运算量增大,计算的时滞和误差会急剧增加。当年也有一些计算工具,比如计算尺和手摇式的机械计算器之类的,但是它们都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1896年,道琼斯公司首次发布著名的“工业平均指数”,也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道指。他们采用了一种奇怪的计算方法:选取30只股票,把它们的股票价格直接相加求和,再与前一个交易日的结果相比,得到指数的日涨跌幅。因为股价高的股票权重也大,所以这种方法叫作股价加权法。那如果碰到伯克希尔这种股价高达几十万美元的公司,岂不是整个指数都要被控制了吗?确实如此。所以道琼斯必须在选择成分股时加入主观因素,避免纳入那些股价特别高的公司。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这种奇葩的加权方法了。大家都知道,应该用市值或者流通市值来做权重,指数才能更好地反映市场。但是相比于股价加权,市值加权需要额外做30次乘法,公式的复杂度也大大提升了。这对当年的道琼斯公司来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困难。
财务数据的处理就更复杂了。传输和计算都还不是根本问题,缺乏标准才是最困难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三张表”,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其实这三张表之间,差着好几个辈分呢。利润表是祖宗辈的,几千年前的两河流域文物里就有利润表的记载了。资产负债表是15世纪威尼斯商人发明的。而现金流量表则是近百年来才出现的小婴儿。至于会计准则这个概念,则完全是二战之后才有的现代产物。
据统计,1884年,整个美国总共只有几十位能够称得上“会计师”的人。当年的许多商业巨头,就像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农民企业家一样,喜欢把一切都装在自己脑子里。比如航运大亨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就以博闻强记、不使用任何会计师而闻名。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英语中“bond”(债券)和“stock”(股票)这两个词经常混用。事实上,直到20世纪初,在不少上市公司编制的财务报表中,仍然只有大股东持有的股票才被视为真正的股本,而对外发行的债券和小股东持有的股票,则被视为两种不同形态的负债。
为什么会这样?现代会计准则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叫作“实质重于形式”。19世纪的股票大都跟债券一样,标有明确的面值和股息率。如果上市公司的实际分红低于固定股息,则被视为重大失信行为,大股东将因此蒙羞。从这个角度说,19世纪时,小股东持有的股票确实有很强的债券属性。用现代监管术语说,也可以叫“明股实债”。历史上bond和stock曾经混用,渊源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