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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困局
公元1101年《清明上河图》被收入御府，成为宋徽宗的收藏。这幅名作描绘的是北宋首都开封府摩肩接踵、鳞次栉比的繁华景象。然而，无论是宋徽宗还是画中人物，恐怕都想不到，仅仅26年后，金朝军队就会攻入开封，灭亡北宋。
从地形上看，华北平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宋朝建都于此地，早已注定了军事上的弱势。宋太祖也曾考虑过移都洛阳，但是因为“京师屯兵百万，全藉汴渠漕运东南之物赡养之”，只能作罢，此即华北困局之始。
唐代漕运的规模，大约在每年100万石。裴耀卿在3年内运了700万石，就算是一大政绩了。然而宋代漕运，最低也要每年600万石，高的时候一年800万石也曾经有过。800万石粮食，折算成口粮，大约可以养活200万人。
北宋开封的人口可能略多于唐代长安的人口，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驻京军队，两者的人口估计中值分别为150万和100万，相去并不远。我们知道宋代的人口基数远高于唐代，那主要是因为江南人口从2000万暴增到8000万。刨去这一因素，则唐宋两代的北方人口都在3000万上下。同样以整个北方的3000万人口供养首都的100多万人口，为什么宋代就如此依赖漕运？
最直观的解释恐怕就是北方的粮食生产力下降了。事实上，漕运量只是官方的粮食调运量，如果再算上民间贸易的粮食，说宋代北方人口中有十分之一由江南养活，并不为过。除口粮之外，江南还向北方输送了大量的纺织、手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如果这些商品也都改由北方自行生产，势必会挤占更多的劳动力，进一步缩小其粮食供给的基础。换句话说，输送劳动密集型商品等于输送劳动力，也就等于输送劳动力所需的粮食。这是一笔额外的“隐形漕运”。总之，宋代的北方经济明显已经无法自我维持，如果失去江南的补给，华北将立即面临经济崩溃、人口锐减的危险。
北方的粮食生产为什么会下降？根据文史考证，宋代的农业技术相比唐代是有所进步的，在个人劳动能力方面，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差异，因此根本原因可能还得从自然环境中寻找。
现代气象学对雪山雪线、古树年轮、沼泽沉积等气象证据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从12世纪开始，全球气温出现普遍的下降，并且一直持续到17世纪，形成了一个小冰期。这可能是解释人类历史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有人甚至试图把它和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变化联系起来，但是直到目前还不能提出比较完满的理论。
姑且不论全球气温的宏观趋势到底如何，仅从中国史料的具体记载看，宋代天气转寒也是比较明确的。在唐代的长安和洛阳，栽种梅花十分普遍，但是到了宋代，就只有在江南才能看到梅花了，北方则只剩下更加耐寒的杏花。苏轼有诗咏杏：“关中幸无梅，汝强充鼎和。”王安石则咏梅：“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这些诗句说的都是这个现象。
公元1111年，史籍记载太湖全部结冰，冰面结实得可以行车。公元1153年，金朝使臣出使杭州，记录了苏杭一带的运河在冬天冰封。公元1170年，南宋诗人范成大出使金朝，发现重阳节（阴历9月9日，当年阳历10月20日）的北京已是满山皆雪，还对景赋诗：“苦寒不似东篱下，雪满西山把菊看。”苏杭河道冰封，北京重阳节下雪，在今天都算是极寒的现象，但是从这三则记录的文字来看，当事人并不认为这是异常现象。
福建的地方志提供了连续1000多年的农业记录，其中当地荔枝全部死亡的事件在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一次是1110年，一次是1178年，都在宋代。同期，浙江的地方志中，寒流袭击导致柑橘大面积死亡的记载，也异常频繁地出现。
除了上述具体小范围的个例，气候变化还在更加广阔的地理范围内发挥影响。在唐代，最强大的北方势力是渤海国，其首都在今天的黑龙江宁安市。后来与宋朝南北对峙的辽朝，其首都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纬度已较宁安市偏南不少。灭亡辽朝并取而代之的金朝定都在北京，位置更加偏南。灭亡北宋之后，金朝还进一步向南迁都到河南开封。而宋朝的人口重心，则在北宋初年就已经主动转移到长江以南。毫无疑问，有一股超越行政边界的力量，催促着欧亚大陆东端的人口分布持续地向南倾斜。
历史像是特意要证明其必然性，让擅长游牧的契丹和擅长渔猎的女真先后进占华北。这两个少数民族的后续反应是相似的，他们都规划了繁华的城市，为官员营造官邸，为商人建立市场，为僧侣兴修寺庙，为学者创办学堂，为艺术家提供表演舞台。而在这些人的身边，又围绕着数倍于他们的家仆和城市服务业者。
一言以蔽之，进入华北之后，辽、金两朝不参与食品生产的人口急剧膨胀。至于长江以北的粮食生产，虽然丰歉有常，但是总体上恐怕不会比北宋治下的华北更好。从此之后，华北困局便不再只是北宋的困局了……
辽、金两朝先后与宋朝对峙，在社会上层建筑方面多少会有一些攀比。比如辽朝皇帝要求宋朝称其为“辽天子”，金朝的皇宫布局也“全依汉制”。可是宋朝能够在华北铺开皇家排场，是因为有强大的江南经济作为后盾，而辽、金两朝的华北都市，则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头重脚轻、不能自持的困难境地。
华北平原上繁华的城市生活就像吸引飞蛾的篝火，辽、金两朝先后为它而来，又相继因它而死。所以作为第三个上场与宋朝争夺华北的少数民族，蒙古人对城市生活采取了一种非常谨慎甚至是抗拒的态度。
在蒙古崛起的前20多年，蒙古人虽然反复劫掠金朝，但是一直没有试图在华北建立稳定的政权。在蒙古西征，征服了整个中亚之后，成吉思汗甚至认真地考虑过要将华北的全部人口屠杀殆尽，以便将其化为草原，所幸被他身边的智囊劝阻。
成吉思汗刻意保持其帝国的野蛮原始，在他的治下，蒙古帝国甚至没有一个固定的首都。直到他的儿子窝阔台登基，才在蒙古高原的深处设立了一个主要由蒙古包组成的城市——哈拉和林。
受限于简陋的环境，这位大汗虽然统治着半个世界，但是他本人的享受仅限于海量的金银器、丝绸和美酒。就像所有的暴发户一样，由于缺乏对“质”的品位，第一、二代蒙古统治者只能在“量”上放纵。成吉思汗的4个儿子，有3个死于酗酒，察合台和窝阔台两位大汗都在其中。
作为成吉思汗最优秀的孙子，忽必烈成长于蒙古崛起之后。这使得他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具备较高的个人修养。他不仅精通政治和军事，更有与历代圣贤帝王比肩的雄心。所以，他需要一个无与伦比的城市来作为帝国的首都。
不过，他并不心急。在元大都（今北京）开建之前，筹备和规划工作早已进行了几十年。其规划的核心正是中南海、积水潭、通惠河水系。因为元朝本无水运，所以这一水系的唯一用处便是将来对接江南的漕运。
公元1267年，元朝全面进攻南宋。同年，元大都开始建设。忽必烈显然深知：华北的城市生活必须建立在江南的经济基础之上。在这件事情上，他既要摆脱祖父辈的野蛮，又想避免重蹈辽、金两朝的覆辙。
忽必烈的顶层设计固然气象恢宏，不过江南的支援并不是帝国安定的绝对保证。他身后的几代元朝皇帝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令富饶的江南也不堪重负。再加上政治昏暗、内战不断，元朝只存续了97年便退出中原。无论是宋、辽、金，还是元，哪朝占有华北似乎都难逃迅速灭亡的厄运。
如此说来，华北困局就无解了吗？也不尽然。欲解此局，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
首先，华北必须与江南同属一个政体，从而获得后者的经济支援。像辽、金那样单独割据华北注定是不能长久的。
其次，华北平原无险可守，为避免重蹈北宋之覆辙，国境线必须逼近东北和蒙古，即太行山至山海关一线。换句话说，需要天子守边。北京一破，后面就是一马平川。
最后，以元为鉴，与民休息。严格控制中央政府的规模，压缩财政开支，即使有重大项目或工程，也应该尽量在江南进行。
后来的历史证明，华北困局的三个约束正是有明一代三百年的最高治国准则。直到清朝中期以后，随着气候回暖和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华北平原才逐渐恢复了人口自持乃至增长的能力。困扰了宋、辽、金、元、明近千年的华北困局，这才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