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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
《诗经·小雅》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意思是全天下的土地都是属于周王的。周王一个人管不过来那么多土地，于是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们也管不过来，于是再分封给贵族。贵族获得的土地称为封地，又叫食邑、田邑，从历史记载看，它们是按亩计量的耕地。那么问题来了，那些耕地以外的土地归谁所有？
这是一笔糊涂账。理论上，既然没有分掉，那就还是周王的。但是那些山川海岸远离都城，周王鞭长莫及，所以它们事实上处于无主状态。不过好在上古时代人们的主要需求还是吃饱肚子，眼睛就盯着耕地，对山珍海味兴趣不大，所以这笔糊涂账也没什么大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掌握了开发山海的技术手段。山上有铁，可以熔炼；海里有盐，可以煮晒。这样一来，山海的价值需要重估，它的所有权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了。
周朝的铁矿很分散，盐场则很集中，主要分布在当时的齐国境内。所以很自然，山海所有权的问题在齐国最为突出。齐国的管仲，成了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官山海”的人。所谓“官山海”，就是把原本无主的山海收归国有，变成官营。这是一个制度上的顶层设计，并且由此引导出一系列衍生结果。比如说，海洋的所有权明晰之后，海盐的生产就不能随便进行了。海边的农民晒出盐来之后，必须以指定价格卖给官府，再由官府批发各地。
晒盐是个体力活儿，没多大技术含量，也不存在明显的规模效应，所以官营之后，生产效率不见得有什么变化。但是齐国掌握了周朝主要的食盐资源，统一的官营可以带来垄断效应，出口议价能力肯定是增强了。同样的东西、同样的成本，但是可以卖得更贵。事实证明，“官山海”政策实行之后，齐国很快就商业兴隆、日进斗金。
某些不求甚解的人，看到这里便以为管仲成功了。历史可没那么简单。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说清楚，那就是：赚钱有什么用？
钱有什么用，这在市场经济、和平年代根本不算个问题。但要是碰上饥荒战乱，钱还真就没什么用，只有粮食和武器才有用。而管仲所处的先秦时代，饥荒和战乱几乎连绵不绝。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这些先秦典故，光想一想，就足以让人不寒而栗，所以那绝对不是一个“钱很有用”的时代。
根据《管子》记载，管仲赚钱的第一个用途是打经济战。齐国的邻国鲁国擅长生产一种叫作“绨”的纺织品。管仲先在本国推广“绨”，流行后又禁止本国民众生产“绨”。于是，对“绨”的强劲需求如潮水般涌向鲁国。这还不算，管仲又向鲁国商人喊话，有意渲染紧张气氛，鼓动他们产“绨”。于是大量鲁国民众放弃务农，投身于织“绨”行业。
一年之后，鲁国粮价暴涨。这时管仲突然停止所有的“绨”进口，鲁国经济顿时崩溃，鲁国的国君也不得不亲自跑到齐国去献礼示好。制服鲁国之后，管仲又用同样的手段收服了莒国和莱国。借此威势，齐国的国君齐桓公才能够约会诸侯，当上了春秋霸主。管仲纯粹运用经济手段，不费一兵一卒，就使齐国实现了霸主地位。其背后的逻辑就是以金钱引诱，令敌人轻视、放弃农业，最后不战而败。关键点，其实还是粮食。
管仲赚钱的第二个用途就是奢侈享乐。管仲鼓动消费，铺张人工，提倡厚葬，甚至相传他还是色情业的祖师爷。在他任内，齐国从上到下极尽欢娱享乐之能事。齐桓公自诩有三好：好吃、好田、好色。《战国策》描写齐国都城民众“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在经济战中，管仲善于用金钱腐蚀敌人，诱使他们舍本逐末，而让他自己来抗拒金钱的诱惑，看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我们知道，先秦生产力低下，牛耕、铁犁均未普及，育种和栽培的技术也不成熟。农民就算全力耕作，也未必能养活全家老小。在这种情况下，齐国经济能否支持工商业乃至服务业的高度发展？
假设农民一家4人，全力耕作，所得收成可以供养5人，那么4个农户才可以供给1个非农户。全国至少要有80%的人口务农，一旦低于这个比例，就要饿死人，这还是在不考虑任何奢侈消费的情况下。所以生产力约束是死的，你选择了“逐末”，就必然会“舍本”。这是时代条件所决定的，管仲就算是天纵奇才，也不可能绕过去。
果不其然，管仲的顶层设计惹火烧身，齐国的霸业一世而终。齐桓公死后，国家陷入混乱，诸子争权，相互攻伐。齐桓公死后67天无人收尸，凄惨无比。此时距他称霸诸侯，前后还不到40年时间。
管仲为后世的顶层设计者们留下了一条经验：社会上的事务大多是短期、微观、近似于匀质的，市场机制处理此类事务的效率最高；但是也有某些事务是长期、宏观、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比如说一个国家的粮食生产，处理此类事务则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机制。
对小国寡民来说，他们面对的主要是前一类事务，较少遭遇后一类事务，因此在他们的文明中也没有进化出相应的处理工具。而中国则由于其历史和规模，天然需要处理更多后一类事务，中华文明因此进化出了文官制度作为市场机制的补充。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现代经济制度中的四大发明》中已经有所讨论。
如今人类世界正处于百年变局的前夕，中华文明是否能够做出某些独特贡献呢？笔者对此抱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