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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铜钱
我们研究中国古代货币制度有一个特殊的优势，那就是考古证据特别丰富。自秦代的半两钱以后，历代铸币的存世量都很大。在许多文物交易网站上，一枚古代铜钱大概也就卖一杯奶茶的价格。
如果把历代铜钱排列展示，我们一眼就能发现其中的奥秘。从西汉五铢钱到唐代开元通宝，再到宋代太平通宝、明代永乐通宝，一直到清朝末年的光绪通宝，它们的形状规格都很相似，重量更是不约而同地保持在4克左右。换句话说，虽然2000多年来，中华大地上出现过不可胜数的钱币种类，但是其标准规格却一脉相承。
遗址考古更加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宋代、元代的墓葬中，经常同时出土唐代铜钱和宋代铜钱。在明清两代的墓葬中，汉、唐、宋的铜钱与明、清铜钱也是混合窖藏的，可见古人并不认为历代铜钱之间有什么区别。日本的考古成果也证明，古代日本人在进口、使用和窖藏中国铜钱时，并不区分其铸造朝代。
现代社会如果发生货币更替，通常会将旧币全部作废，换发新币取而代之。比如人民币取代民国法币，俄罗斯卢布取代苏联卢布，欧元取代德国马克，都是这样。反观古代社会，铜钱的铸造成本很高，收缴、运输也不容易，而且统治王朝几经兴替，货币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来自金属材质自身，所以全部更换的优势很小，而成本很大，因此中国古代允许历代货币混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上述逻辑引申开来，只要是金属铸币体系，那么保持历代货币混用都应该是更有效率的。但是中国古代铜钱的标准在2000多年间保持基本不变，这在世界经济史范围内仍然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我们或许可以用“路径依赖”来解释这种反差。历代混用本质上是一种跟随策略，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初始状态。比如五铢钱，仅西汉一代就铸造了280亿枚，数量足够巨大，而且工艺优化、标准统一。这就是一个有效的初始状态，后续朝代只要跟随五铢钱的标准即可。其他如地中海、南亚等地区，因为不存在一个普遍可供跟随的初始状态，那么历代混用也就无从谈起了。
西汉五铢钱确立了中国历代铜钱的统一标准：外圆内方，直径2.4厘米左右，重约4克，我们称之为“标准钱”。可是除了上述主流标准，中国历史上还出现过许多“大钱”和“小钱”。它们又是怎么回事呢？
请注意，标准钱、大钱和小钱这三个概念是古代货币制度的核心，也是寻找我们问题答案的关键。
我们知道，汉武帝首创五铢钱。然而同样是他在位期间，还出现了“白金”和“赤侧”等大钱。白金钱分为三档，号称“白金三品”，分别可当五铢钱300文、500文和3000文。赤侧钱则一枚可当五铢钱5文。上述大钱是为了填充财政赤字而发行的，其兑换价值由官府单方面指定，完全脱离其金属价值。过去人们通常认为，汉武帝此举增加了货币供应量，推动了通货膨胀。
狭义地说，上述判断并没有错。发行大钱确实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但是它背后的原理与现代中央银行发行高能货币完全不同，反而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发行国债。因为现代中央银行发行的高能货币一旦问世，便与所有存量货币混同起来，无法分离，相当于立即、均匀地剥削了所有存量货币的持有者，但是古代的大钱并不能实现这样的效果。
这些大钱必须明确标明其面值，比如以1当5、以1当10之类的。根据历代公认的铜钱标准，市场会自动地识别这些大钱，并不会与存量铜钱混同起来。因此即使有损失，也不过是这些大钱的持有者遭受了损失。而且如果官府允许这些大钱用来交税，则大钱的持有者也未必会有损失。假如官府最后通过税收回笼了这些大钱，那么经济体中的货币供应量就会恢复原样，通胀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样看来，发行大钱不过是政府把将来的税收提前支取了而已。如此理解，是不是跟无息国债差不多呢？
官府甚至用不着真的回笼全部大钱，只要给予市场信心，令市场相信官府有能力回笼，便足以维护大钱的价值了。对于这个原理，汉武帝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他规定“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也就是说，官府税收不仅接受赤侧钱，而且只收赤侧钱，这样就把“大钱”的货币信用给立起来了。
当然，这种“大钱国债”也有违约的案例。比如唐肃宗就曾发行乾元重宝钱，本来说好以1当10，后来竟然一纸公文就改为以1当1，持有者几乎血本无归。不过历史上更加常见的情况是，大钱发行方政权倒台，它的“国债”自然也就随之违约了。
通常来说，金属铸币的货币价格不会大幅偏离其金属价值。因为如果货币价格太高，就会引发盗铸，即市场自发采铜铸币；如果货币价值太低，则会引发私销，即市场自发销币取铜。
大钱的货币价值远高于金属价值，自然会引发盗铸。这种性质的盗铸，与今天的印刷假钞并无不同，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一类盗铸”。官府是此种盗铸的最大受害者，当然会予以严厉打击，仅汉武帝时期就有“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然而利益所在，仅靠严刑峻法是无法禁绝的。现代社会尚且会有伪钞案，更何况古代？此外，还有两个技术因素使得这个问题更加棘手：一是古代社会的铸造工艺不精，官铸与盗铸在品相上拉不开差距；二是古代社会信息传播效率较低，识别假币所需的知识难以普及。最终，官、私双方博弈的结果是，官府尽量少铸大钱，民间也就无从盗铸了。
除了大钱，官府也会发行小钱，也就是含铜量不足的劣钱，其目的同样是填充财政赤字。不过，其金融后果却与大钱截然不同。
因为标准钱的面值每枚1文，大钱的面值每枚N文，两者不可能混同。如果混同了，那么大钱也就不是大钱了。然而小钱的面值也是每枚1文，其铸造目的就是要与历代发行的标准钱混同，以次充好，因此天然地带有欺骗性质。更为恶劣的是，有时官府还会在收税时进行拣选，只收标准钱，拒绝接受自己发行的小钱。这样就破坏了市场的自净能力，将损失强加于小钱持有者。
由于不受市场欢迎，所以这种官铸小钱必须依赖官府的强制力才能进入市场。那么，市场对此的反应又是什么呢？《宋书》记载得很清楚：“（南朝）所铸钱形式薄小，轮郭不成就，于是民间盗铸者云起”；“铸二铢钱，形式转细，官钱每出，民间即模效之”。
从“于是”“每……，即……”等文字可以得见，古人非常清楚其中的因果关系。官铸小钱在前面用强制力开路，盗铸小钱紧随其后，鱼肉百姓。从性质上说，这种盗铸属于为虎作伥。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二类盗铸”。因为官府不会专门回收小钱，所以它盗的主要不是官府，而是百姓。
为了垄断小钱的发行权，官府当然也会打击“第二类盗铸”。不过，无论是官铸小钱还是盗铸小钱，都要受到技术因素的制约。在古代条件下，作为一种稳定的标准，铸币不可能做得太小，否则便无法通过铭文、花边、成色等因素鉴别真伪。从考古证据上看，能够保持品相、不影响使用的小钱，其重量至少要在3克以上，与4克左右的主流标准相去不远。
4克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现在的人民币5角硬币，铜质金黄色，单枚重量是3.8克。古代条件下，要铸造重量明显小于4克的小钱，还要做得堪用，可想而知得多么困难。
如果放弃标准的稳定性，那么官、私小钱就会进入竞争性贬值的恶性循环，越铸越小，越铸越滥。比如南北朝时期的鹅眼钱，因其小如鹅眼而得名，史料称其“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小钱铸到这种程度，等待它的唯一下场就是自我毁灭、退出市场。
我们这里介绍了与大钱相关的第一类盗铸，以及与小钱相关的第二类盗铸。除此二者之外，还有第三类盗铸，由于其性质特殊，我们留到下一节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