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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本位
在现代金融体系中，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制定。各国的中央银行都是根据法定目标来执行政策的，比如，美联储的政策目标有两条——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而欧洲央行只有一个政策目标，那就是稳定物价；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目标以前有四条——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后来改成有侧重的一句话——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总的来看，稳定物价是各国央行共有的一条核心职责。所谓稳定，就是既不要大幅通胀，也不要大幅通缩，过犹不及。
在中国历史上，乱世通胀，盛世通缩，这似乎是一个规律。比如贞观之治时，“斗米四五钱”，而在战乱时则常见“斗米千钱”的记载。既然古代以通缩为盛世，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央行还要避免大幅通缩呢？
首先，如果真的“斗米四五钱”，那么第一个叫苦的就是农民。因为粮食销售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叶圣陶的名篇《多收了三五斗》，就生动地描绘了谷贱伤农的现象。
其次，比农民更苦的是有净负债的人。在通缩环境下，物价普遍下跌，不仅大米卖不上价，其他东西也变便宜了。从以物易物的角度看，损失还算有限，然而欠款和税收是以名义值计算的，如果物价下跌一半，那就相当于偿还债务的难度凭空翻了一倍。本来2斗米可以还上的债务，现在得4斗米才能还上，所以大幅通缩往往导致债务危机。这在中国史书上也有记载，被称为“铜荒”。关于铜荒现象的由来，我们将在后文《货币古今谈》中提出一个原创性的解释。
最后，古代社会的经济结构简单，当币值不稳定的时候，比较容易脱媒。而在经济活动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脱媒的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所谓脱媒，就是不再使用货币，一方面，可以在交易中采用以物易物的形式，以米、布计值；另一方面，尽量组成混合产权的大集体，比如大家族、大庄园，在大集体内部实行互助，这样就不必借助货币进行交易了。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坞堡经济就是脱媒现象的典型。
工业革命以来的300多年，是全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大盛世，物产极大丰富，假如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那简直可以通缩到无法想象的地步。幸好，这期间发生了两件提高货币供应量的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贵金属存量激增。在欧亚大陆，易于开采的金银矿在几千年间已开采殆尽。地理大发现之后，秘鲁和日本的银矿，南非、澳大利亚和美国西部的金矿，先后投入开采，使得人类社会的贵金属存量猛增数倍。
第二件大事是现代银行体系的创立。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非常羡慕地介绍了荷兰储金银行的运行机制。在《印度的货币与金融》一书中，凯恩斯则向印度当局竭力鼓吹英国的银行体系。这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将“节约贵金属”当作现代银行体系的核心优点。
什么叫“节约贵金属”呢？就是在保持信誉的前提下，利用有限的贵金属储备，去发行尽量多的货币。说得专业一点，就是提高货币乘数；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在不搞砸的前提下，用有限的锅盖去盖尽量多的锅。
尽管发生了这两件大事，但是整个19世纪的世界经济还是处于通缩之中。尤其是19世纪上半叶，通缩导致的债务危机相当严重。整个欧洲几乎走到了革命的边缘。本文开头提到的人民之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然而大自然的奥妙难以捉摸，就在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之后不久，南非和澳大利亚便先后发现了金矿，让这个问题又拖延了几十年。
然而依赖金矿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当时的银行都在拼命想办法提高货币乘数。当年的货币乘数，就是指贷款与黄金之间的比例。比如说，银行手里有100枚金币，却放出了价值500枚金币的贷款，那么货币乘数就是5。而一家银行要想扩大它的货币乘数，除了巧立名目、弄虚作假，最主要的办法还是做大资产规模。
比如说，同样是5倍的货币乘数。对小票号来说，它给5个客户各放了100枚金币的贷款。这些贷款平时就体现在客户的账本上，只是一组数字。假如有1个客户想要提取金币，它可以用手里的100枚金币去应付。可是只要有2个客户同时要求提现，它就拿不出来了。这就叫挤兑。
对中等规模的银行来说，它手里有1万枚金币，然后给500个客户各放了100枚金币，账目总计5万枚。这时候，同时有100个客户来提现它都可以应付。要有101个客户同时要求兑现，才会导致它违约。
以此类推，对有500万金币的大型财团来说，除非有超过100万个客户同时挤兑，否则就绝不可能违约。这在统计学上称为分散效应。当样本之间不相关时，样本量越大，统计方差就越小，出现极端情况的可能性就越小。
纵观整个19世纪，经济危机反复发作，每隔几年就要经历一次繁荣与萧条的循环。而在这个过程中，小型银行不断破产，大型财团愈发膨胀。当金融垄断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时，就在欧文·费雪所谓“永恒的高原”上，1929年大萧条发生了……
弗里德曼曾经架空历史地断言，当时只要美联储及时地强力干预，大萧条就有可能避免。但是不要忘记了，J.P.摩根曾经有一句名言：黄金是唯一的货币，其他的都只是信用。所以历史的真相是：当年的美联储根本没有足够的权威来扩张货币，如果他们一定要硬来，那也只会损伤美元自身的信用，逼迫人们抛弃美元，拥抱黄金。
从根本上避免通缩导致债务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斩断货币供应量与贵金属存量之间的联系。否则，一切提高货币乘数的方法都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
1931年，英国退出金本位。1933年，美国退出金本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西欧各国的货币均与美元挂钩，美元名义上与黄金挂钩，但是禁止自由兑换。
如此又拖延了几十年。美国经历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再加上日本、德国经济相继崛起，开始与美国竞争，终于在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从此以后，货币供应量的决定权从矿山和银行家那里，完全彻底地转移到了政府官员手中。从法理上说，中央银行有完全的自主权来设置本国货币的无风险利率，任何高于这个水平的收益，都必须用承担风险来换取，19世纪那种仅凭资本规模就可以坐收暴利的事情一去不复返了，至少在那些治理良好的国家是这样。
从时代发展的宏观视角看，货币供应量的决定权从大自然转移到了人类手中，这当然是一个进步，可喜可贺，值得肯定，但是也由此产生了新的问题。
比如说，人类怎样才能用好这个新获得的权力呢？货币政策应当服务于哪些目标？通过哪些具体手段？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分界线在哪里？
更加棘手的问题是，在人类内部，这个权力应当如何分配？美国虽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是它的人口数量还不到全人类的5%。我们姑且认为美联储会向全体美国人负责（尚且存疑），可是由谁来向另外70多亿人负责呢？美国前财政部长康纳利曾经有一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难题。
是啊，确实是个难题。不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问题就慢慢想办法把它解决掉呗。人类的历史不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