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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
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时间点相互比较呢？因为任何一个判断都有具体时间和空间的条件，无法保证为其后出现的新情况负责。《共产党宣言》预言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可是资本主义至今没有灭亡。那么我们就得看看，《共产党宣言》问世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古代社会，政府税收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对消费品征税，二是对土地征税。其中对消费品征税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在中国这样的大统一市场，主要采用政府专营或者拍卖特许权的方式，比如盐榷、酒榷、茶榷。在其他地方，比如欧洲，大多表现为对外国产品征税，也就是关税。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对消费品征税的结果都是商品价格提高，寓税于价。消费者在采购过程中不知不觉就交了税。按照管仲的说法，就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
对土地征税的办法有很多，中国有租庸调制、一条鞭法，欧洲有什一税，印度有柴明达尔制，等等。它们总的原则都是类似的，就是根据土地物产量的多少，政府征收其中一部分。
我们知道，生产过程被称为一次分配，财政收支被称为二次分配。二次分配做得好，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一次分配造成的问题。只要调节好“贫富差距”这个总阀门，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就很难发生了。那么怎样才能让富人承担更多的纳税义务呢？
一个思路是对奢侈品征收更高的税率。此类方法从古到今都采用过，但是力度有限。因为奢侈品的类别林林总总，有些富人喜欢这个，有些富人喜欢那个，这样你无论向哪个品种征税，都很难做到公平。更何况，如果奢侈品价格过高，那么富人也可以转而占有必需品，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这样岂不是更糟？
增加土地税收又如何呢？通常来说，能够拥有土地的人总不会是最底层的贫民。但是古代社会的土地税收都是非累进的，也就是说，1亩地交多少税，10亩地就交它的10倍。但是它们的运营成本绝非10倍的关系，大块土地的单位成本更低。这样一来，大地主和小地主的纳税压力就完全不一样了。增加土地税收往往导致小地主和自耕农破产，土地兼并的现象加剧。
能不能直接针对富人的财产规模征税呢？这个思路也是自古就有的。不过财产规模很难衡量，所以还是得用一个代理指标。比如，汉武帝“初算商车”，就是按照马车的数量征税；英国的炉灶税、窗户税就是根据房屋结构的复杂度来征税。因为越是豪华的房子，一般来说炉灶和窗户也更多。但是这些方法既不够公平，也很容易规避，所以还是不好用。
直到工业革命之后，事情才出现了转机。因为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渐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资产阶级和封建领主一样，都是生产的组织者。只不过封建领主的生产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其产品价值不好估算；而资产阶级生产的绝大部分商品，都是准备投放到市场上出售的，因此后者的收入很自然地能够用货币数字来精确表达。
除了估值问题，还有一个产权问题。封建领主的资产虽多，但是产权比较模糊。有些大家族拥有上百口人，却未必比五六个人的小家庭日子过得更舒服，更有承担税收的能力。正如《红楼梦》中王熙凤说的，大有大的难处。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就没有那么多历史包袱，产权归属可以精确清晰地归到个人名下。
既有账目数字，又有明确归属，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开征所得税了。从最初始的尝试开始，“累进制”就一直是所得税的核心特征。
1799年，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财政入不敷出。时任首相皮特决定开征所得税，共分4档税率，其中年收入60英镑以下的免征，年收入200英镑以上的征收10%。1802年，英法停战后，这项税收旋即废止。
1862年，南北战争期间，为了应付战争开支，美国国会首次通过所得税法，共分2档税率：年收入600美元以上的征收3%，年收入1000美元以上的征收5%。南北战争结束后，这项税收亦即废止。
时至19世纪后半叶，欧美国家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严重恶化，渐成心腹之患。有了战争期间的经历，当时的有识之士也都明白，开征所得税只是迟早的事。然而“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开征所得税的立法进程一直反反复复。
1857年，印度爆发民族大起义。英国不得不再次开征临时所得税。不过这一次的“临时”却拖延成了“永久”。1874年，所得税终于正式成为英国的常设税种。
美国这边的进度更慢。开征、诉讼、废止的循环闹了好几次。直到1909年，第16条美国宪法修正案通过，明确了国会拥有开征所得税的权力。然后又经过几年筹备，1913年所得税才正式成为美国的常设税种。
就其本意而言，所得税理应是一项富人税。20世纪初，英国人口中应缴所得税者不超过3%。但是通货膨胀悄悄地侵蚀了这个性质，因为任何法律中的税率分档都是用货币数字来表达的，比如500美元、1000英镑。但是1900年的1万美元跟2000年的1万美元，购买力有着天壤之别。
由于富人们拥有更多的逃税手段，所以实际上，今日各国的所得税都已经变成了一项针对中产阶级的税种。股神巴菲特就曾经公开表示，他的实际所得税税率比他的秘书还低。
累进制是税收制度的一大创新，也是所得税的核心价值所在。在所得税创设之初，美国的所得税最高税率超过70%，1950年代甚至一度高达90%，而最低税率是10%多一些。两端差距可达80个百分点。
不过制度设计是一回事，政策落实又是另一回事。人们发现，虽然法律里有90%这一档税率，但是几乎没有人会按这个税率来缴税。因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富人们拥有太多“合法”的避税手段了。
一方面实施阻力很大，另一方面贫富差距相比大萧条时期又已经大为缓和，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决定以退为进，干脆降低税率，让富人们也不用东躲西藏的，多少交一点算了。现在美国的所得税最高税率是30%多，最低是10%，两端差距只剩下20多个百分点了。
当然，历史的发展还在继续。进入21世纪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当今顶级富豪的资产，大都以上市公司股权的形式存在。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实时、精确地估算个人财富总额了。
从逻辑上讲，依据资产净额来征税，很可能比依据收入来征税更加合理。因为大多数富人是净值和收入都高，所以这部分人不必考虑。那么剩下两个人群就分别是高收入低净值和低收入高净值。前者的典型是“凤凰男”，后者的典型是“富二代”。两相比较，显然让“富二代”承担更多义务是更加有利于社会的。
2019年年初，美国民主党女议员沃伦提出一项“巨富税”议案。针对净资产500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征收每年2%的财产税；针对净资产10亿美元以上的家庭，征收每年3%的财产税。如果这一议案或者它的某种变形能够逐渐落实成真，那么无疑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我们不妨静观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