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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
1848年，欧洲爆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平民革命，史称“人民之春”。同年，《共产党宣言》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此前300多年的经济史入手，论证了工业革命与地理大发现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指出：正是商品和原材料市场的急剧扩大，才导致生产方式不得不发生相应的变化。
在《国富论》开篇，亚当·斯密介绍了一个案例。把钢丝弯成一枚别针，总共需要18道工序。如果让1个人完成这些工序，一天大概做不了20枚别针。但是如果适当分工，让专人负责某几道工序，那么集体的产量便可以达到平均每人每天4800枚。
现代读者看到这里，恐怕都会不由自主地赞叹分工对于效率的巨大提升。然而在中世纪的领主看来，这几个村夫肯定是疯了，为什么要去制造自己八辈子也用不完的别针呢？
是啊，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来消化这些别针，哪怕这些作坊再厉害些，也不过是徒增“过剩产能”罢了。于是逻辑的起点不得不回到航路的拓展，世界市场被整合为一个整体，大规模同质化生产变得有利可图，然后才出现了分工。
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仅仅关心“现在是什么样”，还要追问一句“以前为什么不是这样”。用这种方式思考问题，那么任何一个来自人类社会内部的答案，都会变成新的问题。比如说，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于新教伦理，那么新教伦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中世纪的基督教会愚昧了上千年，偏偏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就出现了宗教改革呢？
这种逻辑链条必须延伸到人类社会之外的历史发展观被称为“唯物史观”。许多人可能不理解，唯物史观这么抽象的概念，把它提出来能有什么意义呢？在笔者看来，意义很大。因为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历史，就决定了我们将会如何面对未来。
假如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只能追问到某个神、某个圣人、某种政治理念或者某种意识形态为止，那么只要将来不再出现新的神、新的圣人、新的政治理念或者新的意识形态，人类社会的形态就不再发展了，达到最高阶段了，达到完美状态了。这就是所谓“历史终结论”。
可是假如驱动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客观世界，那么显然历史就永远不可能终结。因为上至日月星辰、下至细胞原子核，再包括人口结构和科学技术等等，这些都是变动不居的客观存在。只要它们在变，人类社会的形态就不得不随之而变。
笔者相信，优秀的投资人都是唯物主义者。因为市场是微缩的世界，世界是放大的市场。在这里，没有神，没有圣，没有普世，没有教条，只有变化。
事实上，与马克思当年相比，今天人类的经济制度确实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本文从这些变化中梳理出四个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所得税、文官制度、专利和非金属本位。笔者称它们为现代经济制度中的“四大发明”。在今天看来，这些制度是如此天经地义、不可或缺，以至于人们几乎很难想象，当初没有它们的时候，经济是怎样运行的。
目前我们很可能正处于一个百年变局的前夕。放眼未来数十年，也许我们将目睹第五、第六大发明的问世，抑或是这四大发明自身还会有进一步的演化。无论如何，我们似乎都有必要花一些时间来回顾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