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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时代
19世纪以来，华尔街中以摩根为代表的贵族银行一直是美国金融业的主流。然而一战之后，许多面向公众的银行开始崛起。其中的代表是国民城市银行，也就是花旗银行的前身。
对股票和债券的发行方来说，如果他们希望通过融资活动与大机构和实权人物建立关系，那么贵族银行仍然是他们的不二选择。但是如果他们只需要资金，那么公众银行巨大的销售网络也许更适合他们。
从产品质量的角度看，贵族银行做的当然是品质最优、信用最好的项目。而那些最终违约的劣质项目，通常都出自公众银行之手。
然而宏观的格局变化，却发生在最优和最劣之间。大量资质平凡、可上可下的项目，原来在“贵族”银行那里，根本得不到融资的机会，现在它们通过公众银行的帮助，也可以当一回弄潮儿。
更重要的是，大量的投行人才像“种白菜”一样成长起来了。人们发现，投资银行家并不需要三头六臂。“贵族”们会做的事情，平民也能做。
20世纪20年代，国民城市银行承销了大量海外债券，尤其以南美政府债券为多。在历史学家看来，这是英国退出金本位之后，纽约取代伦敦，成为新一代的世界金融中心的标志。但在当年，国民城市银行却遭到了摩根银行的猛烈抨击，摩根银行指责它扰乱市场秩序，倾销劣质金融产品。
确如摩根银行所料，在后来的全球大萧条中，这些海外债券出现了大量违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摩根的强烈反应恰恰证明了国民城市银行的崛起。否则摩根按照它19世纪的贵族作风，应该是“笑而不语”，根本不屑于评论此类事件。
大萧条之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贵族”银行不得不与公众银行同舟共济，一起向政府低头乞援。
1933年罗斯福上台。他一边稳定局势，一边迅速制定了《1933年银行法》。对银行家来说，前者当然是萝卜，可后者却是大棒。
这部银行法确立了证券和银行业务分业经营的原则。那些以信托（托拉斯）形式垄断产业的做法，从此难以为继。人们本来以为，通过垄断，把小船连成大船，就可以抵御风浪。现在看来，连环战船要是翻了，危险更大。宁可十年一次小危机，不要百年一遇大萧条。
这部银行法还规定，银行向单一客户的放贷金额不得超过自身资本的10%。仅就字面而言，它是控制银行经营风险的一般条款。但是这种“一刀切”的硬性规定，直接抹杀了“贵族”银行与公众银行之间的区别。
原本“贵族”银行自诩水平高超，喜欢小资本办大事，只允许一小部分高级合伙人入股银行。毕竟“贵族”靠“人品”办事，只有市民才靠“资本”办事。现在10%的风控比例已经定死，如果“贵族”银行还想与巨型企业保持业务往来，就只能增资扩股。
在《1933年银行法》的双重打击之下，摩根银行先是分拆成J.P.摩根和摩根士丹利，分别经营银行和证券业务。然后J.P.摩根公司又被迫放弃合伙人制，转为公司制。1959年，J.P.摩根公司与纽约担保信托公司合并。
其实J.P.摩根公司最初考虑的合并对象是大通银行，由于当年大通银行已经先行与曼哈顿银行合并，因而未果。然而华尔街的历史渊源不绝如缕。2000年，J.P.摩根公司终于与大通曼哈顿银行合并，成立了摩根大通银行。
当年罗斯福对待“贵族”银行的手段如此强硬，得益于两个先决条件：一个是大萧条已经彻底击碎了原有秩序，因此不会有“大而不倒”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公众银行的崛起，它们积累了大量的人才和资本，足以填补“贵族”银行收缩形成的空白。
公众的参与也同样影响着二级市场。1914年美里尔公司成立，它是美林证券的前身。在20世纪20年代的投机风潮中，那些被“贵族”银行拒之门外的散户，不断涌向美里尔等新兴经纪公司，形成了一股新的势力。大崩盘发生前，美里尔公司还曾主动提示客户们退出市场，因此留下了良好的声誉。
在当年的正统观念看来，公众是无知的，让他们参与二级市场就等于放纵赌博。大崩盘和大萧条发生后，正应该是二级市场深刻反思、痛改前非的时候。可是罗斯福政府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既然公众是无知的，那么就应该对他们进行教育，让他们不再无知。
《1933年证券法》非但没有限制公众参与二级市场，反而将他们视为重要的投资者群体，给予特殊保护。该法案还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充分地向公众披露财务信息。全美第一套会计准则随之问世。
《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操纵股价、内幕交易等伤害公众利益的行为进行打击。同年，美国证交会成立。
《1940年投资顾问法》出台，公募基金行业从此诞生。
大萧条期间，美里尔公司与多家公司合并，重组为美林证券。上述一系列法令推出后，美林证券顺势而为，开始提供研究服务，帮助散户理解那些披露出来的财务信息，从什么叫市盈率、什么叫市净率讲起，在美国股市的百年投机史上，倡导散户进行基本面投资，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遭。
20世纪40年代，股市复苏，美林证券一跃成为全美第一大证券经纪公司，拥有客户数量超过50万。而在30年前，全美活跃投资者的总量还不到这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