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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与成本
市场中的价格并不是卖方凭空捏造或随意设定的数字。虽然你可以给自己的产品或服务设定任何价格，但是只有其他人愿意支付，价格才会成为经济事实。这并不取决于你选择了何种价格，而是取决于有多少消费者需要你的商品和服务，以及相同的商品和服务的其他生产者的售价如何。
即使你生产的东西对消费者来说值 100 美元，而且只以 80 美元的价格出售，但如果其他生产者以 70 美元的价格出售同样的商品，消费者仍然不会购买你的商品。虽然这看起来显而易见，但对有些人来说，它的含义却并不那么清晰。有些人会把高价格归咎于“贪婪”，其中隐含的意味就是卖方可以随意地制定价格，并以这个专断的价格出售商品。比如《亚利桑那共和报》（The Arizona Republic）的一条头版新闻指出：
贪婪驱使菲尼克斯市的房价和销售额在 2005 年创下了新纪录。今年，恐惧将继续推动房地产市场。
其中就暗示了越低的价格意味着越少的贪婪，而没有看到情势变更，卖方只有降低售价才能卖掉商品。情势变更的实情是，菲尼克斯市的待售房屋在卖出之前滞留在市场上的时间要比上一年平均多两周；另一个实情是房产开发商正“想方设法卖出手里的房屋，甚至不惜大打折扣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卖方不想跟以前一样在出售房屋时尽可能多地获益，换句话说，他们的“贪婪”并未更少。
限制商品定价的是市场竞争，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人性贪婪与否，而在于市场环境会导致什么事情发生。卖方的感觉——不管是否“贪婪”——对了解买方愿意支付多少价钱毫无帮助。
用价格配置资源
现在，我们需要更仔细地观察价格如何分配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这一过程。消费者想购买 A 产品而非 B 产品，这就是价格引导稀缺资源获得有效利用的最简单的例子。但是消费者不仅想要 A 和 B，还想要许多其他东西，而且其中有些东西在生产中需要相同的原料，在这种更普遍、更复杂的情形中，价格同样重要。举例来说，消费者不仅想要奶酪，还想要冰激凌和酸奶，以及其他奶制品。价格会怎样帮助经济体来决定每种产品应该分配多少牛奶呢？
在购买奶酪、冰激凌和酸奶的同时，消费者实际上也间接地购买了用于生产这些产品的牛奶。也就是说，销售这些产品获得的收入能够使生产者再次用来购买牛奶，用来继续生产各种产品。对奶酪的需求上升时，奶酪的生产者就会用额外收入购进之前用于生产冰激凌和酸奶的牛奶，以增加奶酪的产量，从而满足不断上升的需求。当奶酪生产者需要更多的牛奶时，增加的需求就会促使牛奶的价格上涨，包括冰激凌和酸奶的生产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将面对这种价格上涨。冰激凌和酸奶的生产者会提高价格以弥补牛奶成本的提高，这时消费者就可能会因为高价格而减少对这两种奶制品的购买。
每一个生产者如何知道要购买多少牛奶？很明显，要弥补牛奶上涨的成本，他们只能用价格上涨后的奶制品带来的收入购买相应的牛奶量。如果冰激凌的消费者没有像酸奶的消费者一样，因为价格上涨而减少购买冰激凌，那么奶酪生产中增加的牛奶投入，将很少来自于冰激凌产量下降多余出来的牛奶，而更多地来自于酸奶产量下降多余出来的牛奶。
作为一种一般性原则，这意味着：对于某种原料，某个生产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成为其他生产者必须接受的价格。不论我们谈论的是用于生产奶酪、冰激凌和酸奶的牛奶，还是用于制造棒球棒、家具和纸张的木材，都适用这一原则。如果纸张的需求量翻了一番，意味着用于生产纸张的木浆，其需求也将增长，而木浆的需求增加将带动木材价格上涨，反过来意味着棒球棒和家具的价格也会上涨，以弥补原料木材的高成本。
这种影响远不止于此。随着牛奶价格的上涨，牛奶厂于是有了动力生产更多的牛奶，这就意味着要买更多的奶牛，继而意味着更多的奶牛可以长大成熟，而不是作为牛犊被宰杀取肉。然而，影响远没有结束。随着被屠宰的奶牛变少，牛皮也越来越少，于是棒球手套的价格就会因为供求关系而上涨。就像一颗石子落入水中，涟漪布满池塘一样，这种影响会蔓延至整个经济。
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来协调这一切，主要是因为没有人有能力来全方位地追踪这些影响。多个国家的实例已经证明，这个任务并非中央计划者能力所及。
边际替代
由于稀缺资源具有多种用途，某个公司或个人对某种用途赋予的价值也就确定了其他人想把资源用于别的用途的成本。从整体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当市场上存在价格竞争时，资源往往会流向最具价值的用途。这并不是说一种用途完全排除了其他的用途。相反，资源在各用途间的调整是渐进的。只有当牛奶的价值对冰激凌或酸奶的消费者而言，跟它对奶酪购买者来说一样时，人们才会用牛奶生产冰激凌和酸奶；也只有当木材的价值对棒球棒或家具厂商而言，跟它对纸张生产者来说一样时，人们才会用木材来生产棒球棒和家具。
现在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需求：不论是奶酪的消费者、冰激凌的消费者还是酸奶的消费者，都渴望拥有一定数量的产品（奶酪、冰激凌或酸奶），对额外数量的产品则不太急切，超出某一临界点后，他们就不再关心是否能得到更多了，甚至在得到满足之后，他们压根不想再消费这种产品。同样地，当更多的木浆被用于生产纸张、家具和棒球棒，生产者及消费者也会相应地做出渐进调整。总之，价格调节资源的使用，使用于某种用途的资源在价值上至少要等于在其他用途中的价值。这样，一个由价格调节的经济才不会出现奶酪泛滥到让人恶心，同时人们却买不到冰激凌和酸奶。
这种情形虽然很荒谬，但是在没有使用价格配置稀缺资源的经济体系中却经常发生。除了鼹鼠毛皮，还有很多商品因滞销而堆积在苏联的仓库里，与此同时，人们却在为其他的短缺商品而排队。① 有效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绝不只是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抽象概念，它决定着数百万人生活水准的高低。
就像海滨房产的例子一样，价格传递着一个潜在的事实：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任何一样东西的“成本”是将它用在其他用途上的价值。这种成本反映在市场上，就是某人为了获得相同份额的同一种稀缺资源或用这种稀缺资源制造产品愿意支付的价格，这个价格就成为其他人必须支付的成本。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制度或任何其他制度，不管哪种经济制度，任何一样东西的真正成本仍然是它在其他用途上的价值。修建一座桥梁的真实成本是用相同的人工和原料可以建造的其他产品。即使不牵涉金钱，就具体个人来说，这一点也适用，看电视连续剧或肥皂剧的成本是相同的时间用来做其他事情所产生的价值。
不同的经济体制
不同的经济体制在处理上面提到的这个潜在事实时，方式、效率都不尽相同，但是不管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如何，这个潜在的事实都独立存在。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比较一个由价格来指导人们分享稀缺资源的经济体制，和一个由国王、政治家或官僚发布命令说“谁可以得到多少某物”来决定资源分配的经济体制，在效率上有何不同了。
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几年里，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相对开放的时期，人们能够相对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想法，前面提到的两位苏联经济学家就写了一本书，非常坦率而客观地描述了国家经济体制是如何运作的，后来这本书被翻译成了英文。② 正如什梅廖夫和波波夫所指出，苏联的生产企业向政府提需求的时候，“总是要求超过其实际生产所需”的原料、装备和其他资源。据这两位经济学家描述，“他们占着能得到的一切资源，而不管实际需要多少，也不考虑节约原材料”。从苏联企业管理者的立场看，“毕竟，‘身居高位’的人无法确切知道真实需求”，因此存在“浪费”也情有可原。
这些被浪费的资源就包括工人。两位经济学家估计，“大部分企业有 5% 到 15% 的工人都是多余的，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以防万一’”。造成的结果就是，相较通过价格调节的经济体系，如日本、德国及其他的市场经济体系，在苏联的经济体系中生产既定的产量要使用更多的资源。什梅廖夫和波波夫引用官方的统计数据感叹道：
为了生产 1 吨铜，我们要消耗 1,000 度电，而在联邦德国只需 300 度。为了生产 1 吨水泥，我们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 2 倍。
苏联并不缺少资源，即使算不上最富饶，也仍然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它也不缺受过高等教育和良好培训的人才。它缺少的是有效利用自身资源的经济体系。
正如苏联经济学家指出的，苏联的企业不像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一样受财务约束，它们可以得到超过实际所需的机器，“这些机器要么在仓库里堆积灰尘，要么丟在户外生锈腐烂”。简而言之，苏联的企业没有动力去节约资源，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资源是稀缺的，而且有其他有价值的用途，并且其他用途的使用者也没有像在市场经济中那样和他们竞争资源。虽然这些浪费不会给单个苏联企业带来损失，却使苏联人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们生活标准远远低于他们的资源和技术所具有的生产能力。
要获得资源必须与其他用途的使用者竞争，在这样的经济中，经济学家描述的这种投入上的浪费当然就不可能持续下去。并且，在这样的经济中，企业只有保持成本低于销售收入，才能够生存下去。在价格调节的市场经济中，企业所需的投入量以精确评估自己的真正需要为基础，而不是以它的管理者说服高层政府官员允许他们拥有多少为依据。
这些高层政府官员不可能对他们控制之下的所有行业和产品都了如指掌，因此，中央计划部门的掌权人在某种程度上要依赖拥有特定行业和企业知识的人。这种权力与知识的分离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中央计划者可以怀疑企业管理者告诉他们的信息，但“怀疑”并不是知识。如果企业得不到资源，生产就难以为继，中央计划部门难辞其咎。最终结果就像苏联经济学家描述的：过度利用资源。苏联的经济体制和日本、德国的经济体制的差别，只是价格配置资源和依赖政府或官僚管制来配置资源这两种经济体制的差别之一。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其他政治制度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差别，即一些地方通过价格来配给商品、配置资源，而另一些地方则依赖世袭的统治者、民选官员及规划委员会。
20 世纪 60 年代，许多非洲殖民地获得了国家独立。加纳和邻国科特迪瓦两国的总统打过一个著名的赌：未来哪个国家会更繁荣。当时，加纳不仅比科特迪瓦富裕，还拥有更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就科特迪瓦总统个人而言，这个赌可能看起来有些鲁莽。然而，他知道加纳依靠政府来运作经济，而科特迪瓦则践行自由市场。到 1982 年，科特迪瓦已经在经济上大大超过了加纳：即使是最贫穷的 20% 的人口的实际人均收入，也要比加纳大多数人的收入高。
这无法归功于国家或人民的优越性。因为在随后的几年里，科特迪瓦政府最终经不起诱惑，控制了国家大部分经济，加纳却终于意识到自身的错误，并开始放松政府管制，于是两国的情况颠倒了过来。现在，加纳的经济开始增长，而科特迪瓦的经济却开始衰退。
对缅甸和泰国也可以做类似的比较，前者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之前有着更高的生活水平，后者则在放松管制之后有着更高的生活水平。印度、德国、中国、新西兰、韩国、斯里兰卡等国家，在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并更多地依靠价格来配置资源之后，经济都迅速好转。1960 年，印度和韩国的经济水平还不相上下，但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韩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印度的 10 倍。
1947 年获得独立后，印度仍然坚持由政府控制经济。不过，就像伦敦著名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描述的，20 世纪 90 年代，印度“抛弃了 40 年来的经济孤立和计划体制，自独立以来第一次解放了该国的企业家们”。随之而来的是让人眼前一亮的 6% 年增长率，印度也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大国之一”。相较 1950 年至 1990 年印度仅 2% 的平均年增长率，三倍于以往的发展速度带来的累积效应使得数百万印度人摆脱了贫困。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则开始得更早，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政府首先在一些特殊的经济部门和特定区域进行试验性放松管制，这导致了整体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同一国家内部也形成了惊人的经济反差。
早在 1978 年，只有不到 10% 的中国农产品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而不是交由政府分配。但是到 1990 年，80% 的农产品都直接在市场上出售。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城市居民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食物，并且农民的收入在几年时间之内就增加了 50% 以上。不同于此前严厉的政府管制及其带来的严重经济问题，中国政府在 1976 年放松对市场价格的管制，随之而来的是 1978 年到 1995 年间令人震惊的年均 9% 的经济增长率。
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经济学解释了这些事为什么会发生：正是价格的作用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是政治控制下的经济体很难实现的。当然，经济学不仅仅包括价格，但是了解价格的功能是理解经济学其余部分的基础。比起仅通过价格把数百万个由个人或组织做出的独立决策联系起来，一个进行了理性计划的经济听起来可能更为合理。然而苏联的经济学家在看到中央计划经济的真实结果后，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即“经济关系数不胜数，不可能把它们全部考虑进去还能合理协调”。
知识是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价格体系迫使那些最了解自己境遇的人，根据他们拥有的知识来购买商品和资源，而不是根据他们对价格委员会、立法机关或王公大臣的影响力来为商品和资源定价。不管知识分子多么重视语言表达，只要需要人们“付诸行动”，语言表达就不再是一个传递准确信息的有效方式。他们需要拿出最准确的信息，而不是听上去最合理的话。
在任何经济体制中人类都会犯错误，关键的问题是：哪种激励和约束会使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在价格调节的经济中，如果把某些资源用于其他地方会更有价值，那么目前使用这些资源的生产者就会发现，仅靠消费者愿意为产品支付的价格无法收回成本。毕竟，生产者要跟其他使用者竞争来购买这些资源，支付的价格也远远大于该资源对其他使用者的价值。如果最终该生产者将资源用于生产，却没有带来很高的价值，那他将遭受损失，并且除了停止生产需要投入这些资源的产品，别无选择。
对于盲目、固执、不想改变的生产者而言，持续的损失会让他们的生意破产，资源的浪费也将终止，重新为社会所用。这也解释了从经济角度看，为什么亏损与盈利同等重要，尽管亏损很不受企业的欢迎。
在价格调节的经济中，雇员必要获得薪酬，债权人也必要获得债款，他们不关心经理和所有者是否犯错。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不可能一直犯错下去，他们要么由于无法获得劳动力和资源供应而自动停止，要么由于破产而被迫停止。在封建经济或社会主义经济中，领导人可以持续无限地犯着同样的错误，后果则由其他人来承担，承受着由于稀缺资源的不当利用而造成的生活水平低下的结果。
由于生产者缺乏令人信服的价格信号，加上经济损失的威胁，苏联在资源利用上的低效率和浪费不断持续，直到每一次浪费都是够大、是够明显，以至于引起了那些忙于制定成千上万个其他决策的中央计划者的注意。
讽刺的是，被苏联奉为圭臬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 19 世纪就预见了依靠直接命令或政府法令任意制定的价格来管理经济所产生的问题。
恩格斯指出，价格波动“促使个体商品生产者去深入了解社会需要什么东西、需要多少以及不需要什么”。若没有这样一个机制，他不禁要问“怎样保证生产必要数量的产品而不至于过剩；怎样保证人们有足够的甜菜糖和杂醇油时，不会因为缺少玉米和肉而挨饿；怎样保证人们有大量的裤子纽扣时，不会因为缺少裤子而衣不蔽体”。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比他们身后的追随者更懂得经济学。也可能相较高层官员重在维持政府控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关心经济效率。
也有一些苏联经济学家，他们明白价格波动调节经济体制的作用。苏联解体前夕，前文提到的两位经济学家什梅廖夫和波波夫就指出：“在价格的世界里，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即使是某一要素的最微小改变，也会通过价格的链条传导给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事物。”这两位苏联经济学家因看到价格被禁止发挥资源配置作用而出现的后果，尤为注意价格的作用。但是，苏联的经济并不由经济学家掌管，而是政治领导人的领地。在斯大林时代，很多经济学家因说了领导人不中听的话而被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