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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的价格管制
政府很喜欢价格管制，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方式可以隐藏部分成 本——至少在相关法案被通过时一部分成本不为人所知。对于那些习惯短视思维的人——往往在选民中占绝大多数——而言，价格管制也同样具有吸引力。通过政府命令而非市场供需关系控制的低价将会刺激这类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同时又会导致生产数量减少。消费水平的上升和生产水平的降低会引致短缺，其影响既有数量上的，也有质量上的。
质量影响
由价格管制导致的短缺还只是冰山一角。伴随着价格管制导致的数量减少，质量通常也会下降，无论被管制的是食物、住房还是其他商品或服务。质量下降是因为价格管制降低了保证质量的动力。一般来说，厂商为防止消费者流失会一直巩固和维系产品或服务的质量。但是在价格管制情况下，需求将超过供给，市场出现短缺——生产者不再担心消费者流失，也就没有动力继续保证质量了。例如，若政府对房屋租金进行管制，就会有大量租户排队租住合适的公寓，对公寓的需求远比市场上可供租住的公寓数量要多，于是房主不用担心房屋空置，自然就会减少对房屋的粉刷和修葺。
医疗质量的下降远比其他商品或服务明显得多，也危险得多。医疗服务质量下降的表现之一就是医生为每个病人服务的时间减少，这一点已经在苏联得到有力的验证，因为该国当时采取的就是政府完全管制的医疗体系：
诊所需要接待社区内80%的病患，而通常每个内科医生每个小时需要接诊8位病人，也就是说，每个病人的门诊时间仅为7.5分钟。其他针对苏联的研究指出，因为当时可供填写或打印的病历表长期供不应求，也没有计算机使用，医生为每个病人填写病历就需要5分钟。
“高强度的工作使我们头昏脑涨”，莫斯科一家诊所创伤科满头银发的主管帕维尔说。（和其他接受本文采访的俄罗斯医生一样，他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十多个打着夹板或绑着绷带的病人坐在阴暗的医院走廊里，静静地等待叫号，然后让一台50年代旧式的荧光投射仪对自己进行检查。“同一个病人要几次（才能完成治疗），”这位医生继续说道，“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一次检查其实就能解决问题。”
尽管苏联的情况比较极端，但类似的医疗制度在其他国家也产生了相似的结果。在政府承担医疗费用的日本，每位病人的平均接诊时间明显比美国更短，病人去医院的次数更多。韩国照搬了日本的医疗制度，针对该国的一项研究发现“连药物注射都要被分为两次，病人需要去两次医院（才能完成治疗）”，而原因竟然是“医生可以收取两次就诊费和两次注射费”。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新的政府健康计划之后，电话咨询量显著下降，诊室就医量则明显增加，每个病人的就诊时间也减少了。换句话说，在医疗制度调整之后，以前医生和病人认为没必要去诊所的小问题，现在占用了更多的病人时间（路上）和医生时间（接诊），那些病情更严重的病人获得的诊疗时间也相应地减少了。
一般来说，如果医生按照每个病人的就诊次数来计酬，那么原来只需5次就诊就能治好的病，现在会变成10次甚至更多次时间更短的诊疗。政府领导人宣称价格管制手段获得了成功，因为每次就诊的成本都低于自由市场上的价格，但治疗总成本并没有降低，而是提高了。医疗管制使得不断攀升的医疗总成本远超预期，法国、英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概莫能外。由此导致的医疗成本失控会进一步压缩医生接诊时间以及病人留院时间。
英国由政府主导的医疗体系，其总成本无论是绝对数值还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都大幅提高。1960年，英国的国民保健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费用总额不到 GDP 的4%，2000年时已提高至 GDP 的7%。但英国的人均医生拥有量仅为德国的一半左右。而在德国，一半的医院床位都由私人经营，尽管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医疗质量的下降体现在许多方面。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登载的一篇文章曾写道：“其他富裕国家的病人都能以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在干净而非肮脏的病房内得到救治。”但显然英国没法做到，因低劣的医疗质量已经成为医疗服务隐形成本的一部分，它无法通过统计数字得以体现。《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s Monitor）刊登的一篇文章指责英国卫生保健委员会（Healthcare Commission）“亲手打造了一幅令人失望的图景，在人满为患的病房里，超负荷工作的护士甚至不去帮助病人上厕所”，文章还指出英国的卫生大臣“被迫在英国议会上公开向各界道歉，因为英格兰东南地区至少有90位患者在医院就诊时被感染而去世”。
英国政府经营的医疗护理体系是全世界历史最为悠久的政府主导型医疗体系，因此这种体系的短期效果早已过去，价格管制导致的质量问题已经出现。英国医疗体系中的官僚主义愈加严重，包括为医院职员提供各种职业保护，这种保护力度大到很难要求医护职员恰当地施治——而如果这些医护人员不好好工作，病人就会疼痛、感染或死亡。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曾报道，人们对英国的医疗状况怨声载道，原因在于：
过去那些遵循传统方式的护士长和“现代护士长”完全不一样，她们会严格管理每个护士、清洁工和服务员——因为她们深知病人需要她们的照顾，而她们也需要为服务负责。
过去的医护人员以军事化的方式管理维护病房秩序。而如今，这根本无法做到，因为护士们会觉得这种方式早已过时而且不再受到欢迎。结果必然是医护人员马虎地对待工作，遇事推脱搪塞、玩忽职守，导致很多病人感染。
另一份英国的报纸《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也对伦敦一家医院急诊室管理人员的工作进行了报道：
她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花在病人身上。
清洁和维护工作耗费了她大量的精力但却成效甚微。尽管总是在开会强调，但是她却无力支使急诊室清洁人员按照要求工作。如果有病人在候诊室呕吐，她不得不亲自打扫，因为清洁工人拒绝接触那些令人作呕的东西。
此外还存在其他一些比较常见的官僚弊端，包括不断增多的会议以及越来越多的文书工作，这些都会影响医护人员为病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患者无奈地等待，而医生和护士却在应付繁文缛节和例行公事。另一种官僚主义弊端就是浮夸无物的言辞。英国的首席医疗官在一次发言中指出，英国医院卫生状况恶劣的原因之一是“缺少洗手清洁剂”——其实就是说没有足够的肥皂和水。这种官僚式的行径不能只用不合理来形容了！外界指责官方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或没做任何事去解决它们，而医疗体系则通过烦冗的文书、会议、更多行政人员以及设立并指派专门的委员会和工作小组来应对和搪塞这些指责。尽管这些举措能够保护医疗行政人员的职业生涯，但是为之花费的时间和资源却会减少医护人员关注和护理病人的时间。
在政府对医疗体系的控制上，美国采取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不及很多其他国家。然而，医疗护理（medical care）并不等同于卫生保健（health care），尽管这两者经常被等同起来。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寿命缩短，包括凶杀、药物过量以及肥胖等——这些结果都是个人选择的产物，与医疗关系不大。对于上述健康问题，医生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而美国人的这些健康问题比西欧各国更为严重。
但如果在全球范围内对各国的医疗状况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美国的排名通常都比推行政府管控下的全民医保的国家更高，具体表现在美国病人在见基础保健医生、专科医生或者需要进行外科手术时，等待的时间较短，而且癌症患者的生存率更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一项研究发现澳大利亚2001年进行择期外科手术的病人中有23%都等待了4个月以上。在新西兰、加拿大和英国，需要等待4个月以上的病人比例分别为26%、27%和38%。而在美国，只有5%的病人需要等待这么长的时间。结论是：
做外科手术需要等待的国家，常常是那些推行公共健康保险、病人支付比例为零或是极低、实行手术管制的国家。公共健康保险和零支付打破了进行手术的财务壁垒。由于能完成的手术数量有限，医院无法满足所有病人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非价格配给——表现形式为等待手术所需的时间——会取代价格配给，成为平衡医疗服务供给和需求的一种手段。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提到的择期手术并不仅限于整容手术，还包括白内障手术、髋关节置换手术和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等。尽管 OECD 以4个月的手术等待期为基准指标来收集统计数据，2007年《英国医疗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刊登的一篇报告表明，英国有 3 592位病人为了结肠镜检查等待了6个月以上，55 376位病人为了完成听力学诊断等待了半年以上。根据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的网站，该省需要进行髋关节置换手术的病人中，有90%需要等待336天以上，而在英国则需要等待一年。从医疗技术的运用情况来看，OECD 在2007年的研究表明，英国每百万人口所拥有的计算机断层扫描器（CT scanner）为7.5台，加拿大为11.2台，而美国则高达32.2台。英国每百万人所拥有的磁共振成像（MRI）设备为5.4台，加拿大为5.5台，而美国为26.6台。
数量影响
政府对房价进行管制能鼓励很多人购买房屋，但如果房价完全由自由市场决定，购房者就需要支付房屋的实际价格，因而难以实现购房愿望。如果医疗成本被控制在低位——在一些国家甚至是免费的，健康出现小问题的人所占据的就诊时间，会比需要支付昂贵的药物和就诊费用时要多。法国就是一个例子：
法国有一句充满讽刺意味的谚语：每个健康的法国人其实都是急需就诊的病人。问题在于人们总会鼓励医生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包括扫描、验血、使用抗生素甚至是开假条，而医生担心病人不来会使收入下降。如果他们不愿为病人编造出细菌感染或抑郁症倾向并开出治疗药物，病人就会转向其他地方，直到找到愿意满足其需求的医生为止。
这种情况并非法国所特有，也不仅仅局限于医疗领域。只要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较低——尤以免费品为甚——就可能出现这种结果。加拿大的情况也一样，一个新闻报道指出：“因为医疗体系不限制需求，病人会要求尽可能多的医疗服务并推高总成本。”在英国，一个12岁的女孩接受了隆胸手术，费用却由国民保健制度支付。中国在政府包揽的医疗体系下，病人“在医务室开的各种药片要用袋子才能装下”。后来，中国逐步放弃了这种由政府完全包揽的医疗服务提供方式。
英国政府主导下的国民保健制度惠及的甚至不仅是英国人，由于在这里能获得免费治疗，其他国家的移民都蜂拥而至。这些移民不仅推高了英国的医疗成本，还引致了相应的生物学成本（biological costs），即将疾病传播到英国，影响本地居民的健康状况。
如果医疗费用全部由政府买单，无论医生还是病人都有动力广泛尝试各种治疗手段。很多疾病都能用不同的方式来治疗，而治疗成本由谁承担则决定了哪些治疗方法最常用以及最昂贵治疗方式是否会被经常使用。例如在2002年10月，FBI 对加利福尼亚雷丁的一位心脏科医生展开了调查，他被指控所做的心脏直视手术数量远比医学诊疗规范要求得多，因为这样可以从政府的支付中获得更高的收入。他的一位病人被告知需要进行三重心脏搭桥手术（triple bypass surgery），但这位病人到其他医生那里咨询得到的意见全部都是他不需要接受这种手术。
如果价格能够对稀缺资源发挥配置作用，那么成本收益权衡会使更加急迫的事情在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之前完成；但是如果成本由他人而不是决策者承担，这种权衡的效果就没有那么理想了。在医疗领域中，这会使不重要的事情受到注意，紧急的事情却被忽视了。如果是病人为其诊疗付费，这一机制就会建立更合理的优先顺序，骨折患者就更有可能先于轻微头疼的人得到救助。但是如果所有病人都可以得到免费治疗的话，有小病患的病人会占用医生更多的时间以及医疗资源，那些情况更糟糕的病人就不得不等待。
当价格不再合理时，就需要有其他的方法来配置资源，因为资源的稀缺性并不会因政府对价格进行管制或者免费提供商品和服务就消失。一种替代性方法就是排队。虽然很多实施价格管制的商品和服务都会导致等待，但医疗领域的排队问题尤为严峻。在2001年，英国有超过10 000个病人为了做手术等待了15个月以上。而2004年加拿大的一项研究表明该国眼科患者从预约上一位专科医生到最后真正得到治疗的平均等待时间约为15周，而整形外科则需要24周。这还不包括从全科医生转到专科医生需要的等待时间，而各省的等待时间也有长有短，从曼尼托巴省的7周到爱德华王子岛的12周。
病人等待治疗的代价非常高，这不仅包括在等待过程中本不必忍受的疼痛和虚弱，还包括在此期间可能出现的病情恶化。这种等待远非在医院接诊台花费的几个小时，而是长达数月的煎熬。有些一开始并不是很严重的病人可能在漫长的等待期内病情恶化，因无法获得治疗而不幸去世。在英国有一个著名的例子，一位患有癌症的妇女，其手术被一再推迟，最后不得不被取消，因为病情延误已导致癌细胞全面扩散。这些后果已经不能仅被轻描淡写为质量下降了。
当病人因疾病或残疾无法工作时，他们也将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而在比较各国的医疗成本时，统计数据一般不会考虑这点。如果一个美国病人在经初级保健医师诊断后需要等待三周进行手术，他支付的成本比一位加拿大进行同样治疗的病人要多2 000美元；在加拿大，完成诊断后需要等待15个星期才能进行手术。那么到底哪国病人的总成本更高，取决于加拿大周工资到底是高于还是低于167美元①，这显然低于两个国家的平均工资水平。这并不是说美国或加拿大患者会在手术之后立刻重返工作岗位，我们只是假设两国的病人术后需要休息时间一样长。
从表面看，美国的人均医疗成本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但这里所定义的成本并不包括因生病而损失的工资和在等待的过程中没有计入的其他成本——例如病痛、身体虚弱和不幸去世。只要把 A 选项中很多成本都排除掉，A 选项看起来就会比 B 选项更加实惠。
黑市
医疗价格管制的另一个后果就是黑市。在中国政府全面包揽医疗服务时，这种黑市一度非常猖獗：
与其排长队等待漫不经心的诊疗，中国人更习惯通过“走后门”来获得更好的治疗。比如通过朋友介绍医生，或者给医生和护士送礼或送红包。这种做法尽管不合法，但是却能确保病人获得更优质、更友好的治疗，而医院的中层管理人员往往能从为他人介绍医生的积习中获利。
一项研究发现，日本也存在类似的非法交易，在“东京的一些顶级医院中，病人给主治医生送价值高达1 000美元到3 000美元左右的‘礼物’的现象极为普遍”。官方的统计数据并没有计入这些非法的资金支出,更不用说草率诊断、压缩接诊时间以及长时间排队所造成的人力成本，这些成本更为重要。因此，仅以公开可见的成本和收益来看，对医疗价格进行管制可能只是政治上的成绩。多年以来，苏联一直自夸本国的医生数量和医院床位数世界第一——但同时却隐藏婴儿死亡率不断升高以及全国人口预期寿命下降的事实，而这些情况直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实施开放（glasnost）政策之后才大白于天下。
选择退出
在医疗价格管制的情况下，一些无法计入的人力成本还体现在那些选择退出的人身上，其中包括病人、医生和医疗组织。在政府控制医疗费用的国家，由于医院总是人满为患，一些病人只能选择离开公共医院，自费在本国或到其他国家寻求更好的医疗服务。加拿大的病人前往美国看病的情况很普遍；但是很少有美国病人到加拿大接受治疗。医生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选择退出，有的选择私人执业，尽管接诊那些加入政府医疗计划的病人并不合法。美国的一些健康维护组织选择退出，它们不再接收加入政府医疗计划的病人前来看病，因为政府提供的偿付额难以覆盖治疗费用。
还有医生会拒绝为病人接种疫苗，因为他们从政府或其他保险公司获得的偿付金额并不够用。而此举可能会对婴儿疫苗接种产生特定的影响，因为婴儿尤其需要接种各种疫苗，而疫苗对婴儿健康发挥作用的时间也比成年人更长。《纽约时报》登载的一篇文章写道：
如果将为美国儿童接种疫苗视作一场战役，儿科医生就是一线战士，但他们现在却开始反叛！
这些医生表示，新疫苗成本的不断攀升和疫苗种类的增加使他们越来越难以负担为病人接种的成本。他们纷纷抱怨保险公司不肯为此提供足够的偿付，所以每次注射都在亏本。
这种角力的后果就是一些儿科医生不肯为孩子提供最新以及最贵的疫苗。一些公共健康专家警告说，如情况恶化，全国免疫计划（immunization program）就有可能崩溃，使一些本可预防的疾病的发病率提高。
有时候，“选择退出”会发生得更早：当医生的收入水平降低，愿意进入医学院的学生数量就会减少。例如英国有超过1/3的医生并非在本国医学院里受训，他们来自很多国家，甚至包括一些第三世界国国家，那里的医疗培训水平可能达不到英国医学院的标准。
少付自然少得——不管少得的是质还是量——不一定是讨价还价得出的规律，但至少对医疗服务领域来说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