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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经济学
经济状况会影响移民决策以及接收国是否接受移民的决策。在帆船转变为蒸汽轮船的之前和之后，经济状况影响了欧洲移民的来源地和目的地。更重要的是，移民群体给所到之国带来了收益和成本，因此就产生了经济学中最为经典的利弊权衡问题。不同的移民群体给接受国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各不相同。例如在21世纪早期，来自亚洲的移民中约有45%具有大学学历，相比之下，墨西哥移民中只有4%的人读完了大学。
移民间的差异
有时，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不同移民群体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他们之间的不同特点会影响他们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接收他们的国家的成本收益平衡。19世纪时，来自苏格兰高地地区的移民群体同来自该国低地地区的移民有着不同的文化，而这些区别既影响了他们自己，也影响了接收他们的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其中最为直接的区别就是苏格兰低地地区的人说英语，而高地地区的人说苏格兰盖尔语（Gaelic）。区别远不仅于此。和世界很多生活在高地地区的人群——例如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北非的里夫山脉地区、巴尔干半岛的山脉地区——一样，苏格兰高地地区的情况验证了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理论，即山区的文化和经济状况一般都比不上平原地区。
英格兰的工业和商业发展逐步扩散到了苏格兰低地地区，但由此向高地地区传播的速度则较为缓慢，因为高地地区的交通成本阻碍了传播，而且当地人大多目不识丁，又缺乏专业工作技能，还不会说英语。来自苏格兰这两个地区的移民定居在美国后，各自聚居在不同的社区。苏格兰高地地区的移民保持自身独特性的时间更长，因为他们既无法与苏格兰低地地区的同胞交流，也无法同周围的美国社会沟通。在澳大利亚，来自苏格兰低地城市、工业和商业地区的移民聚居到了一起，他们通常成功而又受欢迎。那些在澳大利亚从事农业活动的低地苏格兰人在苏格兰时也具有农业背景，他们的农业生产标准在当时十分先进。
尽管在苏格兰高地地区存在着这样一种抱怨，即向外移民的都是本地工作人口中的精英，但在澳大利亚，人们则抱怨来自高地地区的移民是苏格兰移民中的渣滓。在当时，这些抱怨并非毫无道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去往澳大利亚的苏格兰移民中，来自高地地区的人口占比不断下降，到了最后，超过90%的苏格兰移民都来自低地地区。
分析移民问题与分析其他问题一样，必须把原因和责任区分清楚。没人能够选择自己是生于山区还是平原区、生于苏格兰还是其他国家，也没人能选择出生地的语言和文化习俗。这些因素会对一个人的生活前景产生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海外。这些难以回避的地理因素会限制或促进机会的产生。工业革命永远不可能发源于苏格兰的高地地区或巴尔干半岛的山区中，因为这些地方缺乏革命所需的原材料，高昂的交通成本也阻碍了原材料的向内运输。
扩展来看，试图将“移民”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设定统一的法律政策意义不大，因为不存在作为整体的移民。不管是过去的苏格兰人还是现在的拉美移民，即便被外行看作不可区分的群体，这些人群的不同部分也大有差异。美国的古巴移民和波多黎各移民，其经济发展历程差异很大，情况与过去苏格兰高地地区移民和低地地区移民一样。而且，人口迁移的进程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21世纪的移民问题根本无法按照一百年前或更早时候解决同样问题的方法来处理。
在20世纪中叶之前，大部分前往美国的移民都是穿越大西洋的欧洲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既没有手段也没有义务回到欧洲，因此他们注定会成为新的美国人。然而，到了21世纪，大部分前往美国的移民都来自亚洲或拉丁美洲。而拉丁美洲移民，尤其是墨西哥人，可以经常在故乡和美国之间往返，不必学习新的语言或文化。而如今的美国社会，不管是技术发展水平、福利政策还是社会对移民的态度都与百年前大不相同。现在这个福利国家甚至比欧洲更大、更慷慨。据《经济学人》报道：
在伦敦，招聘清洁工人的广告给出的工资水平是最低时薪的两倍，但鲜有当地辍学者或失业者问津。申请者多半来自乌克兰、哥伦比亚或者波兰。
各国曾一度区别对待获得批准的合法移民和未获批准的非法移民，甚至会给有些能为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移民提供补贴。因此，尽管巴西最早为葡萄牙移民所占领，却慢慢开始有意吸收来自伊比利亚半岛之外的移民。引人注目的是19世纪志愿开发大片荒地的德国移民，以及随后同样来开发荒地的日本移民。加拿大、阿根廷和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都曾为自己选择的移民提供补贴。在中世纪的东欧，定居东欧的移民多来自西欧，并以德国人为主。吸引这些人过来，是为了借助西方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其他优势帮助本地实现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对移民进行区别对待的做法招致了不满，这也可能是对纳粹强调种族所造成的悲剧的一种反弹。例如，澳大利亚废止了“白澳政策”，而美国在1965年通过的新移民法也废除了20世纪20年代时制定的移民限额制度。很多西欧国家也开始向大量非欧族裔人群——包括来自过去英、法殖民地的人口——敞开了移民的大门。对那些减少限制接收移民的国家来说，这些新移民政策既带来了新的收益，也带来了新的成本。
收入差距
针对19世纪的大批欧洲移民以及20世纪、21世纪亚洲和拉美移民的诸多研究发现，移民输出地和目的地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决定移民的去向以及迁移规模的重要因素。例如，在欧洲人口大举外迁时，来自不列颠群岛的移民倾向于选择在比联合王国工资高出69%的国家定居。数百万劳工从欧洲转移到了西半球，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地的工资水平发生了变化：欧洲的劳动力减少而西半球的劳动力增加，于是欧洲的工资提高，而西半球国家的工资增速得到了抑制。针对这一时期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9世纪末，各国的人均实际收入和实际工资最后渐渐趋同。”
由移民导致的工资趋同反过来又导致了移民的减少。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先渡过爱尔兰海来到英格兰，再穿越大西洋辗转来到加拿大和美国，甚至远赴澳大利亚。于是，这些国家之间的工资差异减少，同时，爱尔兰的工资水平因大量移民而大幅提高。根据经济学原理，劳动力供给相对土地和资本有所下降，不仅会导致劳动报酬的提高，还会使爱尔兰国民收入中用于支付劳动报酬的比重提高，而用于支付土地租金和资本报酬的比重降低，其结果就是移居海外的爱尔兰人总数减少。
情况更加复杂的意大利模式还反映了移民决策的其他经济因素。尽管19世纪意大利与多个移民目的地之间的工资差异不断减小，但向外移民的数量仍在持续增加。收入差距是移民的动力之一，而移民成本却是一个阻碍，尤其是对那些想要移民的穷人来说。随着劳动力的大量流出，意大利的收入水平开始提高，较贫困的人群也有经济能力负担向外移民的成本，于是意大利的移民潮一直经久不衰。事实上，来自较贫穷的南部地区的移民所占比重有所提升，这恰恰证实了上述观点。
人口大规模外流——移民人口通常是劳动力参与率很高的年轻人，他们的离开会给劳动供给造成巨大冲击——国内工资水平提高的情况不止局限于爱尔兰和意大利。瑞典的工资涨幅很大，原因是劳动力外流而资本涌入。1870年一项针对西欧整体的统计显示“旧大陆（东半球）和新大陆（西半球）之间的实际工资差距在25年间（到1895年）降低了36%，在43年间（到1913年）降低了49%”。而现在，最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和19世纪意大利类似的情况：经济条件的改善会让最贫穷的人负担得起移民的成本。
移民接收国的经济收益
总的来说，移民自己和接收他们的国家都需要面临各种收益和成本。这些收益和成本会因移民群体、国家和历史阶段的变化而改变。
有些移民可以在所到之地创立全新的产业。例如，在17世纪胡格诺派教徒因宗教压迫从法国逃往英国之前，英国根本没有钟表制造业。这些人将他们制造钟表的技能一并带到伦敦，帮助英国成为世界领先的钟表制造中心之一。接收了大量胡格诺派逃亡者的瑞士亦是如此。实际上，在殖民地时期的马来西亚，所有的现代工业、商业和金融部门都是由移民建立起来的：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移民为橡胶园和锡矿提供了大多数劳动力，并开设了很多小型零售和借贷公司；而其他需要大规模投资的项目，例如航运等，都是由欧洲人出资并经营的。德国移民则制造了俄罗斯、英国、法国和殖民时期美国的第一台钢琴。
黎巴嫩移民在西非内陆地区的塞拉利昂和科特迪瓦建立起零售网络，印度和巴基斯坦移民则控制了东非——例如位于腹地的肯尼亚和乌干达，以及像内罗毕这样的中心城市——的零售业。犹太移民则在阿根廷、奥斯曼帝国和美国把控了服装业数个世纪之久。德国移民主导了各国的啤酒生产，美国最著名的啤酒品牌都是由德国移民后裔创立的，连驰名中国的青岛啤酒也是由德国人创立的。类似的例子在不同的移民群体、不同的国家不胜枚举。
曾经有段时间，移民接收国出于自身利益公开表示欢迎某些具有特殊技能、天赋或工作习惯的人迁居至此，甚至有选择性地向这些移民群体提供补贴。在19世纪，日本特意引入了苏格兰工程师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化，苏格兰人人数之多甚至使一座苏格兰式教堂出现在了日本。日本还从欧洲和美国邀请很多专家帮助自己发展各种产业。在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和商业社会的阶段，在日本工作的寄居者一直存在。
然而，日本从未鼓励或允许大规模移民长期定居于该国，因此日本至今仍是现代工业化国家中种族成分最单一的国家。另一个相似的例子就是奉行“白澳（移民）政策”时期的澳大利亚，该政策在20世纪下半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即便在执行“白澳政策”的时期，澳大利亚还是对来自欧洲大陆不同国家的移民敞开了大门；日本更排外，它的移民政策一直延续到现在，却从未像澳大利亚那样因为移民政策招致国际谴责。
历史上的这些孤立事件无法像统计数据那样完整且可信地拼凑出移民问题全貌。例如，1820年到1880年间共有大约1 000万移民来到美国，其中大部分来自西欧和北欧；而从1880年到1924年（该年，法律开始限制移民），一共有2 600万移民从东欧和南欧来到美国。1965年，美国又对移民法做出了重要调整，移民群体的种族构成和地理来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之后，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拉美（到2000年约占51%）和亚洲（26%），而欧洲移民占比则降至15%左右。现在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总数尚不及墨西哥一个国家（后者占比约为28%）。变化还不只局限在地理上。
在移民法被修改之前的20世纪60年代，移民群体在美国的平均收入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还高。新移民法案通过后，纷至沓来的新移民群体的收入就一直低于美国本土居民。原因之一就是60年代之后的移民群体同美国人之间的教育差距扩大了。尽管所有群体的教育水平都在提高，但是总体上看美国本地人的教育要明显优于移民群体。不仅如此，社会出身的不同也通过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显现出来。到了1990年，来自墨西哥的移民群体平均收入水平要比美国普通人低40%。
总之，美国移民法案的修改和调整改变了移民构成，更多技能和教育水平较低的移民来到了美国。此时，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各部门对具有高技能、高教育水平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强。于是教育程度不同的人，工资差异也在扩大。将美国的情况与同期的加拿大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这种结果正是移民法案的修改所造成的。加拿大的移民法案倾向于优先接受那些教育背景良好、熟练掌握英语或法语、其职业被认为对加拿大更为重要的移民群体。于是，去往加拿大的移民普遍比去往美国的移民技能更高，收入水平也更高。这两个移民国家的移民来源构成存在很大的区别，这种差异源于两国接收移民的经济和文化标准不同，而非配额政策不同。
在20世纪后半叶，西欧国家开创性地针对移民群体建立起“客工计划”（guest worker program），将一些本地人不愿干的工作以当前的薪酬水平提供给愿意移居至此的移民。雇主的收益常常被政客鼓吹为国家所能获得的净收益，背后隐含的假设就是如果不采取该计划，这些工作空缺将无人来补。然而，出现暂时性的供需失衡时，提高薪酬水平就能解决该问题。雇主的个人利益同文化多元化的哲学承诺相结合，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而那些反对开放移民政策的人则被边缘化，常常被指责为“排外分子”或“种族主义者”。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起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约有60%的人将大量的移民和难民涌入美国视为对国家的“严重威胁”；但在精英舆论引导者中，持相同观点的人仅占14%。
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人口普查局（U.S. Bureau of the Census）的一位研究主管曾针对美国的移民问题发表意见：“还有很多人没有充分认识到我们已经告别非白种人、非西方移民被占绝对优势的主流文化同化的时代了。未来，在人口中占据优势的西方人也应该让自己被同化。”这种新的观点在持有不同政见的精英阶层中非常具有代表性，从激进的自由主义代表杂志《国家》（The Nation）到秉承保守派立场的出版物《华尔街日报》，经常可以看见以傲慢和专横的语气表达出的类似意见。
与之相似的观点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西方国家也非常流行，但普通民众却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而精英阶层却总是对民意不屑一顾。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07年登载了一篇文章对移民问题展开讨论，但是文章通篇都没有提及移民引发的社会暴乱和恐怖袭击，而将公众对移民的抵制视作不可理喻的狭隘思想。
在欧洲，举目可见对外来者的恐惧。丹麦的选民已经让该国反对移民的丹麦人党（Danish People’s Party）的选票份额连续四次上升。瑞士人将29%的选票投给了严重排外的瑞士人民党（Swiss People’s Party）。一个反对外国移民的政党已经成为挪威的第二大党。在比利时的佛兰德人选民中，有1/5选择支持极右翼政党弗拉芒利益党（Vlaams Belang）。
在过去几年里，这些国家的民意已经证明普通民众更愿意相信不断改变的实际情况而非精英阶层向公众灌输的意见。例如，在澳大利亚，1961年仅有16%的公众认为国家接纳了“太多”移民；但是过了30年，当该国1/4的人口都是出生于其他国家的外来移民时，73%的公众都表示国家接纳的移民数量“过多”。而且，无论是在澳大利亚还是其他西方国家，这些新移民通常没有努力让自己成为社会中的一部分。正如一位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学者所说：
和过去相比，如今的移民群体中，有更多人来自文化背景不同、经济相对落后国家。有些人对西方价值观抱有敌意，他们坚持自己的行为方式，而这些行为方式往往与西方主流相悖。
这位学者还指出，无论是在澳大利亚还是其他地方，关于移民政策的争论通常都会出现这样的倾向：“支持开放的移民政策和官方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姿态，用以将‘正确的头脑’与无知且卑鄙之人区分开来。”
在很多经济发达的西欧国家，人口年龄的变化进一步支持了它们从相对贫穷的国家吸引“客工”。欧洲人口的平均年龄一直在提高：德国和意大利的人口平均年龄都在40岁以上。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平均年龄仅为20岁左右，有些国家甚至更低，例如也门和阿富汗等。支持引入“客工”的人认为，通常由年轻人来做的服务必须有人去做。经济方面的另一个考虑是，总要有人为政府养老金体系投入资金，而养老金体系都是向工作人群征税，然后用这些资金为退休人士发放养老金。福利国家、多元文化、雇主利益和养老金不足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开放的移民政策不仅成了一种需要，还成了势在必行的选择。
但真正的问题不是移民究竟能带来哪些特殊的利益或能惠及哪些机构，而是应该让整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享受到移民的经济收益。《经济学人》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很明显，移民群体增加了劳动力供给，从而扩大了经济规模”，使得经济总产出增加。然而，总产出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现有国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提高，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经济学人》曾估计移民会使英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大约8个百分点”。那么问题就变成在英国或在其他国家，接收移民的成本是否能抵消这种收益。
移民接收国的成本
有很多人都曾尝试计算移民群体给美国带来的净成本或净收益。方法是计算他们的纳税总额、为社会保险做出的贡献以及其他收益，用这些收益与为移民提供的福利支出、为移民子女提供教育的成本以及监狱中比例过高的移民罪犯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进行比较。不同研究的结论大相径庭：有人认为移民可以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净收益，而其他一些研究却正好相反，认为移民群体给美国纳税者带来了几十亿美元的额外经济负担。这些研究的假设条件相同。与之类似，当人们试图考察移民群体的到来是否会导致美国工人——尤其是那些低收入工人——的收入水平比不存在移民时更低，也会得到彼此矛盾的结论。
各种强有力的证据都表明19世纪欧洲人的大规模外迁使得欧洲本土与移民所到之处的工资差距不断缩小；有鉴于此，或许可以预期当代移民群体同样会对美国工人（尤其是那些低收入工人）的收入水平或失业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对于该问题，各种研究仍然得出了互相矛盾的结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此类研究都只局限于移民群体大量聚居的地区。如果特定地区的移民工人数量众多使工资水平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美国本土工人就会避免搬到这些地区，而过去定居于此的美国工人也会选择搬走。因此，在这些地方，移民工人和土生土长的美国工人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薪酬差距，但这并不意味着移民的到来没有对美国工人整体产生影响。
要确定移民的一般性经济影响是比较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并不存在作为整体的移民，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其经济和文化特征（如教育和工作能力）大不相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差异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的移民群体能够获得比本土劳动力更高的薪酬。但在美国对移民法案进行修订之后，美国移民的来源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土出生的美国人的薪酬水平开始超过移民群体，而且这种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
在自由市场中，还有一些成本没有被算进去，包括移民看急诊、子女入学和执法的成本，而移民不会为其买单。然而，要搜集全面而准确的数据非常困难（即使并非全无可能）。如果缺乏数据，这些相互矛盾的估计就无法让人信服。此外，很多成本并非货币成本，而这些成本同样非常重要。
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引入更多劳工，引入移民就意味着同时引入他们的文化。移民门槛降低之后，很多来自生活水平更低的伊斯兰国家的移民选择去往欧洲，例如土耳其人来到德国，阿尔及利亚人去往法国等。同这些移民一起到来的还有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正是这些价值观阻碍着伊斯兰移民融入新的社会，尽管移民的门槛降低了。结果，伊斯兰移民在西欧各国形成了独立的民族聚居区。他们不仅奉行与周围不同的价值观，而且对别的价值观存有敌意。当西方社会和伊斯兰国家发生冲突和矛盾时或者当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社会中出现审视两种文化的运动时，这些不同和敌意就会更为严重。
虽然被冠以“客工”之名，这些移民劳工并不是真的“客人”，他们的居留时限不由主人决定。这些劳工会举家迁移并生儿育女。如果接收移民的国家发布法律终止居留，同样也会有政治力量站出来促成该国通过更加开放的移民法案，而这些法案就成为保护移民不被遣返的政治屏障。总之，事实证明 “客工计划”是不可逆的，而且移民及其后代在接收国人口中的比例会不断上升，因为移民的年龄常常更低，孩子也更多。这些移民家庭的第二代和后面几代人都很容易产生不满，因为第二代移民来到的是一片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土地。
虽然第一代客工基本都是为了工作才举家迁移到新的国家，但第二代或后面几代移民的失业率却一直居高不下。例如在法国一些地区，年轻的穆斯林男性的失业率据估计高达40%左右。他们对主流社会有着很强的疏离感，这些人不仅卷入经济犯罪，还涉嫌轮奸，而且对于这些犯罪行为，他们“很少悔过或羞愧，甚至还感到骄傲”。一位历览世界各地和不同人群的精明观察者曾这样描述巴黎市内及周围的年轻穆斯林：
犯罪率的上升因何而来？地理上的答案是：公共住房计划。按照该计划，每个法国城市——无论规模大小——周围都修有很多公共住房，而且它们对城市的包围越来越严密，其中尤以巴黎为甚。受益于住房计划居住在这些房子中的是几百万移民，他们大多来自北非和西非，与他们一起居住的是他们在法国出生的后代以及法国工人阶层中最不成功的那部分人。这些住房保障项目以及法国优越的公共交通体系，使小偷惯犯和破坏分子能够轻易地跑到最时尚的城市中心犯案……在 这些人群中会滋生反社会情绪——根据法国官方的口径，这些人对其他人怀有深深的仇恨，他们的人生追求就是与其他人作对。
这些不合群的年轻移民不满足于“其他人随手将西方繁荣的残羹冷炙施舍给他们”，他们信奉的是“非我即他（them-and-us）的世界观”，觉得“自己是内战斗士，而不是社会败类和犯罪分子”，而这都只是2005年法国伊斯兰青年大骚乱发生之前的说法。这次由伊斯兰青年发起的骚乱席卷了巴黎和其他法国城市，极大地震惊了法国民众，因为他们从没想过仇恨自己的敌人出现在自己的国境之内。《经济学人》杂志上登载的分析文章写道：
在这场骚乱平息后的一个月里，法国一直在评估事态影响。根据法国《世界报》（Le Monde）公布的数据，这场持续三周的暴乱席卷了全国，大约有10 000辆车辆被烧毁，255个学校、233栋公共建筑以及51个邮局遭到袭击，140辆公共交通车辆被石块投掷，最后警方共逮捕了4 770名罪犯。
《华盛顿邮报》则报道：“近来法国发生的暴力事件是近40年以来最严重的国家性动乱，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发生在移民及其生于法国的子女所聚居的贫穷郊区和社区。”
由于只考虑了降低移民门槛的短期效果却未考虑长期影响，事件发生后，法国上下都为之震惊。这种情况并非法国所独有。英国也曾遭遇伦敦地铁爆炸袭击，而该案件的始作俑者是三个在英国出生的伊斯兰移民后代。除此之外，英国的伊斯兰群体曾多次公开向英国社会表达仇恨和蔑视，其中甚至包括死亡威胁。虽然有些威胁直指英国政府，但有关当局却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在欧洲其他地区，威胁还指向那些发表传统自由演讲，对伊斯兰文化的某些方面进行批评的人，而这些人也常常批评自己的文化。由于伊斯兰群体的抱怨和投诉，一幅在大英博物馆中挂了几代的绘画作品也被迫被撤下。
德国有大约260万土耳其人，其中2/3的人都没有德国国籍。土耳其总理来访时曾强烈要求他们不要被德国社会所同化。《经济学人》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报道称：
在德国儿童中，只有14.8%的孩子的最终学历仅为完全中学（Hauptschule，德国中学中等级最低的一种），但是在土耳其移民子女中该比例高达45.4%。完全中学的教育仅能帮助年轻人做点小买卖，但是很多移民子女甚至连这种教育都没能完成。柏林的新克尔恩区（Neukölln）就是这些伊斯兰移民的聚居地。该区的教育主管沃尔夫冈· 席芒（Wolfgang Schimmang）说，很多毕业生甚至不会计算一块地面需要多少平方米的地毯。
但这种环境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
认为不同族群拥有不同的天赋和特点的观点越来越受到排斥。到了20世纪的下半叶，这种排斥在一些不做判断、实施“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达到了顶峰。在此背景下，选择从哪个国家接纳移民以及在移民到来后对其进行同化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大家关心的重点也从接收国的利益转为对这些来自更贫穷、自由化程度更低国家的移民的同情。随着观念的转变，雇用移民从事低技能工作的意愿增加了。这些工作的薪酬标准很低，不足以招徕足够的本土工人，因为这些国家的福利水平一般很高，不工作也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文化融合被“多元文化”的观念所抑制，这种观念鼓励接纳和保持族群间的差异，而不谋求将人口中的不同部分统一到社会主流文化中。例如，《经济学人》杂志曾介绍，英国有超过100个民族支持组织。仅仅在利物浦这一个城市就有加勒比海非裔午餐俱乐部和华裔糖尿病患者论坛等一系列组织，而且在很多大城镇的游泳池都会举办“女性专属夜活动，为的就是吸引温和伊斯兰女性走进泳池”。这些东西在短期内可能对个人有益，但如果把眼光放长远，这些举动就意味着社会割裂的持续存在，而维持这种割裂是以牺牲社会凝聚力为代价的。
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府文件、私营商业机构文件以及其他机构文件以多种外语的形式印发出来。如果有人违反了美国法律，但在他们的文化中这些行为是合法的话，法院就会被要求直接判无罪或宽大处理。过去，美国的很多民族机构（包括爱尔兰人、犹太人、黎巴嫩人和一些美国黑人所建立的机构）都致力于改变本族裔人群的行为，让他们更好地适应和服从周围更广阔社会的行为规范，这样的努力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然而，在新的多元文化社会中，民族机构将努力方向转变为让占据人口多数的社会接受他们原本就有的特点，它们有时甚至会污蔑那些想被同化的同胞。
如今的民族机构——无论是欧洲的伊斯兰机构还是美国的墨西哥机构——常常谋求保持自己的文化习俗，并让自己的观念与主流社会相异。当然，这并不是说欧洲或美国的所有移民或大部分移民，都和那些组织移民运动或坚持多元文化主义的人士一样，想要维持这些外来文化。例如，在1998年，加利福尼亚州提出一项提案反对使用母语给外国儿童（通常是西班牙语）上课，有超过40%的拉美裔选民都投票支持结束这种所谓 “双语” 的教育模式。
在欧洲或美国形形色色的移民群体中，有多大比例想要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想在多大程度上被同化，基本上还不为人知。但移民群体中那些组织运动并为其发声的人，不仅反对同化，甚至反对他们现在所处社会的主流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