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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变化
比较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进而引起国际贸易生产中心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例如，当计算机还是一种新生的独特产品时，它早期的研发和生产大部分都是在美国进行的。但是，当技术开发完成之后，计算机成为一种应用广泛的产品，很多人也知道了如何生产它，此时，虽然美国仍然在计算机软件设计方面存在比较优势，但是机器本身都可以在贫穷的海外国家进行组装，事实也确实如此。甚至在美国出售的美国品牌的计算机，也通常是在亚洲制造的。21 世纪初，《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指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计算机配件都是在中国台湾制造的”。这种模式不仅限于美国和中国台湾，就如《远东经济评论》报道的，“亚洲企业将美国、日本和欧洲作为其获得新技术的主要来源”，而亚洲制造商“由于全球品牌公司高昂的许可费，只能获得极其微薄的利润”。
如果美国大部分计算机工程师和技师整天忙于生产这些在其他国家就能轻易生产的机器，那么美国的计算机软件行业就不可能发展得如此迅速，也不可能如此成功。因为同一个美国劳动力，不可能同时做两份工作，所以只有国家放弃没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任其“失业”，才能够转移到具有巨大比较优势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媒体新闻头条常常报道美国的一些行业有几万人或几十万人失业，与此同时美国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迅速增长的就业。
不管是哪个行业、哪个国家，企业因国际贸易创造的 100 万个工资待遇优厚的新工作岗位如果被分散在全国各地，比起损失了 50 万个工作岗位但工会和雇主协会能够发出强烈呼声的行业，在政治的分量可能就要弱很多。这 100 万个工作岗位分散在全国各地无数个企业中，每个企业不过几十个新岗位，缺乏足够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力聚集起来，也不值得去主导类似的反击活动。因此，为了一些集中且声音强大的选民的利益，某些限制国际贸易的法律往往很容易通过，即使这种限制会导致国家就业的大量减少。
某些工作直接转移到国外（即“外包”）引起了政治家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比如美国、英国的电话答录工作转移到了印度，打到伦敦哈罗德商店的电话或打到美国计算机公司询问技术信息的电话，由会讲英语的印度人或印度软件工程师来接听。印度甚至有一家名为 TutorVista 的公司，为美国学生提供电话辅导，它雇用了 600 名印度家庭教师，服务 10,000 名美国客户。
很多人谴责工作大量转移到国外，但他们几乎从未表明，这是否是一种就业的净损失。虽然美国的很多工作已经外包到印度或其他国家，但许多其他国家的工作也外包给了美国。德国西门子公司在美国雇用了几万名美国人，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和丰田公司也是如此。2006 年，在美国出售的日本品牌的汽车中，有 63% 是在美国制造的。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的雇员高达数百万人。
外包出去的工作岗位数量与外包进来的工作岗位的对比关系，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从 1977 年到 2001 年，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创造了 470 万个工作岗位，而美国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创造的工作岗位仅有 280 万个。然而，在这个阶段的最后 10 年中，美国跨国公司派遣出去的工作，要比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创造的工作多。不仅外包的方向不稳定且难以预测，而且与国家总就业量相比，外包产生的工作数量净差值也很小。此外，这种比较没有考虑到国际贸易促进了效率、增加了财富，因而增加了整个经济中的就业岗位的情形。
即使一个国家在整体上工作岗位正向其他国家流失，但是通过外包可以获得的工作仍然要比没有外包时多。因为国际贸易增加了财富，也就意味着对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增加了，其中就包括纯粹由国内工人生产的产品和服务。
自由贸易可能会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支持，但来自公众的支持却少之又少。《经济学人》杂志进行的一项国际民意测验发现，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俄罗斯和美国的公众大多更支持贸易保护主义，而不是自由贸易。部分原因是公众并不知道贸易保护主义的成本有多大，它产生的净收益又有多小。据估计，欧盟国家所有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加总起来，保留住的工作岗位也不超过 20 万个，代价则高达 430 亿美元，相当于每年为了保护一个工作岗位要花费 215,000 美元。
换句话说，如果欧盟准许百分百实行自由国际贸易，即使每年给那些因外国竞争而失去工作的工人每人支付 100,000 美元的补偿，欧盟国家也还是有利可图。当然，这些被替代的工人还可以另谋出路，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他们在这一过程中遭受的任何损失，都比不上让他们待在原工作岗位所花费的惊人成本。这是因为成本不只包括他们的工资，更大的成本是低效率的生产，耗用的稀缺资源也没有达到本可以达到的更高的生产率。也就是说，消费者承受的损失远大于工人的收益，进而使整个社会的情况变得更糟。
公众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家懒得去回应特殊利益集团或出于意识形态反对自由贸易的观点。这些观点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从本质上被推翻了，现在它们在经济学专业中完全不值得一提。例如，早在 1828 年，英国经济学家拿骚·W．西尼尔（Nassau W. Senior）曾写道：“事实上，高工资并不能保护我们的生产商免于外国竞争，它恰好是我们能够与外国竞争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也就是说，英国劳动力有着更高的生产效率。”但是，经济学家对早已被驳倒的谬论的不屑，只会让那些情感激烈且善于言辞的演讲家们肆无忌惮地操纵公众观点，从而使人们很难听到问题的另一方面。
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是少有几位不辞辛劳回应保护主义观点的出色经济学家之一，他同意与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进行一场公开辩论。下面记述了他的经历：
面对自由贸易的批评者，经济学家一般的反应是不屑与漠不关心，拒绝在公共场所与批评者进行一场论战。几年前，我与拉尔夫·纳德在康奈尔大学校园里，进行了一场公开辩论。辩论是在晚上进行的，而下午我给经济学研究生们做了一次关于自由贸易的技术性演讲。在结束时，我问他们，会有多少人去看辩论，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我问为什么。回答都是：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结果，辩论现场挤满了近千名学生，绝大多数反对自由贸易，支持拉尔夫·纳德先生。
“全球化”是被杜撰出来的流行术语，用以描述国际贸易和全球互动不断攀升的重要性，因此许多人往往把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交易看作新生事物，特殊利益集团和空想家于是乘虚而入，玩弄公众对未知的恐惧。然而，“全球化”这一术语所涵盖的，绝不只是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它还包括减少贸易壁垒，促进资金流动方面的制度规定。制定这些规定的国际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这些规定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尽管这些争论并不全都关于自由贸易。
① 人们通常将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规模失业归咎于 1929 年的股票市场崩溃，然而有例子可以证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大规模失业的影响更大。尽管失业率在股票市场崩溃后有所增加，但是在股票市场崩溃之后的 12 个月中，并没有任何一个月的失业率超过 10%。而在《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之后，仅仅 5 个月的时间，失业率就达到了 11.6% ，并一路上扬，而且在接下来的 8 年时间里，再也没有低于过 11.6%。出自理查德·K．维德（Richard K. Vedder）和洛厄尔·E．加罗韦（Lowell E. Gallaway），《失业》（Out of Work），1993 年版，第 7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