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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预算
不仅如此,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还估计,资本所得税税率降低到 15% 后,如果再延长实施时间,将使美国财政部损失 200 亿美元的收入,而当时这个临时性的税率降低,已经使财政收入增加了数十亿美元。从 2003 年到 2007 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的税收收入偏差不断扩大——2003 年低估了 130 美元,2007 年低估了 1,470 亿美元。许多媒体也以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推理方式进行推理,并为税收收入没有符合他们的预期而吃惊不已。2006 年,《纽约时报》曾报道:“来自公司和富人的税收收入急剧增加,降低了今年预计的预算赤字。”
一年后,赤字继续下降,仅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1%。而且,来自最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占美国联邦税收总收入的百分比还在不断增加,虽然人们普遍认为降低税率是“对富人减税”。回到 1980 年,对最高收入人群的最高边际税率是 70%,在里根政府的一系列减税政策实施之前,37% 的所得税收入来自收入最高的 5% 的人群。到 2004 年,实施了数年“对富人减税”的一系列政策之后,最高边际税率降低到 35%,有一半的所得税收入来自收入最高的 5% 的人群。
然而,“对富人减税”的说法继续活跃于政界和媒体中。正如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法官曾说过的,口号让“深入分析延迟了 50 年”。涉及税收政策,这些口号对深入分析造成的拖延将更长久。
不论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精准预测某种税率的提高或降低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而无法预测的不仅仅是准确的收入数量,收入会向哪个方向变动也无法事先得出。结果都靠有根据的猜测,或者更糟,只是机械地估计人们的行为不会因为税收变化而变动时收入是多少。但是,人们的行为变化得太快,也太剧烈,根本无法根据这样的假设来做出正确的预测。早在 1933 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观察到,“税负太高将无法实现目标”,而且“若有足够的时间来收获成果,降低税率,而不是提高税率,更有利于平衡预算”。
预算并不是记录已经发生了什么,而是预测未来将会发生什么,这取决于所做的假设以及由谁来做假设。虽然国会预算办公室会预测未来的成本和支出,但他们得出这些预测所依据的假设来自国会。如果国会不切实际地假设经济增速很高,因此税收收入也会很多,国会预算办公室就会根据国会的假设,计划未来预算赤字或盈余,而不管国会的假设在现实中能否实现。媒体或公众可能会以为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出自一群中立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但决定最终结果的是由政客提供的假设。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州这一层级,无论政客提供的假设是关于增长率、政府投资回报率,还是其他任何决定政府财政预算的因素。
2011 年,佛罗里达州曾预测该州用于支付职工退休金缺口的资金量,这项预测基于随意做出的假设,即用这笔资金进行投资的年回报率是 7.75%。但是,事实上如果它只能获得 7% 的回报率,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差异将增加近 140 亿美元的债务。
如果佛罗里达州用于支付职工退休金的资金的投资回报率仅为 5%,则相较官方估计的 7.75% 回报率,资金差额将是官方估计的 5 倍。实际上,佛罗里达州此类投资的回报率,在过去的十年中仅为 2.6%,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只要改变这些预算估计所依据的任意假设,政府预算编制就可能出现欺骗行径。
此类情况并非佛罗里达州所独有。正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所说的,“几乎所有的州都对它们的债务采用了乐观的折现率,这就使得负债似乎比实际要小”。其中的原因是“州长和市长们长期以来都在给公职人员提供丰厚的养老金,并因此赢得当下的选票,但是账单却留给了未来的纳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