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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自由与非自由劳动力
《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2002年4月刊80—88页登载了一篇名为《现代奴隶制度的社会心理学》(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Modern Slavery)的论文,该文对印度债务奴役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在威廉·L. 韦斯特曼(William L. Westermann)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体系》(The Slave Systems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y)第、12页中曾提及在古希腊有些奴隶并不与其主人一起生活和工作。关于收入最高和最低的20%美国家庭的工作时数的数据引自艾伦·雷诺兹(Alan Reynolds)的《收入和财富》(Income and Wealth)第27页。保罗·威廉姆斯的故事摘自凯伦·E. 哈德森(Karen E. Hudson)的《建筑师保罗·R. 威廉姆斯:一种风格的遗产》(Paul R. Williams, Architect: A Legacy of Style),该书于1993年由里佐利国际出版社(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出版。关于 F. W. 伍尔沃斯的故事摘自凯伦·普伦基特-鲍威尔的《记住伍尔沃斯》(Remembering Woolworth’s),尤其是书中的第19—20页,30—33页以及83—86页。麦当劳公司员工的高流动率摘自2005年11月的《激励》(Incentive)杂志第10页的“你想要那样的职业生涯吗?”(You Want a Career With That?)。关于1996—2005年间,收入最高的1%和最低的20%美国家庭的收入流动性数据摘自2007年11月13日《华尔街日报》A24版的“向上前进”(Movin’On Up)。更完整的介绍参见美国财政部(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2007年11月13日的报告“1996—2005年美国的收入流动性”(Income Mobility in the U.S. from 1996 to 2005)。证明美国劳动力中收入排在全国最低20%的个人收入水平提高的数据引自由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1995年年度报告的摘录版“靠我们自己奋斗:经济机会和收入分布的动态变化情况”(By Our Own Bootstraps:Economic Opportunity & the Dynamics of Income Distribution)第8页。关于收入最高的400个个人纳税者高变动率的数据来自美国国内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发布的“收入统计公报”(Statistics of Income Bulletin)2003年春季号,出版物1136(6—03修正版)中的“历年(1992—2000)调整后总收入最高400人的个人所得税申报表”(The 400 Individual Income Tax Returns Reporting the Highest Adjusted Gross Incomes Each Year, 1992-2000)。证明占比较少的青年人口实施了较高比例的犯罪行为的统计数据引自詹姆斯·Q.威尔逊和琼·皮特尔斯连(Joan Petersilia)共同编著的《犯罪》(Crime)一书第498页。与之类似的成年人犯罪数据可在该书第43页找到。关于英国青少年犯罪的类似数据可以参见大卫·弗雷泽(David Fraser)的《一片适合罪犯的土壤》(A Land Fit for Criminals)一书第199—200页。关于罪犯智商水平的内容摘自理查德·J. 赫恩斯坦(Richard J. Herrnstein)和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合著的《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第243页。关于英国和美国入室盗窃率的比较摘自乔伊斯·李·马尔科姆(Joyce Lee Malcolm)的书《枪支和暴力》(Guns and Violence)第165页。大卫·弗雷泽在《一片适合罪犯的土壤》书中第82、279、295、295和297页里都曾对英国对小偷过于宽容的处理方式进行了讨论。关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荷兰的盗贼进入有人在家或无人在家的住房行窃的数据引自加里·克雷克(Gary Kleck)的《空白点》(Point Blank)第140页,而证明当佐治亚的肯尼索地区要求每个家庭都必须在家中配有一把枪支之后,该地区入室盗窃案件显著下降的数据也来自同一本书的第136页。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法律改革之后谋杀率大幅提高的数据引自詹姆斯·Q. 威尔逊和理查德·J. 赫恩斯坦合著的《犯罪和人性》(Crime and Human Nature)一书第409页。关于这之后普通人沦为暴力犯罪受害人的风险变大的数据来自查尔斯·E. 西贝尔曼(Charles E.Silberman)所著的《暴力犯罪,刑事司法》(Criminal Violence, Criminal Justice)一书第4页。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犯罪率与定罪囚禁率的数据和反映两者关系的图表来自澳大利亚的出版物《政策》(Policy)2002—2003年夏季刊的第3—8页上登载的文章“监狱有用吗?”(Does Prison Work?),该期刊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圣伦纳兹的独立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出版。在大卫·弗雷泽所著的《一片适合罪犯的土壤》中第97页也有相关的数据和内容。《纽约时报》2008年1月29日的 A1和 A16版登载了一篇文章题为“全世界都拒绝逐利的保释金制度,但这是美国司法系统的基石”(World Spurns Bail for Profit, But It’s a Pillar of U.S. Justice)对美国的保释金制度的实际影响进行了讨论。彼特·希钦斯(Peter Hitchens)在《英国死刑制度的废除》(The Abolition of Britain)第32页提到了英国罪犯会在盗窃之前互相检查对方有没有携带武器的情况。关于伦敦和纽约的枪支管制法案变迁历史和谋杀率的变化趋势可以参见乔伊斯·李·马尔科姆所著的《枪支和暴力》第141—144、223页,尤其是第225页。在该书的第164—166以及168页还介绍了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英国收紧对枪械持有的管制之后暴力性犯罪案件数量增加的情况,还可以参见彼特·希钦斯所著的《犯罪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Crime)一书第151页的相关内容。关于美国黑帮害怕谋杀执法官员的行径会激起民愤,导致各界更严格地监督其非法活动,所以不愿意去这么做的论断引自《纽约时报》2007年10月26日 B2版的文章“80年代谋杀朱利安尼的计划?暴徒专家对此表示怀疑”。一位购物者在购物时被警察抓住并被迫上庭担任陪审员的小插曲引自2002年8月20日《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新闻“陪审员不够时,警察突袭沃尔玛找人上庭”(When the Jury Box Runs Low, Deputies Hit the Wal-Mart.)。罗伯特·C. 戴维斯(Robert C. Davis)在《基督教奴隶,伊斯兰主人》(Christian Slaves, Muslim Masters)一书第23页估计,在1530年到1780年期间,有100万或更多欧洲人被带到巴巴里海岸一带沦为当地人的奴隶。在同一本书的第3章还介绍了这些北非奴隶主残忍对待划船奴隶的情况。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南部地区,奴隶主会雇用爱尔兰移民来代替黑奴从事一些非常危险的工作,该情况在很多书籍中都有所提及,包括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的《棉花王国》(The Cotton Kingdom),现代图书馆版第70页和第215页;U. B. 菲利普斯(U.B. Phillips)的《旧南方的生活与劳动力情况》(Life and Labor in the Old South)第186—187页;J·C·弗纳斯(J. C. Furnas)的《美国人》(The Americans),普特兰(Putman)出版社版,第394页;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的《美国人》(The Americans)第二卷第101页;U. B. 菲利普斯的《美国黑人奴隶》(American Negro Slavery)第301—302页;刘易斯·C. 格雷(Lewis C. Gray)的《1860年之前美国南部农业史》(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第一卷第520页。关于苏联古拉格集中营体系经济状况的信息摘自加里娜·M. 伊万诺娃(Galina M. Ivanova)的著作《社会主义劳动营》(Labor Camp Socialism)第2章。保罗·N. 格雷戈里主编的书籍《斯大林计划经济的背后》(Behind the Facade of Stalin’s Command Economy)第123—124页对苏联以古拉格囚犯的生命为代价修建了大量铁路的情况进行了讨论。在罗伯特·C. 戴维斯的《基督教奴隶,伊斯兰主人》一书第23页,作者估计在1530年到1780年期间,有100万或更多欧洲人被带到巴巴里海岸一带为奴;被带到美国的非洲奴隶数量可以参见菲利普·D. 科廷(Philip D. Curtin)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人口调查研究》(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第72、75和87页。关于奴隶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不同作用和对世界奴隶制的发展历程的凝练介绍可以参阅拙作《种族和文化》(Race and Culture)第7章中的相关内容。将奴隶用作祭祀品的情况在很多书中都有介绍,包括布鲁诺·拉斯克(Bruno Lasker)的著作《东南亚的人类束缚情况》(Human Bondage in Southeast Asia)第26页;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的著作《奴隶制与社会死亡》(Slavery and Social Death)第191页;哈罗德·E. 拽夫(Harold E. Driver)的著作《北美洲的印第安人》(Indians of North America)第2版第325页。某些职业的奴隶会获得更好的待遇,包括那些要求特殊天赋的职业,例如在卡罗来纳沼泽中当司机或者从事烟草处理工作等,这些情况在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的《棉花王国》第114—116页、119—120页;赫伯特·S. 克莱因(Herbert S. Klein)的《美国的奴隶制度》(Slavery in the Americas),1967年版,第188页;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的《在沿海实行奴隶制的州的一次旅行》(A Journey in the Seaboard Slave States),1969年版中第127页都有所介绍。一个奴隶最后成了内河船长并指挥一群黑人和白人船员的案例来自《密西西比河谷历史评论》(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1961年12月刊第472—484页的一篇文章“西蒙·格里,在河上工作的人:一个几乎获得自由的奴隶”(Simon Gray, Riverman: A Slave Who Was Almost Free)。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关于城市奴隶的评论摘自理查德·C.韦德(Richard C.Wade)的《城市中的奴隶制度》(Slavery in the Cities)一书第110页。有些书籍介绍了殖民地时期去往美国的一些白人契约佣工的情况,包括大卫·加伦森(David Galenson)的《殖民地时期美国的白人劳工:经济分析》(White Servitude in Colonial America: An Economic Analysis)和阿博特·艾默生·史密斯(Abbot Emerson Smith)的《殖民者的奴役》(Colonists in Bondage)。在《殖民者的奴役》这本书的第3—4页,作者估计在新英格兰区以外,超过一半的白人都是以契约佣工的身份来到美洲殖民地的。19世纪很多中国人被迫沦为契约佣工并被船运往西半球的历史在一些书籍中都有介绍,包括瓦特·斯图尔特(Watt Stewart)的著作《秘鲁的中国劳工》(Chinese Bondage in Peru)第35、46、50、73—75、95—98以及124页的相关内容;图丰·克拉夫·科比特的著作《在古巴的中国人研究》(A Study of the Chinese in Cuba)第18—19、27—29、80和117页。阿博特·艾默生·史密斯(Abbot Emerson Smith)在《殖民者的奴役》一书第4章中讨论了英国人不择手段去寻找契约劳工并将其通过轮船送往西半球的殖民地的情况。有些书籍中列出数据将美国的奴隶人口与西半球其他国家的奴隶人口进行了对比,包括莱尔德·W. 贝尔加德(Laird W. Bergad)的《巴西、古巴和美国奴隶制历史比较》(The Comparative Histories of Slavery in Brazil, Cuba, and the United States)第4章和菲利普·D. 科廷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人口调查研究》第87页。林肯关于“直到鞭打出的血得以由刀刺出的血来偿还”的著名讲话引自他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讲,关于演讲全文可以参阅小罗纳德·C. 怀特(Ronald C. White, Jr.)的文章“林肯最伟大的演讲:第二次就职演讲”(Lincoln’s Greatest Speech: The Second Inaugural)。古代奴隶赎回自由的一些案例可以参见威廉·L. 韦斯特曼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体系》一书第25页和第83页。此后西半球的奴隶赎回自由的情况可以参见大卫·W. 科恩(David W Cohen)和杰克·P. 格林(Jack P. Greene)共同编著的《既不是奴隶也不自由》(Neither Slave Nor Free)第7—8、24—26、31—34、63、86、88、90、91、96、125和第225—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