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成本的差异
雇主在招聘和提拔雇员时，如果歧视性决定只有很低的成本或者无需承担任何成本，歧视就会扩大，即歧视不仅会出现在做出雇用或提拔决策的时候，它也会扩散到更多雇主和更多群体的身上。过去，美国铁路基本是依靠信仰天主教的工人修建起来的；而新教徒则在其他工作中发挥了绝对性的作用。在大家的记忆中，有一段时间，没有一所常青藤联盟大学有犹太学者获得终身教职，尽管存在大量够资格的犹太知识分子和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种情况在美国和欧洲的大学里非常普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海军不允许黑人加入部队，哪怕是做最低级的士兵。其他地区也曾出现类似的严重歧视，有时歧视的范围甚至更广。
很多针对歧视的讨论都忽略了歧视者所承担的成本。但根据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价格降低，需求就会增加。因此可以预料，歧视的严重程度会随着歧视成本的变化而变化。事实上，我们认真观察就会发现，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这种特点确实存在。
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波兰私人诊所中执业的医生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在波兰总人口中仅占10%。尽管波兰政府不会在公立医院中聘用犹太医生，但很多波兰人还是成了犹太医生的患者，否则这么多犹太医生肯定无法谋生。那么在歧视问题上，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之间有何区别呢？
无论是在公立医院还是在私立医院，拒绝雇用犹太医生都会产生经济成本和医疗成本。在一个犹太医生很多的国家，公立医院只聘请非犹太人，就意味着要么支付更高的工资来吸引占比较少的非犹太医生，要么接受比犹太医生专业素质差的非犹太人做医生。而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会产生额外的经济和医疗成本（二者至少有其一）。然而，波兰政府中的决策制定者根本不需要为这些成本买单。医疗水平降低了，其经济成本由纳税者来买单，而医疗成本则由公立医院的病人来承担。这两种成本都无法阻止政府官员的歧视举动。
然而，在私立医院，这两类成本都得由病人自己来买单。如果涉及自己的健康，尤其是在面临严重或致命的疾病时，人们很容易就会放下可能持有的反犹情绪。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所面临的激励因素并不相同，所以根据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这两类医院对犹太籍医生的歧视程度不同也就不难理解了。
波兰还为另一种现象提供了例证：在敌对情绪较弱的地方，歧视情况更严重；而在敌对情绪较强的地方，歧视情况反而有所减少。波兰东部地区的反犹情绪比西部地区高，但在波兰东部，犹太工匠却非常普遍。与此类似，美国的南方曾是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地区，但是黑人工匠在那里却有着更好的工作机会。在这两个例子中，都是劳工组织对歧视的成本产生了影响。
波兰西部地区的行会（guilds）远比东部强大；而美国在我们所讨论的这段时期内，北方的工会也比南方地区的更强大。这些劳工组织成功地提高了工资水平，使其高于自由市场供需关系所确定的水平，他们使雇主有动机减少雇工，因为工资成本提高了，无论是绝对成本还是相对成本。与此同时，如果工资超过了由供需关系所确定的合理水平，就会吸引更多工人为了获得更高的薪水来申请这份工作。这最后会导致工作申请者长期过剩。由于市场上等待就业的人太多，雇主拒绝来自“错误”群体的能力合格的工作申请者的成本较低。相较之下，如果市场上求职者数量有限，雇主就必须认真挑选寻找能力相仿的替代者，也就是说拒绝的成本较高。
即使行会或工会本身没有歧视——事实上，这种歧视非常普遍——在存在劳工组织时，雇主的歧视成本还是会比自由市场时更低。正因如此，在反犹情绪更为严重的波兰地区，犹太工匠反而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专业技能的工作；同样的道理，在吉姆·克劳主义大行其道的美国南方，黑人工匠也比在工会更加发达的北方地区更容易找到工作。歧视成本的差异比负面印象的影响更大。
仔细研究不同时期的就业历史统计数据也能发现类似的情况。20世纪初，在吉姆·克劳主义大行其道的美国南方和在白人统治时期的南非，铁路建设队伍中的非裔工人比例都比20世纪中期高。在这两个国家，劳动力市场在早期自由竞争程度更高，随后则被控制得更严，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两个国家早期的种族主义程度更低。
除了各种劳工组织，政府管制也会降低歧视的成本。如果垄断经营的公共设施的价格完全由政府监管部门根据成本制定，那么它就不会像在竞争性市场中那样，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努力把成本都控制在一定水平。歧视成本和其他成本一样，最后都会在政府监管下的垄断市场中被转移到顾客头上去。在民权法案执行之前，电话行业在政府的管控下垄断经营。当时，很少有黑人能被电话公司雇用，哪怕是做接线员这样的常规工作。1930年，美国全国超过23万个女性电话接线员中只有331个是黑人。即使到了1950年，所有美国电话公司的女性职员中，黑人所占比重也不过只有百分之一左右。
因为每家地方电话公司在其业务覆盖范围内都是垄断经营，它们能将增加的成本转嫁到每个电话用户身上。如果不存在歧视，成本可以降得更低，垄断利润理论上还可以更高；但由于政府管制的限制，电话公司不可能获得更多的收入。而制定政策的官员却可以放任自己的种族偏好而不用承担任何利润的净损失。与此同时，早在20世纪20年代，黑人明星就已经在百老汇崭露头角了，当时该行业竞争激烈，巨额的利润和亏损都很常见。
如果效仿电话行业的做法，拒绝那些具有市场号召力的黑人艺人，成本就太高了。认为种族主义与歧视现象相对应的观点无法解释同一历史时期歧视在同一经济体中的不同部门中的差异。这种观点甚至不能解释为何决策者不断变更，但行业间的就业歧视差异却会一直延续下去。虽然在有些公司中，掌握用人话语权的高层领导可能会长期连任，又或者他们中一些人的态度可能会影响后继者，但是现实中不管这些能对用人决定拍板的高层是否能连任、不管新旧负责人的个人态度和偏好是否一致，最后的结果都表明在同一个部门中，原来的用人歧视一般会长期保持下去。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经营方式类似于卡特尔（cartel），它不受反托拉斯法的影响，因此歧视的成本很低，于是黑人球员一直被大联盟拒之门外——所有球队都这样做。但是当1947年布鲁克林道奇队（Brooklyn Dodgers）签下杰基·罗宾森（Jackie Robinson）这位大联盟第一位黑人球员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因为在卡特尔之中，各家球队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所以一旦有一家球队首开先河地雇用黑人球员，其他球队拒绝黑人球员的成本就会大幅提高。结果在随后几年内，大量非裔球员涌入大联盟，连续7年都没有一位白人选手获得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最有价值球员（MVP）奖。如果其他球队没有效仿道奇队引进黑人球员，那么所有获得 MVP 奖的球员都将出自道奇队，布鲁克林道奇队就有可能在大联盟一家独大，甚至垄断世界大赛的冠军。
在棒球大联盟中，互相竞争的各支球队如果继续执行种族隔离政策，就要面临高昂的成本。他们的种族态度并没有改变，但将这种态度转变为歧视性隔离的成本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歧视成本会影响现实中的歧视程度，正因如此，我们就能理解另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在竞争压力最小的经济部门，种族政策发生了颠覆性的逆转。这些部门包括政府本身、政府监管下的公用事业部门、各种非营利组织（例如学术机构、医院和各种基金会）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高等院校从来没有聘请过黑人来担任教职，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平权法案兴起时，高校却优先聘请和擢升黑人教授，并优先录取黑人学生。类似地，电话行业的逆转程度也非常显著。1966年到1968年，黑人职员总数增加了超过10 000人，比例为所有新入职员工的三分之一。到了2007年，在美国的所有电话运营商中，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在推动企业“多元性”以及提供“多元文化的商业机会”方面排名第一。
突然间，针对特定群体的歧视性政策转变为优待，这种情况很难被解释为思想倾向的改变，因为在种族政策转变时期，很多原先的决策者仍旧在任。但如果从他们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因素来加以分析，可能容易理解这种变化。具体地说，在有些经济部门，机构的存活取决于能否将成本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因为它们需要在自由市场上赢得竞争。和身处这些部门的决策者相比，政府、公共事业部门和非营利组织的决策者为政策变动（无论是歧视还是“逆向歧视”）付出的成本较小。一旦政治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改变，政府、政府监管下公用事业部门、非营利组织等机构就能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做出调整。
最能证明自由市场力量的例子就是白人统治下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毋庸置疑，当时的南非种族歧视氛围浓厚，在工业、农业和政府部门中，大部分职员都是白人。南非可以说是实施种族压迫政策的代表性国家，但即使是在该国，竞争性行业的白人雇主还是会违反政府命令，雇用更多的黑人工人或给予他们更高的职务。但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些白人雇主的种族倾向与在政府中工作的官员有什么差异，他们之间的差别只是歧视成本的不同。
例如，对政府机构和政府管制下的铁路来说，维持种族隔离政策的成本几乎为零；但对那些花自己的钱做生意的人来说，经济情况完全不同。房屋建筑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要在约翰内斯堡修建一套住房有两个选择：要么花费数月等待一个合法、成本高昂的白人建筑工队；要么找一个白人做名义上的负责人来应对官方问询，再偷偷找一个黑人工队开工。大部分顾客都会选择更快捷、更廉价的服务。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南非十分普遍，于是坚决执行种族隔离政策的白人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大力打击上述行为，对几百家建筑公司进行了罚款。但除了建筑业，还有很多行业的黑人工人数量超过了法律允许的上限。根据种族隔离政策，在服装行业中，有一些工作根本就不允许聘请黑人。然而，到了1970年，从事这些工作的绝大多数都是黑人。在南非，有些住宅区只允许白人居住——但也有一些非白人住户①住在那里，而且至少有一个这样的住宅区，绝大多数住户都不是白人。虽然违反种族隔离法也会产生相应的成本，但对很多自由市场的参与者而言，竞争使歧视的成本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②。
在美国，黑人居住区逐步扩张到传统白人区的趋势要更加普遍。然而，这种持续向外扩张的情况同世界上最早的聚居区——几个世纪之前犹太人在欧洲的聚居区——不尽相同。几个世纪以前，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犹太人聚居区越来越拥挤，即便在特定的时期和地域，犹太人是可以扩大已有的聚居区或建立新的聚居区的。两者之间的差异同样源自歧视成本的差异。
黑人聚居区的扩张主要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因为拒绝黑人租户或黑人购房者都是有成本的。但这并不表示白人对此不会排斥。抵制行为常常是有组织的、激烈的，甚至是暴力的。然而关键问题在于最后的结果究竟如何？通常的结果是：在全国范围内，各个城市中的黑人聚居区范围都有所扩大。而且在政府出台法令、政策、限制性条款阻止黑人区扩张，或存在暴力或暴力威胁的地方，黑人区的扩张反而更严重，因为在市场力量的影响下，要停止黑人聚居区的扩张所需花费的歧视成本过大。总体来说，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黑人聚居区的范围一直在不断扩大。
但欧洲犹太人聚居区的范围并不由市场力量所决定，而是受政治命令的摆布。仅当政界领袖认为扩张有利时，聚居区才会扩张。这就是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增长犹太区会越来越拥挤。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对犹太人的歧视根本没有任何成本。只有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下——比如在战争时期统治者需要犹太金融家的资金支持时——各种禁令才会被取消，更多的聚居区才会获准兴建，以缓解居住环境过于拥挤的问题。例如，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期间，新的犹太人聚居区获准建立，一些新的职业和市场也开始向犹太人开放。奥地利的犹太人获准在维也纳修建一座犹太教堂，这是200多年以来的第一次；丹麦也允许犹太人修建该国历史上的第一座犹太教堂。
总之，歧视成本不仅是生活中无可争辩的事实，它还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哪怕是在那些种族、民族或宗教态度非常强硬的国家。这种作用的影响大小取决于特定部门所面临的经济激励和约束条件。而这也表明种族主义和歧视现实之间存在对应的关系的观念是错误的；此外，那些希望减少歧视的人需要审视相应的经济条件，看看这些条件是使决策者的歧视成本提高了还是降低了。然而，那些反对歧视的人们往往也反对自由市场，但自由竞争却能提高歧视成本。这些人往往都不能看到事情的长远影响。
在特定的市场（例如住宅市场或劳动力市场）中，歧视现象究竟是增多还是减少取决于市场价格究竟是由供需决定，还是由市场以外的机构——如政府部门、劳工组织或者卡特尔组织——来决定。例如，当房东拒绝将公寓租给来自“问题”群体的个人时，公寓的空置期就可能更长。很明显，在自由市场中，房东会损失租金。然而如果存在租金管制，房源供不应求，歧视就不会给房东带来任何成本。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就业市场。在自由市场上，如果一位雇主拒绝聘请“问题”群体中能力合格的个人，就会面临人手短缺的风险。这意味着一些工作将无人承担、一些订单将无法完成，要不就需为现有雇员加班加点完成工作支付额外的报酬。然而，如果工资被人为控制在高于供需关系所确定的水平之上，应聘者的数量将会超过市场需求，歧视就不会给雇主带来任何成本。无论推高工资水平的是劳工组织还是最低工资法，结果都是一样的。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影响歧视成本的关键因素在于是否存在竞争以及决策者花的是自己的钱还是别人的钱。如果花的是自己的钱，群体之间的敌意不仅不会体现为歧视，他们还可能找到合作的机会。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探讨了20世纪早期芝加哥的波兰移民和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之间关系，其中提到：
……芝加哥的波兰人和犹太人……长久以来生活范围临近、历史上一直摩擦不断，因此彼此间不甚尊重，甚至互相蔑视；但是这两个群体之间会在芝加哥的密尔沃基大道（Milwaukee Avenue）和麦克斯韦尔街（Maxwell Street）上展开贸易。一项考察了很多案例的研究表明，不仅犹太人知道在密尔沃基大道和迪威臣街（Division Street）周边居住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波兰移民，并特意在那里做生意，波兰移民也知道麦克斯韦尔街上有很多犹太人开设的街边食摊，并特意从芝加哥其他地区赶来这里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