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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启示
经济学并不能为移民“问题”提供“答案”。经济学要做的只是将需要解答的问题呈献给声称找到了答案的政客。而且经济学不会囿于政策的短期效果，而政治提案则很少会这样。例如，政治词汇“客工”意指这些过来打工的移民就像是客人，他们的来去由主人决定。于是，对政策效果的评估只需以工作为核心考察客工对现有公民的影响。即便只从狭义的经济角度来分析，这种看法也显然并不正确，因为政府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和基本福利，为他们的子女提供教育，更不要说收押大量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来到美国的墨西哥移民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在欧洲，移民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也会带来成本，更不用说由贫穷国家的移民带来的疾病了。
无论是在欧洲、美国，还是其他地区，移民的来源不同，国家所面临的成本和收益也有着很大的差异。而这也是无法为移民问题提供一般性解决方案的原因之一——根本就不存在一般性的移民。来自不同地区、具有不同背景、人生轨迹各不相同的移民是完全不同的。
回顾历史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今的移民问题，也有可能阻碍我们正确理解相关问题。对过去的研究能够展示移民的一般模式，其中很多特点如今仍不断复现，例如来自贫穷国家的一些移民的后代对社会越来越疏离和不满，但第一代移民当初却为来到一个更繁荣、更自由的国家，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而欢欣鼓舞。历史能向我们展现某些移民群体在某些历史时期为某些国家做出的贡献，但是历史却无法告诉我们任何移民在任何时期都能做出贡献，甚至也不能告诉我们大部分移民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会有怎样的表现。
事实上，过去针对特定移民群体的批评认为，移民在某个时期无法被同化，而这种批评在那些时期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特定移民群体的同化程度低也是错误的，因为现在的情况已经同以前大不一样了。其中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如今很多民族机构都致力于将自己的文化乃至怨恨永久性地传承下去，这与过去民族机构促进融合的做法大有不同。此外，20世纪20年代美国突然加强了对来美移民的限制，这使得已在美国定居的移民的家乡同胞中很少再有人继续来到美国，他们与故乡文化之间的纽带也被切断。现在那些引证历史的人，谋求的是保持文化纽带的连接与传承。但是过去的事情之所以这样发生有其特殊的原因。一旦那些因素不再存在，我们就不应该期望出现与历史相似的结果。
在政客的种种言论中，经济学可以反驳的就是他们一直强调的移民可以承担本国国民不愿从事的工作。无论从实证评估还是从定性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都站不住脚。例如，在美国主要的几大经济部门，移民数量都没有超过总雇员的一半。一项针对美国473个工作类别的研究发现，只有4种工作的移民雇员数量超过了半数，分别为粉刷工匠、裁缝、产品分类员和美容沙龙服务员。即便是这四类工作，美国本土雇员的占比也超过了40%。很多政客总是声称移民劳工对农业部门非常重要，但在美国的农业工人中，超过一半的人都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
有人担心如果非法移民无法继续在美国的农场中从事采摘，就可能出现“十美元的生菜”，但这种担忧与经济学原理完全不符。农产品销售收入的大部分归农场主所有，只有很小一部分被用于支付劳工的薪资。例如，2004年美国家庭用于购买水果和蔬菜的平均开支约为370美元，其中65美元归农场主所有，22美元用于支付劳工工资。即使农场劳工的工资翻一倍，也不过只是使当年的果蔬供应成本增加22美元，尚且不到总成本的10%。“十美元的生菜”只是一个很有噱头的政治口号，与经济现实全无关系。
经济学和历史学一样，如果不仔细分析不同时期和地区的具体特点，就不能草率地引述历史。从理论上看，只要有市场参与者愿意以交易双方都同意的条件进行交易，且交易和流动不受国界限制，那么人口的自由流动就和商品及服务的自由流动一样，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实际上，人口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其结果与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完全不同。若要从日本买入一辆丰田汽车，美国顾客不必了解日语，也不必让自己适应日本的文化和习俗，更不会将日本的疾病引入到美国。而且丰田汽车不会生下小丰田，并让它们像第二代移民那样在敌意中成长。
抽象来说，所有的事情除了不同之处就都是相同的，但是所有的事情除了相似点以外又都是不同的。但这些自明之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借鉴针对商品和服务的政策来制定关于人的政策。人完全不同于商品和服务，人与人之间也存在差异，所以任何政策——不管是针对移民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如果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就可能在初期看上去非常合理，但在长远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些被忽视的差异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对移民问题来说，这些后果可能是不可逆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