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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保险”
应对风险的政府计划经常被归类为保险，而且有时甚至被官方称为“保险”，虽然实际上它们并不是保险。例如，美国的国家洪水保险计划保障的房屋，所处的位置对于真正的保险公司来说风险过高，并且国家洪水保险计划收取的保险费也远低于弥补其成本的必要水平，因此未补偿部分就必须由纳税人来补偿。此外，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还帮助洪水、飓风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恢复和重建家园。该署不只为遭受无法预知的灾难的人提供帮助，还为高危频发地区的富裕度假社区提供帮助。
正如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翡翠岛上的一个富裕度假社区的前镇长所说：“翡翠岛基本上把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当成了一份保险。”凭借大量补贴的财务保护，北卡罗来纳州的海岸线上兴起了许多危险的沿海社区。正如《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过去 20 年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海滨小镇建造热潮，过去冷清的小渔村被改造成了现代海滨胜地。土地价格上涨了一倍又一倍，海滨地段地块的价格卖到了 100 万美元甚至更多。海边古朴的村舍早已被囊括了 10 间卧室、游戏厅、电梯、按摩浴缸和游泳池的超大型出租住宅所取代。
出现这样的情形，正是由于这些建在飓风袭击区的脆弱又昂贵的海边房产能够获得政府资金来修缮。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一次飓风过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购买了“价值约 1,500 万美元的沙子”，来代替被飓风从海边吹走的沙子。
与真正的保险不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和国家洪水保险计划这类保险项目并不会降低总体风险。人们常常会在飓风和洪水高发的地方重建家园和企业，而且媒体还常常对他们的这种“勇气”大肆赞扬。但是，由此引发的经济风险并不像保险那样由造成风险的人承担，而是由纳税人承担。这就意味着，政府的介入使得住在高风险地区的人所要承担的代价降低，而整个社会要承担的成本却增加了；当人们必须自己承担住在高风险地区的成本时，他们将面临高昂保险费、财产损失和时时刻刻的担忧。
电视评论员约翰·斯托塞尔（John Stossel）的经历就是典型的例证：
1980 年，我在海滨建了一栋房子，很漂亮，有 4 间卧室，每个房间都能看到大西洋的风景。
建房子的地方很荒唐，就在大海边上，我的房子和大海之间仅隔着 100 英尺的沙滩。我父亲对我说：“不要在那建房子，太危险了。房子不应该离海这么近。”
但我还是建了起来。
为什么？正如我面前的这位很想接受这一任务的建筑师所说：“为什么不呢？如果海水冲垮了你的房子，政府会给你钱让你再建一栋新的。”
海水在 4 年后冲毁了斯托塞尔先生的房子的一楼，政府进行了重修。又过了 10 年，海水再次扑来，整栋房屋全部被冲毁。政府于是给他的整座房子及里面的财物支付了赔偿金。约翰·斯托塞尔说他为国家洪水保险计划保单支付的费用“极便宜”，而私人保险公司同样的保险单无疑会“超级贵”。但这并不是为低收入者提供的保险项目。它所保障的范围是位于马里布的豪宅，以及富裕家庭在海恩尼斯和肯纳邦克波特的度假屋。国家洪水保险计划实际上是美国最大的财产承保者。
超过 25,000 处房产因为不同的损失情况，从美国联邦政府获得过超过 4 次的洪水保险金。波士顿的一处房产遭受了 16 次洪灾，需要 80 多万美元的修缮费用，远远超过该房产本身的价值。1978 年至 2006 年期间，有 4,500 处房产的保险赔偿金超过其本身的价值，而斯托赛尔的房产只是其中一例。
向地震、野火、龙卷风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受灾者提供救助及重建资金，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政治倾向。电视上的悲惨画面让人顾不得思考如果他们决定住到灾难幸存者住的地方情形会怎样。据估计，卡特里娜飓风过后重建新奥尔良的费用足以给每个新奥尔良四口之家发放一笔 80 万美元的资金，足以让他们定居到更安全的地方，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但是，几乎没有人这样做，无论是在新奥尔良，还是其他经常受到野火、飓风等可预见自然灾害侵扰的地方。
甚至当前没有发生自然灾害，仅仅是对这种灾难的预期也常常会激起人们对政府补贴的呼吁。就像《纽约时报》的社评所说的：
随着保险费的不断上涨，以及保险公司削减了从墨西哥湾到美国佛罗里达州东海岸和长岛的住宅综合保险，数百万人可能马上就买不到保险了，这将引起真正的危险。这为政府援助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按照这一观点，真正的问题好像仅仅是弥补损失，而不是搬离危险地区，从源头降低受损的风险。私人保险公司会在高危险地区收取高额保险费，以此激励该地区的居民搬迁。但是，政府对保险公司实施的价格管制导致了可预见的结果，正如上文《纽约时报》的同一篇社论中提到的：“私人保险公司把保险费在允许范围内提高到了最高水平，当它们被禁止提价时，就把超过价格的高风险房屋排除在承保范围之外。”
政府提供的灾难救助与保险公司提供的私人赔付在其他方面也有不同。私人保险公司间的竞争不仅会影响价格，而且也会影响服务。
当某一地区遭到洪水、飓风或其他灾难侵袭时，A 保险公司不能比 B 保险公司的赔偿速度慢，否则后果将很严重。
想象一下，如果洪水或飓风毁坏了某个投保人的家园，他一直在等待保险代理人来给予赔偿，而他的邻居则在几个小时内就迎来了保险代理人，并立即提前获得了几千美元的赔偿款，用来寻找临时住所。如果哪家公司服务快捷、哪家公司行动迟缓这样的评判言论在全美流传开来，不仅这位消费者很可能会换掉这家行动迟缓的保险公司，而且美国各地的许多人也会这么做。对于行动迟缓的保险公司来说，这就如同在全美范围内丢掉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业务。《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就印证了一些保险公司避免其行动晚于竞争对手：
为了应对最坏的情况，一些保险公司要求汽车安装全球定位系统，为汽车在路牌和路面毁坏的地区提供导航；而且，许多保险理赔员都带着计算机绘制的地图，以辨别每位消费者的准确位置。
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侵袭新奥尔良后，《华盛顿邮报》报道了私营部门与政府在应对灾难时的差别：
私营部门在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之前就已经开始制订计划。家得宝公司的“作战室”将紧急物品——发电机、手电筒、电池和木材——运到受灾地区周边的物资分发区。
电话公司准备好手机信号塔并用发电机和燃料发送信号。保险公司派出特别小组乘飞机赶到受灾地区，并开通热线电话处理索赔。
我们也可以从卡特里娜飓风的重建过程观察到两者在反应时间上的差别：
2005 年 8 月，卡特里娜飓风夷平了两座桥梁，一座供汽车通行，另一座供火车通行。这两座桥梁横跨在宽两英里的水面上，将这座城市与帕斯克里斯琴连接在一起。16 个月后，公路桥梁才打好桩，而火车已在铁路桥梁上繁忙运输了。
不同之处就在于，还没有修好的公路桥梁由美国政府所有。而铁路桥梁则归杰克逊维尔的 CSX 铁路公司所有。卡特里娜飓风登陆后的几周之内，CSX 铁路公司就派出了施工队伍来修建这条货运铁路线，只花了 6 周，该铁路桥梁就重新通车了；而公路桥梁（也是美国 90 号州际公路的一部分）局部通车也至少用了 5 个月的时间。
在政府应急计划中，当然没有竞争者，也缺乏市场竞争，而正是竞争促使私营部门迅速反应。虽然政府应急计划可以类比保险，但却产生不了相同的激励和结果。政治动机甚至会妨碍自然灾害救助。1999 年印度遭遇龙卷风袭击，并造成数千人死亡，该国媒体报道称，政府不愿寻求国际机构的帮助，因为害怕人们会将此看作印度政府承认自己无能。最终，灾难过去两周后，仍然有许多村庄没有得到救助和信息。
① 几乎每条规则都有例外。购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电力公司的债券作为安全投资以保障退休生活的人，在 2001 年加利福尼亚州电力危机期间亲眼见证了这些投资的价值损失殆尽。加利福尼亚州强迫这些电厂以低于它们支付给供应商的价格，将电力出售给消费者。导致这些电厂欠下了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它们的债券价格也因此降低到垃圾债券的水平。
② 尽管在机动车导致的死亡中，年龄在 20 到 24 岁的司机造成的死亡率最高，但是死亡率随年龄下降的趋势在 55 至 59 岁时结束，随后又上升了，年龄在 80 至 84 岁之间的司机所造成的死亡率，几乎和 16 至 19 岁的年轻人相当。引用自保险信息学会著：《2012 年保险年鉴》（2012 Insurance Fact Book），第 15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