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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国家或地区内部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有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受益于外国投资者的资金、技术和技能。外方投资者有很多，包括私人投资者、金融机构和商业企业；而接受投资的国家既包括独立的主权国家，也包括帝国主义列强的海外殖民地。
私人投资
尽管英国引领全世界步入了工业革命时代，但在几个世纪之前，英国还是西欧诸国中技术较为落后的国家。移民的大量涌入给不列颠群岛带来了宝贵的工业、商业和金融技能，通常这些移民都是受到宗教或其他迫害而被迫出逃的难民，也有人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自由或经济机会。
这些移民中包括帮助英国建立起制表业的胡格诺派教徒、为英国制造出第一台钢琴的德国人和一度主导伦敦金融市场的伦巴第人和犹太人。英国法律体系的可靠和公正也吸引了欧洲大陆的投资。而这些移民和投资不仅帮助英国发展了经济，也改变了英国的人民。到了19世纪，英国人在工业、商业和金融等领域都已经领先全球。从资本净差额来看，今天的英国已不再是资本的输入国，而是资本的输出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范围内大约一半的国际投资都源自伦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中，英国已将其资本的一半以上投资于海外。
同样，美国也依靠欧洲移民完成了从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到工业大国的转型。大批的欧洲移民给美国带来了技能、天赋和技术，大量的外商投资帮助美国在19世纪建立起运河通道、铁路等基础设施。而且，直到21世纪，美国一直是全球主要的外商投资流入国。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因海外投资而获益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澳大利亚经济中约有1/5的资产为外国投资者所有；而在阿根廷，该比例则高达一半。
但这并不意味着以上几个国家都在被动地依赖外国投资者。这些国家内部的经济环境是外国投资者是否愿意投入大量资金的关键。至少这些外国投资者必须保证这些投资仍属于私人财产，而不会被当地政府以“国有化”的政治名目没收。当地经济还必须投入能配合外商的资本，例如辅以必要的自然资源、劳动力、技术和基础设施等。各国在这些方面的差异也会导致外商投资选择进入不同的国家。
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如何对待那些掌握他们所不具备的技能的外国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19世纪，日本人欢迎且招募那些具有专业技能和经验的外国人来帮助日本实现工业化，同时，他们也将本国的年轻人送到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去学习。在20世纪，大批来自欧洲、中国和印度的外来者帮助马来西亚殖民地以及独立后的国家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和商业经济体系，而马来人却只是这一进程的旁观者。事实上，马来人对这三种外来群体都很排斥，马来西亚独立后，当局严格限制华裔和印度裔群体的经济活动和受教育机会。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中，19世纪的日本是一个特例，大部分国家的情况都类似于马来西亚。因此，日本从19世纪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20世纪全世界最先进和繁荣的国家只是一个特例，而并非常态。
总之，阻碍贫穷国家经济发展的，并不只是资金或人力的匮乏，还有那些对资金和人力起抑制作用的活动。有时这些抑制只是一种政治表达，它反映了人民对外国人的敌视，或对在工业和商业上比本地人更先进的少数族裔的压制。这种情况极为普遍，例如东非原住民对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的排斥，西非人对黎巴嫩移民的不满，阿根廷人对英国人的仇视，东欧对犹太人的迫害，还有奥斯曼帝国时期亚美尼亚人的遭遇，东南亚地区对华裔的普遍歧视，印度的马尔瓦尔人（Marwaris）在阿萨姆邦（Assam）以及伊博人在尼日利亚北部地区曾遭受的不公平对待。
有时，一些地区对外国资本的排斥只是基于意识形态。马克思和列宁提出的国际剥削理论、拉丁美洲学者提出的“依赖”理论，或是一些无来由的信念，认定外国投资者的成功肯定是以本国人的损失为代价的。拒绝和压制外国资金和人力的投入对一国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大可以从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历程中窥见一斑，这两个国家都在20世纪末期取消了这种政策并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限制性政策大幅减少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都开始快速发展，数千万人由此摆脱了贫困。
外国援助
海外资金和人力的流入还有另外一种渠道——富裕国家或国际机构将财富和资本转移给贫穷国家的政府，但这种方式效果并不好。尽管这种资金转移被称为“外国援助”，但这样做究竟能否以及能在何种程度帮助这些贫穷国家摆脱贫困，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尽管大部分私人资本会选择投向富裕国家而非贫穷国家，但进入第三世界国家的私人资本仍是外国援助的几倍。事实上，第三世界国家侨居在外的国民每年汇回的资金就已超过了全球外国援助的总额。
大量接受外国援助并不能提高穷国的人均产出水平和生活水平，韩国也恰恰是在美国开始大幅削减援助资金之后才开始迅速发展，从极度贫困的状态一跃跻身于世界较发达国家之列。1960年时，韩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不及海地，而后者长期被视为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直为韩国提供大量援助，总规模甚至高达该国总产出的10%，但这并没有改变韩国的状况。外国援助资金取消后，情况却发生了改变：
援助在1957年到达顶峰。在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已经不能维持国内极低的投资水平。然而，到了60年代中期，韩国依靠自己实现了经济的掉头增长，增长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两位数。到了80年代中期，韩国已经奠定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地位。
所有这些却与“专家们”关于发展的普遍观点相左。1951年，“美国的共识是，像韩国这样的东亚国家很可能没有发展的希望，而印度和非洲则能很快摆脱贫困”。这种观点“在学术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大量学者都在研究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时间不断流逝，研究者痛苦地发现自己的预测错了：印度的发展速度仍然很慢，而很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甚至在实现独立几十年后，比殖民地时期还要贫困。这些“专家”不仅预测错了哪些国家会走出贫困，更重要的是，他们关于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根源和解决方法的理论也是错误的。
如果是帝国主义和工业化国家的压迫导致了第三世界的贫困，那么显然取得独立能够提升亚非被殖民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如果拉丁美洲的经济落后于其他西方国家的原因在于它们对外国投资者的依赖，那么拒绝外方投资并依靠国内发展就是一种明显的补救措施，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和韩国都采取了这种做法。这些国家都推出了限制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的政策，以及旨在用国产产品取代进口产品的政策。韩国花费了数年、拉丁美洲国家花费了数十年来实施这些政策，但在屡遭失败之后，这些国家最终都改变了政策的方向。
那些能向世界市场开放本国经济并不断放松国内的经济管制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都有所提升。印度和中国都在放松市场管制之后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在此之前，两国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对内和对外管制的限制。